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TXT全手打版第464部分免费阅读-慈和居小说网

　　　　雷慕沙和克拉普罗特的著述显示，他们已将汉文史料与波斯文、拉丁文、亚美尼亚文等各种文字史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开创了蒙元史研究的新局面。

　　　　欧洲尤其法国浓厚的东方学研究风气和巴黎图书馆丰富的东方写本收藏还培育了另一位十九世纪前期杰出的蒙元史学者——多桑（m。d’ohsso，779—85）。多桑是君士坦丁堡出生的亚美尼亚人，其父仕于瑞典王国，任外交官，也是历史学家，784年离土耳其赴巴黎之任，在那里一直居住到807年去世。多桑从小在巴黎受教育，后亦任瑞典外交官，先后为驻巴黎（至84年）、海牙、柏林公使。他精通欧洲诸国语及土耳其、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语，又得以利用巴黎所藏东方文献，具备了研究蒙元史的优越条件。在西方学者中，他第一个最全面地检查了有关蒙古史的穆斯林文献，充分利用了波斯、阿拉伯以及拉丁、亚美尼亚等各种文字史料，并利用了宋君荣、冯秉正翻译的汉文史料，用法文著成四卷本《蒙古史》。其第一卷初版于824年，后又据施密特的《蒙古源流》德译本、俾丘林的《元史》前三卷俄译本作了较大补充，全书于834至835年在海牙—阿姆斯特丹出版。第一卷述蒙古起源、诸部族及成吉思汗一代史，第二卷述窝阔台合罕至元顺帝之元朝全史，第三、四卷述波斯之蒙古王朝（按历世伊利汗顺序）史。他把丰富的原始资料组织到系统而完整的叙述中，并标明出处，因此，长期以来此书一直是学者们了解蒙元史全貌和有关资料（特别是波斯、阿拉伯文重要史料）的主要参考书。多桑书无疑是十九世纪最优秀的、划时代的综合性蒙元史著作，俄国东方学家巴托尔德称誉说“汉学家们的蒙古史著作无一能与多桑书相匹敌”，并非溢美之辞。当然，多桑不懂汉文，未能更广泛利用汉文史料，是此书最大的缺陷；此外，他所用的一些穆斯林文献不是最好的写本，人名、地名、部族名的译写也不太规范，这是早期西方蒙元史著作的普遍毛病（我国清末民初学者通过这些著作接触域外史料，译名常因此致误）。他没有设立专章叙述察合台汗国和钦察汗国史，还不能算做完整的蒙古帝国史。现在，一些最重要的穆斯林史料如《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已有了经过校勘的刊本和译本，研究者们不再取材于多桑书，但多桑书以其系统性和材料宏富，仍不失为蒙元史研究者最好的入门书。

　　　　与多桑同时的法国东方学家卡特麦尔是波斯文、阿拉伯文史籍的卓越研究者，拉施都丁《史集》研究的先驱和典范。他先后在法兰西学院和东方语学校担任教授，初研究伊斯兰埃及史，后主要从事波、阿文史籍的校勘和翻译，成果甚富。83年，他的《波斯的蒙古史》第一卷，由法国国家印刷局出版于巴黎，这是拉施都丁《史集》“序言”及“旭烈兀传”的波斯原文校勘和法文译注合璧本，加上一篇长达百数十页的《拉施都丁生平和著作》论文。其语言学和历史学注释达五百余条，极其丰赡，利用了大量波斯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进行阐释考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很多条注释实际是篇幅相当长的专题研究。《汉学书志》作者戈狄埃谓，893年曾听说法国国家出版局准备出版此书之第二卷，但后来未见问世，可能已经散失。此外，卡特麦尔所著《马木鲁克算端史》（837），对蒙古与埃及的关系有较详细的论述，并将埃及史家马克利齐《诸王国志绪言》的部分内容译出收入书中。

　　　　一些法国学者研究蒙元时代西方使节的旅行记和元与罗马教廷的关系。824年，菲鲁萨继德国学者梅纳特刊布罗马教皇派往元朝的使臣马黎诺里的旅行记（820）之后，发表了研究论文《马黎诺里行记释》（《地理学会会刊》）。83年，雅克也发表《元朝与阿维尼翁教廷外交关系诸考》（《亚洲杂志》）。他还刊布了330年前后驻伊利汗国孙丹尼牙城主教让·柯拉的《大汗国记》拉丁文写本部分内容（《亚洲杂志》，830），后来玉尔即据此译为英文，收入其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这方面最好的成绩是839年出版的达维扎克（d’veza）用莱顿、巴黎和伦敦所藏写本合校的卡尔平尼行记《蒙古史》，随同刊布了其从行者本笃（beedit）关于卡尔平尼出使的简短报告，并译为法文，加了很有价值的注释，为后来的研究者所重视。东方学家都劳里埃和布洛塞先后研究了有关蒙元史的亚美尼亚文史料，前者著《亚美尼亚史家所记载的蒙古人》（《亚洲杂志》，858），后者著《两位亚美尼亚史家——乞剌可思·刚札克和乌黑塔内·乌尔哈》（圣彼得堡）870），两书都含有《海屯行记》的法译。德弗列麦里（。defremery）和桑吉涅底合作的《伊本拔图塔行记》全文校勘、法译本（853—858）使人们第一次获睹这部重要史料的全貌，其功甚大。

　　　　《马可波罗行记》当时已出了很多版本。85年，法国汉学家颇节又刊行一种新版本。这是首次依据巴黎帝国图书馆所藏出自马可波罗本人赠送给谢波哇领主迪博之原本的三种抄本整理而成，除异文校勘和说明外，还加了丰赡的历史、地理注释，利用了大量《元史》及其他汉文史籍资料进行考证。此书不仅在版本学上很有价值，在马可波罗行记的史地研究上也前进了一步。但他错误地考证马可波罗就是《元史》所载元世祖时的枢密副使孛罗，而且，特为加上一个汉文书名《忽必烈枢密副使博罗本书》，长期地误导了后来的研究者，甚至附会日甚，直到927年才由伯希和彻底纠正。颇节在八思巴字研究方面也有贡献。他继雷慕沙和贾柏莲（德国）、施密特（俄）、伟列亚力（英国）之后，于80年著文介绍了爪哇泗水发现的八思巴字钱币（载《亚洲杂志》）。82年，他又将《元史·八思巴传》和陶宗仪《书史会要》中有关八思巴字一节译成法文，并通过与藏文、梵文、蒙文字母对照，构拟出八思巴字母的音值，著成题为《八思巴蒙古字字母表》的长篇文章（载《亚洲杂志》）。这是到当时为止最有份量的八思巴字研究论文。

　　　　戈狄埃（heriordierl849—925）和沙畹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的杰出东方学家，他们在蒙元史研究上也有很大贡献。戈狄埃在89至87年以美国一商会职员身份驻上海期间开始从事东亚史地研究，88年就任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教职，后与著名荷兰东方学家斯勒格（gustavshlegel）一同创办了东方学专门刊物《通报》（890）。他著名的成绩是编纂了《汉学书志》（其中著录了迄至十九世纪末西人有关蒙元史的几乎所有著译书目）、《日本学书志》、《印度支那学书志》以及专著《中国及其对外关系通史》。有关蒙元史研究方面，主要是增订了玉尔的《马可波罗书》（903年再版本和920年的《注释与补遗》）和《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93—9年再版本）。此外，他还撰有《元代中国与中亚的基督教》（《通报》，97）等论文。汉学大师沙畹，889伯希和《评沙海昂译注本lt；马可波罗书gt；》，《通报》，927。

　　　　年起在法国驻华使馆任职，开始从事《史记》的翻译；893年起就任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他一生著述宏富，除《史记》（部分）法译外，主要集中于中西交通（如西域求法高僧行记的译注）和西域史（如《西突厥史料》等）的研究。辽、金、元史方面的研究，有《宋人使辽、使金行记译释》（原题《到辽、金的中国旅行家》，载《亚洲杂志》，89，898），《居庸关刻石初释》（《亚洲杂志》，894），《元代中国碑铭与官文书》（即白话圣旨碑文和文献研究，《通报》904、905、908）等。其《中国的旅行家》一书含有元代耶律楚材、长春真人、张德辉、常德等人旅行记的简单介绍。此外，895年，波拿巴亲王（roladboaparte，leprie）刊印了法国所藏元代畏兀字和八思巴字文献（石刻、信件、钱币等）的原件或拓片，根据这些材料，德维里雅撰有《蒙…汉文碑铭考释》（《亚洲杂志》，89），德鲁恩撰有《波拿巴亲王所刊元代钱币释》（同上）等文。

　　　　89年，列昂·加恩（leoahu）出了一部长达530页的《亚洲史导论突厥人和蒙古人，从起源到405年》。其中99—400页是讲蒙古人和蒙古统治下的亚洲。加恩是一位作家，叙事生动，可读性很强，但他对东方的语言和历史却缺乏较深的了解，未能理解资料，随意解释并加以引申，因而错误很多。

　　　　俄国第九届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80—82）团长雅金甫·俾丘林（nknhфnчynh，777—853）是俄国汉学的奠基人，杰出的汉学家和蒙古学家。在北京居住的十四年中，他广泛研究了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并搜集了大量中国典籍。但因沉湎于研究而怠忽职守，被判流放，82年召回任外交部译官。他著译甚丰，主要有《蒙古志》（828）、《十五世纪至现代之卫拉特史概述》（834）、《中亚古代各族史料汇编》（中国历代正史中部分四裔传的俄译，85）等。他将《元史》前三卷即太祖、太宗、定宗、宪宗本纪译为俄文，并据《通鉴纲目续编》相应部分增补，编为《成吉思汗皇室前四汗史》（829），俄国和西方研究蒙元史的学者长期以此书为采用汉文资料的主要来源。此外还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许多刊物上发表多篇有关蒙古史的论文。因其业绩，被选为帝俄科学院通讯院士和巴黎亚洲学会会员。

　　　　同时期的俄国东方学家、科学院院士施密特以其对东方语言特别是蒙古语以及蒙古历史文献的精湛研究而享有盛名，被授予法国和英国东方学会特别名誉会员荣衔。他著有最早的《蒙古语语法》（83）及《蒙德俄辞典》（835年，他发表了研究中亚诸族特别是蒙古、藏族古代宗教、政治文学形成史的论著；同年，又将雷慕沙所公布的伊利汗阿鲁浑和完者都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信件原文（畏兀儿字蒙古文）译为德文并作了语言学评注。施密特最有名的著作是蒙文本《蒙古源流》的德文译注本，名为《东蒙古及其诸王室史》（圣彼得堡，829），与蒙古原文对照，极便利用。这是最早的，也是极好的《蒙古源流》欧文译本，其注释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他还写有译释225年移相哥刻石铭文（《科学院论集》第2卷，833）和研究八思巴字蒙古文（他称为“方形字”。载《帝国科学院历史学部通报》，848）的文章。

　　　　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成员柯瓦列夫斯基被认为是俄国蒙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于828至832年在外贝加尔、蒙古和北京从事考察研究，为学习东方语言加入了正教会传道团，在北京居住了3年。他对蒙古语言、文学和历史都有研究，曾编集了两卷本《蒙古史料集》（喀山，83—837）。其主要贡献则是编纂了三卷本《蒙俄法辞典》（喀山，844—849），这部辞典收词完备，质量上乘，至今仍是学习古蒙文的重要工具书。他还著有蒙古史、蒙古文学史等书，惜已不存。杰出汉学家和东方语言学家瓦习理是840—850年的北京传道团成员。在北京十年间，他研究了汉、蒙、藏、满诸语言和中国的儒、佛、道、伊斯兰教史，由于通汉、藏文（这一点同时代学者中无人可比），其佛教研究的成绩尤为突出，所著《佛教其信条、历史和文献》（2卷，857，89）非常有名，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他的蒙元史研究成绩主要是将《蒙鞑备录》译为俄文，并对蒙古古史及其与金朝关系作了详细阐述，题名《十至十三世纪中亚东部历史》，载于《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四卷（859）。这个时期在蒙元史史料研究方面贡献最大的当推汉学家卡法罗夫…巴拉弟神甫（Пллдnnkфoв，87—878）。他也是于840年成为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成员，后来担任了两届传道团团长，在北京居住了30年，对中国的语言、历史和宗教（尤其是佛教）都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将极其重要的三部蒙元史汉文史料译成了俄文（）《元朝秘史》的汉文总译，题为《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蒙古故事》（载于《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成员著作集》第四卷，8），这是《秘史》最早的欧洲文字译本；（2）《长春真人西游记》（同上，88）；（3）《圣武亲征录》译注，题为《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中国故事》（载于《东方文集》第一集，877）。此外，他还翻译了张德辉应召赴漠北的《纪行》并加注释（《帝俄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部报告书》第9…0册，87�

《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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