乃至需要江西、湖广等省分漕米“以纾江浙民力”可见灾情同样不轻。由于政治和经济环境的限制文宗临朝四年间只好专心着意以追求振兴文治的表面效果为满足。通过建立奎章阁学士院和修撰《经世大典》他将当时几乎所有的名儒都笼络在自己周围用虚崇文儒的手段来收揽汉地民心。
奎章阁是元代大都皇宫内收藏文物书画、图书宝玩的殿阁在兴圣殿西廊。天历二年文宗建奎章阁学士院于此设大学士、侍书学士、承旨学士、供奉学士等职。文宗的意图是欲借此标榜自己以儒治国。他曾诏谕奎章阁诸学士说：“朕以统绪所传实在眇躬夙夜忧惧自惟早岁跋涉艰阻视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国家治体岂能周知。故立奎章阁置学士员日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陈说于前使朕乐于听闻”（《元史·文宗纪三》）。学士院还专设授经郎二人为蒙古贵族子弟传授经学。但是这种聊备顾问式的问对“无益时政”讨论率多不切近务事实上文宗也不准许他们议论时政明白宣布：“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元史·虞集传》）。因此奎章阁学士院虽有为朝廷以儒治国张本的虚名实际上却变成聚集名人学士入侍燕闲观览经书鉴赏文物的场所。奎章阁诸臣的真正身份其实并不是君主的政治智囊团不过是一批才识诣的“文学之士”而已2。
奎章阁学士院建立的当年即受命与翰林国史院官一起采辑本朝典故准唐宋会要纂修《经世大典》。翌年二月以纂修事专属奎章阁学士院燕铁木儿为国史例监修。至顺二年五月书成凡君事四篇（帝号、帝训、帝制、帝系）臣事六篇即治典（吏部典志）、赋典（户部典志）、礼典（礼部典志）、政典（军事方面的典志）、宪典（刑部典志）、工典（工部典志）总共88o卷。分别节录中央、地方官府的有关文件于各篇目之下但删去吏牍繁词由蒙文文书译为汉语者多重加润色由直译体改为汉文文言。通过纂修这样一部大规模的官颁政书来强化“示治平之永则”1的正统形象。
史载文宗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作藩王时“日以酒韬晦”2。他死于至顺三年八月年仅二十九岁“隐亏天伦”的负罪心理和好酒的性情应是损害他健康的重要原因。次年权臣燕铁木儿也因纵欲过度病死。但是元代政局为天历之变的惯性所推动继续遵循原来的轨道行进六七年之久。长期积聚的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更为广泛普遍的社会对抗促使元代社会进入它的后期。
2《元史》卷一八二《谢端传》。
1《经世大典序录》《元文类》卷四o。
2大䜣：《王可毅历仕记》《蒲室集》卷十。
第九章元朝统治的衰败与元末农民大起义第一节元朝统治的衰败至正新政至顺四年（1333）妥欢贴睦尔即帝位。从此元朝进入元顺帝统治的最后36年衰败时期。
年仅13岁的妥欢贴睦尔面临着年复一年造成的积重难返的政治局面：权臣擅权、吏冶、财政空虚、社会动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深感社会危机的严重因而力图推行新政实现中兴以摆脱危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铲除权臣伯颜是当务之急。
文宗图帖穆尔与权臣燕铁木儿相勾结一手制造了旺忽察都事件把兄长明宗和世剌毒死。文宗临终前嘱咐道：“昔者晃忽叉（即旺忽察都）之事为朕平生大错。朕尝中夜思之悔之无及”（权衡《庚申外史》）。他决意传位给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当时权倾天下的燕铁木儿担心事情败露决定封锁文宗遗诏传位给明宗次子懿磷质班是为宁宗。年仅7岁的宁宗在位53天后得病而死。燕铁木儿千方百计阻扰妥欢贴睦尔继位直到燕铁木儿病死妥欢贴睦尔才登基称帝。当年翊戴明宗、文宗夺位的伯颜起而代之拜中书右丞相进封秦王在与燕铁木儿子、左丞相唐其势争夺权势的斗争中取胜。此后伯颜“独秉国钧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渐有奸谋”（《元史·伯颜传》）。他的官衔加起来总共达到246字“势焰熏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元史·伯颜传》）。
伯颜秉政达7年之久。在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元朝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动荡不安。为了在这种不稳定的社会条件下求得个人权利的绝对稳定伯颜推行了一系列“变乱祖宗成宪”的政策。这些政策归纳起来主要有：先排斥汉人、南人加强民族压迫措施。他下令禁止汉人、南人习蒙古、色目文字以阻止他们参与政权机关的管理活动并于至元元年（1335）宣布废除科举以防止汉人、南人通过科举入仕。在中书省内汉人、南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排斥。至元二年以来只有王懋德、许有壬、傅岩起分别担任过左丞和参知政事其中许有壬为了争论废科举事丢掉了参知政事的职务。当至元三年先后爆广东朱光卿、河南棒胡起义后伯颜竟提出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主张尽管这一荒谬的建议是无法执行的但是已暴露出伯颜集团对汉人、南人的仇视和歧视心理。与此同时对汉人、南人还实行了禁军器、刷马匹等防范措施。
第二对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异己者实行排斥、打击。伯颜出身蔑儿乞部该部曾被铁木真击败部众大多被俘为奴故伯颜幼时曾为剡王彻彻秃家奴。剡王彻彻秃为宪宗蒙哥第三子玉龙答失之孙立有军功地位显赫。伯颜擅权剡王自然是他的障碍但伯颜每见到剡王仍呼之为“使长”。“伯颜至是怒曰：‘我为太师位极人臣岂容犹有使长耶！’遂奏剡王谋为不轨杀剡王并王子数人。”（《庚申外史》）妥欢贴睦尔不准杀剡王伯颜强行传旨行刑。世祖忽必烈第九子脱欢之孙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和威顺王宽彻普化也被伯颜矫旨贬斥。
第三滥纸币大肆敛财。至元三年（1337）行纸币75万锭比顺帝即位前一年的至顺三年（1332）增加5o％以上。伯颜把大量钱财攫为己有仅得赐田一项就达1万多顷。所以时人说：“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庚申外史》）。后来伯颜被贬有人题诗于壁云：“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1由于伯颜倒行逆施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湖广、四川、江西、江浙等行省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连绵不断。至元三年（1337）正月广州增城县民朱光卿动起义石昆山、钟大明率众响应称“大金国”改元“赤符”；四月归善县民聂秀卿、谭景山私造军器以宗教为号召拜戴甲为定光佛并与朱光卿联合朱光卿虽被镇压但其余部一直活动了三年之久。与此同时河南汝宁信阳州爆棒胡起义。棒胡本名闰儿因好使棒人称“棒胡”与其徒百余“以烧香惑众妄造妖言作乱焚陈州屯营于杏岗”（《元史·顺帝纪二》）。他们显然是白莲教徒。以后又有胡山花、辘轴李、棒张等起兵响应直到次年四月棒胡等被俘杀起义才失败。同年四川合州大足县有韩法师起义。至元四年（1338）六月福建漳州路南胜县李志甫领导畲民起义；江西袁州（今宜春）爆彭莹玉及其徒周子旺起义子旺称周王改国号旋被镇压。至元五年十一月还生了河南省台掾史范孟等假传圣旨、杀行省平章月鲁帖木儿等人、自称河南都元帅的事件受牵连者以千百计。
至元六年二月伯颜的侄儿脱脱在妥欢贴睦尔支持下动政变伯颜被贬至南恩州阳春县（今属广东）病死于龙兴路（治今江西南昌）驿舍。清除伯颜是符合当时社会展要求的。自元朝建立以来附会“汉法”与抵制“汉法”在蒙古统治集团内部虽然一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推行“汉法”已是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伯颜擅权以来排斥汉人废除科举采取民族压迫政策是元朝后期一场罕见的抵制“汉法”运动显然是逆社会潮流而动的不得人心的举动。脱脱的政变是得人心的人们称此举为“拔去大憝如剔朽蠹”1。
伯颜被逐后妥欢贴睦尔命脱脱之父马札儿台为太师、中书右丞相脱1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讥伯颜太师》。
1杨维祯：《杨公神道碑》《东维子文集》卷二四。
脱为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为御史大夫。马札儿台热衷于经商敛财半年后下台。至元六年十一月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当时“天子图治之意甚切”（《元史·苏天爵传》）把大权交给脱脱脱脱立即大刀阔斧地废除伯颜“旧政”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称“更化”2。主要措施有：第一恢复科举取士制。脱脱任相后仅一个多月即恢复科举制度。这一措施对于笼络汉族士大夫、消除伯颜排儒带来的民族隔阂心理有一定作用。脱脱又大兴国子监蒙古、色目、汉人三监生员达到三千余人。
第二置宣文阁开经筵遴选儒臣以进讲。文宗时置奎章阁一时精英荟萃文采焕然。文宗卒后奎章阁无人顾问文士四散。脱脱上台后改奎章阁为宣文阁主要用作宫廷教育在翻译古籍、编撰史书等方面起了不小作用。脱脱又选儒臣欧阳玄、李好文、黄溍、许有壬四人进讲。至正九年（1349）冬宣文阁改为端本堂。
第三恢复太庙四时祭及其他礼仪制度。
第四调整蒙古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正式为剡王彻彻秃昭雪；召还宣让王贴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使返回所属领地；功臣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正广平王之位。
第五开马禁、减盐额、蠲逋负减轻对人民的控制与剥削。如减盐额方面河间盐场自至正二年（1342）起免余盐3万引；两浙盐场自至正三年起额盐量减少1o万引；福建盐场自至正三年起免余盐3万引。另外对地方官提出六条标准制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备者减一资三事备者平迁六事俱不备者降一等”（《元史·顺帝纪四》）。
第六修撰辽、金、宋三史。自至正三年四月起修至四年三月完成《辽史》四年十一月完成《金史》五年十月完成《宋史》。《金史》、《宋史》成书时脱脱已辞去相位但脱脱在决定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年号”的编史方针和筹措资金、组织班子方面其功不可没。
自从脱脱在妥欢贴睦尔支持下推行新政以来元朝统治集团的主要人物作风大有改变。妥欢贴睦尔用心攻读圣贤书裁减宫女、宦官节省御膳、御装关心政治常在宣文阁与大臣商谈国事。广大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因受到重用多“知无不言言无顾忌”（《元史·苏天爵传》）欢呼“至正宾兴郡国贤威仪重见甲寅1前”2准备在“至正中兴”中一显身手。脱脱因为推行“更化”政策朝政为之一新“中外翕然称为贤相”（《元史·脱脱传》）。至正四年五月脱脱辞相。由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出任右丞相；七年正月由别儿怯不花任右丞相；当年十二月朵儿只任右丞相；九年闰七月脱脱复相。其间共5年多妥欢贴睦尔仍有励精图治之志2黄溍：《史公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六。
1指延祐元年是年次开科。
2欧阳玄：《试院倡唱》《圭斋集》卷二。
也继续推行一些新政但从整体来说元朝的政治已不可挽救加之天灾频仍人民起义愈益强烈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这段时间内妥欢贴睦尔起用的三相能力较差威望远不如脱脱。故新政大多由妥欢贴睦尔亲自过问。这段时期内推行的新政主要有：第一颁行《至正条格》。自英宗颁布《大元通制》以来二十余年间一直未曾修订过新的法律“以致诸人罪状议拟有轻重之殊每罚一辜或断一事有司引用不能偏举事至于斯深为不便”3。故妥欢贴睦尔命平章政事阿吉剌监修新律于至正五年十一月成赐名《至正条格》。第二定荐举守令法。妥欢贴睦尔深知当时官吏素质下降因而制定新法凡选转某人为官他都亲自过问予以审查意欲选拔一些无劣迹的清廉之士为地方官。
第三遣奉使巡行天下。至正五年十月下诏曰：“遣官分道奉使宣抚布朕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元史·顺帝纪四》）。于是调遣大批高级官员分巡全国各道意图改变贪官污吏状况开创廉政建设新局面“然奉使者类皆脂韦贪浊多非其人。惟四川一道得王士熙（即王守诚）、武子春（即武琪）稍振纪纲余皆鼓吹而已”（《庚申外史》）。
第四举逸隐士沙汰僧尼。推行新政以来朝廷颇感人才缺乏。在修撰三史和奉使巡行天下时注意采访山林遗逸推荐到京任职。“隐士无求于朝廷而朝廷有求于隐士”（《庚申外史》）成为当时的名言。
自后至元末到至正九年脱脱复相的近9年时间内妥欢贴睦尔励精图治大有中兴之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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