蠹绦⒈怼�3—4世纪蒙古史的主要汉文史料》（载《东方诸国的现代学》第卷关最初几个蒙古汗的汉文史料》（耶律楚材神道碑的翻译与研究，95），《蒙鞑备录》俄文译注本（975）。专题研究论文有《论3世纪前半期最初几个蒙古汗在中国政策上的两种倾向》（载《布里雅特综合科学研究所集刊》第8辑，92），《论3—4世纪蒙古牧民的经营方式》（同上第辑，95），《3—4世纪蒙古和中国经济状况问题》（载《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辑，95），《黑水城发现之两件蒙文印件残片》（载《蒙古研究》，970）等多篇。
着重研究元末农民起义的博洛甫柯娃撰写了一系列论文《红巾军起义与朱元璋的兴起》（《亚非人民》9年第2期），《红巾军起义最初阶段的郭子兴—朱元璋集团》（载《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93），《论4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反对蒙古征服者的斗争》（载《鞑靼—蒙古人在亚洲与欧洲》，970）等。其专著有《中国的红巾军起义》（97）。
克恰诺夫是著名的西夏史专家，对蒙夏关系和蒙古征服西夏的战争有深入的研究，除专著《唐兀国史纲》（98）外，还撰有《关于成吉思汗征服后唐兀人历史命运的几点看法》（《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辑，95）、《蒙夏战争和西夏的灭亡》（《鞑靼—蒙古在亚洲和欧洲》，970）等篇论文。此外，他还著有《lt；元史gt；中关于3世纪吉利吉思移民的记载》（《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类，93），《征服世界的铁木真的一生》（977）。
维克托罗娃着重于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历史的研究，著有《蒙古民族起源的最初阶级》（副博士论文，9）、《古代蒙古游牧民阶级社会的形成》（《前资本主义历史问题》第卷，98）、《蒙古人民族起源与文化渊源》年，中国学者举行成吉思汗诞生800周年学术讨论会，某些苏联学者也有反映，发表了迈斯基写的《论成吉思汗》（《历史问题》92年第5期）和帕舒托等人写的《成吉思汗及其遗产》（《苏联历史》92年第5期）等文。970年，苏联出了一部名为《鞑靼—蒙古人在亚洲和欧洲》的论文集，所收论文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统一蒙古国家的形成与成吉思汗》（桑达格撰），《南宋的灭亡》（斯维思托诺娃撰）、《蒙古封建主在中国东北统治的建立》（麦里柯夫撰）、《3—4世纪中国蒙古诸汗的社会经济政策的一些问题》（杜曼撰）等。耶果罗夫的专著《3—4世纪金帐汗国历史地理》（莫斯科，985）利用了大量俄国编年史及考古资料，其历史简述第一部分终于忙哥帖木儿，第二部分至400年。此书主要内容是城市发展研究，分为六个时期。此外还论述了政府机构和军事地理。末附所有已知遗址的细目，极为有用。
德国十九世纪后期至本世纪初，著名汉学家夏德格鲁伯奥托·弗兰克（ottofrae，83—94）等人的卓越成就标志着德国的汉学（含满、蒙、藏和西域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格伦威德尔（。gruedel）和勒柯克（。vodeleoq）在吐鲁鲁等地考察的丰富收获也对德国汉学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本世纪上半叶，继承前人事业并在蒙元史研究上作出大贡献的学者，首推海尼士（erihhaeish，880…9）。
海尼士受业于格鲁伯和夏德，通汉、满、蒙、藏语。904年，他以博士论文《汉文版lt；蒙古源流gt；与蒙古原文的比较》奠定了后来主要研究方向的基础。接着，他在中国武昌、长沙担任军校教官共7年，并继续其汉学研究。二十年代以后，历任哥廷根大学、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其间，除在汉语和中国古代史方面陆续有著述外，他倾注了大量精力研究蒙元时代的历史与文献，特别是《元朝秘史》。93年，开始著《关于lt；元朝秘史gt；的研究》。经过多年工作，完成了这项研究课题，主要成果分三卷先后出版第一卷为《元朝秘史》汉字音写蒙古原文的复原（937）；第二卷为《元朝秘史词典》（939。每词均列出其见于各节的不同语法形式和释义，并引有重要例句）；第三卷为德文译注本（94）。此外，还撰有多篇研究《秘史》词汇、语法特点以及复原问题的论文。他的其他蒙元史著述还有《成吉思汗的最后一次出征及其去世》（载《大亚细亚》第9卷，933），《蒙古统治时代中国寺庙的赋税优惠权》（940。其第二部分为八思巴字碑铭），《蒙古世界帝国的文化政策》（942），《伊利汗阿鲁浑和完者都给法国国王腓力的信》（《东方》第2辑，949。序论、译写、翻译和注释），《两个王朝的灭亡232—233年与38—370年目击者的报告》（99，为《录大梁事》与《北巡私记》的摘译，briht编刊）等。
拉契涅夫斯基（。rathevsy，899—99）是著名蒙元史专家，三十年代就以对元代法律制度的卓越研究为学界所推崇。他先从海尼士学习汉、蒙、满语，924年入法国东方语学校，次年入巴黎大学，成为伯希和的学生。在伯氏指导下，他以《元史·刑法志》研究作为博士论文课题。937年，其成名之作《元代的法典》（《元史》卷一○二、一○三《刑法志》一、二的法文译、注，和一篇长达99页的论述元代法律制度的“绪论”），作为“高等中国研究所丛书”第四种在巴黎出版，伯希和为之作序。此书迄今仍是元代法律史研究的最优秀著作之一。950年起，他在柏林洪堡大学东亚研究所主持蒙、汉语讲座，并任所长，继续从事蒙元史研究，先后发表《蒙古大汗与佛教》（《亚洲研究》，954），《元代中国立法中的蒙古处罚法制》（《中国——阿尔泰研究》，9），《论中国立法的蒙古影响》（第25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论文，93），《失吉忽秃忽》（《中亚杂志》，95），《关于蒙元时的“投下”一词》（《蒙古研究论集》，9），《室韦是蒙古人吗？》（《汉学论集》，9），《中国大汗宫廷的蒙古祭礼》（《蒙古研究》史、祭祀志》摘译并详细注释），《忽必烈》（《世界史名人传》，973），《成吉思汗札撒及其疑难问题》（国际阿尔泰研究学会论文，974）等多篇论文，以及与学生合编的《元代史学术语字典》（医学部分高龄时，他完成了最后一部力作——《成吉思汗其生平与事业》，于983年出版。此书被学界推崇为迄今最优秀的一部成吉思汗传记。
施普勒主要从事伊利汗国史和金帐汗国史研究。伊利汗国史方面，他在前人（多桑、哈默尔）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和研究了大量波斯文、阿拉伯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包括前人未曾利用的一些原始抄本，用新的体裁著成《蒙古人在伊朗伊利汗朝的政治、行政制度和文化》（939年出版，955年修订再版），分别对政治史（大蒙古国前四汗及历代伊利汗）、蒙古统治下的伊朗各大区史、宗教、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赋税、外交、法律、军事组织、公共设施和日用生活等各方面作了扼要阐述，征引原始资料非常丰富，内容充实，书末附有详细的史料和研究文献目录。此外还撰有一本简略的《伊斯兰诸国史蒙古朝代》（948）。金帐汗国史方面，943年出版了他的《金帐蒙古人在俄罗斯》专著（95年增订重版）。975年，他在第4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提出题为《定居社会中的游牧主义金帐汗国》的论文。他的另一部对读者十分有用的书是《蒙古史3—4世纪东西方史料选辑》（98年出版，972年英译本），分“帝国的建立”、“欧人眼中的蒙古人”、“波斯之伊利汗朝”、“中国的蒙古诸汗”、“金帐汗国”诸类，编集了除汉文史料外的各种文字重要史料。此外，他还用法文写了一本非常好的通俗读物《历史上的蒙古人》（9年出版，972年英译本）。
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frae，94生）是近几十年德国研究中国史的权威学者。他从952年起成为慕尼黑大学教授，后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继海尼士主持该校的汉学研究，一度出任过驻香港领事。他偏重于利用汉文史料研究元代史，著述丰富，涉及面很广。主要论著有《赵孟睢贰ⅰ渡８纭罚ā逗貉А罚�940，942）、《阿合马》（《东方》，948）、《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与经济元代经济史文献》（949）——主要是阐释汉文资料，并讨论了忽必烈的货币政策和至元、至大、至正三次货币改革；《拉施都丁lt；中国史gt；汉学注释》（《东方》，95）；《蒙古诸帝能读和写汉文吗？》（载《大亚细亚》新集3，952）——引证大量元人文集资料说明元中后期的英宗、文宗、顺帝等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汉文化修养；《吐鲁番发现的一件元代蒙古历书残片》（94）；《蒙古帝国时代的中西交往》（载《香港分部杂志》，9）；《lt；饮膳政要gt；中的非汉语名词补注》（《中亚研究》，970）；《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历史在涵化中的作用》（《蒙古研究》，974）；《从部落首领到天下皇帝元朝的合法化》（978），以及多篇考释元代蒙文文书残片的文章。近年，他仍著述不辍，续有新作问世。著名蒙古学家海西希是近三十年德国蒙古学的领头人，他主要研究清代和近现代蒙文历史、文学和宗教文献，成就卓著，但涉及蒙古古代史的著述很少。970年，出版了他和意大利藏学家图奇合著的《西藏和蒙古的宗教》一书，其中蒙古宗教部分由他撰写，用两章专述早期的萨满教和元代佛教在蒙古的传播。982年海西希从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职位退下来后，由其学生萨加斯特（。sagaster）继任。萨加斯特兼通蒙、藏文，主要研究蒙文史籍和蒙藏宗教、文化关系，有关蒙元史的著述主要有《白史》德文译注本（97）以及研究拉西彭楚克及其所著之《大元水晶鉴》（文载《中亚研究》4，970），讨论搠思吉斡节儿是否译过《五护经》（载oloulsy2，973）等篇论文。
海西希下面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是威尔斯主要擅长蒙古历史语言研究，六十年代以来发表多篇这方面论文。98年出版了他主编的涵盖史料、语言与文学、宗教、艺术和历史各方面研究的《蒙古历史与文化论集》，其中他本人撰写了蒙古语言概述（讨论到元代色目人使用的语言，认为是波斯—突厥混合语），窝阔台至蒙哥时代的蒙古帝国及其与西方的关系，以及西北三汗国历史；成吉思汗和元代的历史由ampfe和trauzettel分别撰写；veroiaveit撰写了蒙古自古至今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明、清蒙古史。这三位也是波恩大学蒙元史研究的骨干。藏学家h撰写了该书的元代西藏部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绩很大，尤其是对元朝皇帝赐西藏诏旨的研究。
哥廷根大学是德国中亚和东亚研究的重要中心，该校突厥学和阿尔泰研究的领头人德福以其四大卷巨著《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93—975）蜚声世界。德福对阿尔泰语系诸语和波斯语都有很深造诣，因而能采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考察蒙古和帖木儿时代及其以前新波斯语的历史源流。此书不仅是语言学的杰作，也是研究蒙元时代名物制度的优秀著作，是蒙元史研究者极好的工具书。他对《元朝秘史》的蒙文语法也有专门研究（文载《中亚杂志》，955），此外还撰有《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考》（《德国东方学会学报》，3，93）、《拉施都丁书中的蒙古人名》（《中亚杂志》，、4，970）等论文。该校另一位蒙元史研究者是傅海波的学生罗斯纳他在94年以题为《元代法律中的“十恶”罪》的长篇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对元代史汉文史料很熟悉，研究路子颇似其师。
藏学家和蒙古学家舒伯特（j，shubert）于950年应聘到莱比锡大学任教，959年继任该校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蒙古文化史。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到蒙古进行了一系列学术考察，其中一项是专门寻找成吉思汗墓地，虽未达到目的，但写成了一部对蒙古史研究很有参考价值的考察报告《不儿罕山之旅》（93）。根据考察的收获，他还写了好几篇研究的论文《乌德犍山的观念与位置》（《乌拉尔—阿尔泰年刊》，35，94），《古代蒙古史上的历史性场所考》（关于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曲雕阿兰的考证，载《东方学报》（华沙），30，9），《不儿罕山即肯特山考》（《民族学博物馆年刊》29，973）等。莱比锡大学另一位研究蒙元史的学者陶贝著有《丹津札巴的lt；心箍注释gt；》（957），《lt；蒙古秘史gt；的一种不熟悉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