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种虽皆行解剖于刑犯、饥疫者但其动机则无不涉于医学的研究。
第二节官修本草两宋时期共修成本草著作8o余部其中记载的药物品种总数达18oo余种比唐朝的《新修本草》增加了1o3o种。除私人所修的多部本草著作外由官府组织人力大规模编修本草成为这一时期药物学著作编撰的主流。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即诏令刘翰、马志、张素、吴复珪等九人修定本草。他们以唐朝的《新修本草》（659）为基础补正讹漏增加新药139种编成《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又命翰林学士李昉及王祐等人重新校勘修正颇多改名《开宝重定本草》（974）简称《开宝本草》颁行全国。凡2o卷收药983种。嘉祐二年（1o57）又命掌禹锡、林亿、苏颂等人在《开宝本草》的基础上再次修定于三年后修定完稿成《嘉祐补注神农本草》21卷增加药物99种共收药物1o82种除印有监本外为普及还出了小字本。
嘉祐三年（1o58）宋朝廷曾命各郡将所产药物一律绘图注明开花、结实、收采季节及用途送往京师由苏颂等人负责整理。这是继唐朝之后又一次由官府组织的大规模的药物普查对鉴别药物真伪、统一名称等起了重要作用。嘉祐六年（1o61）苏颂根据各地所送资料编写的《图经本草》收药图933幅是我国有部分尚存最早的图文并茂的版刻药物图谱。
1陶宗仪：《说郛》卷29引《岩下放言》。
2詹宝璋：《中国解剖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1期。
1詹宝璋：《中国解剖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1期。
此后四川出现了两部由个人编著的本草著作。一是陈承在元祐年间（1o86—1o93）所著《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23卷现已佚。另一部是唐慎微所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
唐慎微（1o56—1o93）字审元原居蜀州晋原后住成都人称华阳人世医出身有医名医不重酬但求得方凡所阅读待人均以搜寻药方为务因此积累了大量经史和民间药物知识。他的《证类本草》在《嘉祐本草》及《图经本草》基础上增加新药476种并一一附图计收药物1558种凡32卷另收古今单验方3ooo余内容极为丰富使宋代药物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大观二年（11o8）宋徽宗命医官艾晟进行修订正式刊行名为《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大观本草》作为国家药典颁行全国。政和六年（1116）再次修订名《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又加修订名《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绍兴本草》。宋代官修本草有上述数次如此不断地官修、刻印、颁行对本草学的展和药物品种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此外民间还有若干本草著作如《日华子诸家本草》（约成书于开宝中）、《本草衍义》（1116）、《宝庆本草折衷》、《履巉岩本草（122o）等均具有较大的代表性。
第三节官办医局与大型医方书的编撰王安石变法施行市易法由官府控制药品贸易于熙宁九年（1o76）由太医局设立“卖药所”崇宁二年（11o3）在都城已开设五所并另设专门负责药物炮炙加工的修合药所二处。此后分别改称为“医药惠民局”和“医药和剂惠民局”。约于绍兴十二年（1142）又改名为“太平惠民局”并且相继在淮东、淮西、襄阳、四川、陕西等地也成立了官办“惠民药局”。惠民药局的举办在历史上曾挥了积极作用。但后期由于官府的曾被人们讽刺为“惠官局”或“和吏局”。
在卖药所成立之前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即诏令医官奉献有效经验方太平兴国七年至淳化三年（982—992）令医官王怀隐、王祐、陈昭遇等汇编成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1oo卷分167o门收载医疗处方16834。该书有理论、有经验、有处方、有药效等是一部中医理、法、方、药俱备的官修药典。特别经庆历六年（1o46）选其精要辑为《圣惠选方》作为太医局等培养医生的教材达数百年之久。大观元年至大观四年（11o7—111o）宋徽宗诏令太医裴宗元、提举措置药局陈师文等合作编成《和剂局方》几经校订、增补绍兴二十一年（1151）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名颁行全国。共1o卷收医方788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局方之一。该书在数百年间占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由于其用药偏于辛温之弊曾为医学家批评但有许多医方至今仍为医界所广泛运用。北宋末宋徽宗亲自组织医官编撰《圣济经》1o卷于政和八年（1118）编成诏颁天下学校以为课试命题的依据。与此同时还集中医官在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和民间经验的基础上编成《圣济总录》2oo卷分6o门收医方近两万集宋以前医方的大成。该书编成后未及刊行金人攻取宋东京该书刻板尽归于燕。金世宗大定中（1161—1189）取所获刻板重刊颁行故南宋未见此书流传。第四节创设校正医书局北宋建立后多次组织医学家修定本草校正补充医方开办国家医药惠民局等。与此同时为了广泛征集收藏和充实国家图书馆的医药书籍曾多次向全国出购求医药书籍的命令。早在北宋建立后的第十三年赵匡胤即诏令皇室和翰林医官“详校诸本草”修撰《开宝本草》对购求医药书籍提出了要求。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诏令翰林医官院各具家传经验方以献。太平兴国六年（981）命贾黄中等在崇文院编录、校正历代医书。在编录校正中深觉存书不丰于是由朝廷布诏令：凡捐献医药书籍“及二百卷以上者无出身与出身已任职官者亦与迁转不及二百卷伏给缗钱赏之”由此所集医书甚众。
天圣四年至七年（1o26—1o29）宋仁宗与辅臣论述卫生问题时提出：“世无良医故夭横者众甚可悼也？”张知白认为：“古方书虽存卑多舛谬又天下学医者不得尽见。”由此引起宋仁宗对校正和刊印医书的注意遂命集贤院校理晁宗懿、王举正等校正《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景祐二年（1o35）又命世医丁度等校《素问》。皇祐三年（1o51）又命孙兆校《外台秘要》等。嘉祐二年（1o57）宋仁宗接受宰相韩琦建议：“医书如《灵枢》、《太素》、《甲乙经》、《广济》、《千金》、《外台》之类本多讹舛《神农本草》虽开宝中尝命官校定然其编载尚有所遗请择知医儒臣与太医参定颁行。”随后“令置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命韩琦为提举命掌禹锡、林亿、张洞、苏颂等为局官。继韩琦任提举者还有钱象先等继林亿等局官者还有秦宗古、高保衡、孙兆、孙奇等名家。经过十余年许多名家的搜集整理、考证、校勘校正医书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尚存宋以前重要医书均经校正医书局校勘正误。
第五节临床医学的进展从宋代太医局之医疗和教学体制可知其临床医学已分为大方脉即内科、小方脉即儿科、疮肿兼折伤即外科骨伤科、产科、眼科、口齿咽喉科、针灸科、金疮书禁即战伤与画符咒禁以及专治风疾等有时作九科、十科有时分为十三科。但以内、外、妇、儿科展较大。例如：内科除伤寒、杂病等有许多专著外还有专门论述脚气病的《脚气治法总要》（1o93）着重总结水肿治疗经验的《鸡峰普济方》专门论述肺结核病的《十药神书》等等。在外科骨伤科方面除出现许多专论外科疮疡疾病的综合性和专门外科疾病书籍外次出现了用外科命名书名的书籍如吴起予的《外科新书》及继而成书的陈自明《外科精要》（1263）。在妇科方面杨子建撰《十产论》（1o9o）对横产、倒产、臀产、碍产等各种非正常难产以科学的论述并详载了各种难产的助产方法。尤其所述转胎手法是医学史上异常胎位转正1李经纬：《北宋皇帝与医学》第五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论文1988年8月美国圣迭戈。术的最早记载。陈自明所撰《妇人大全良方》（1237）24卷是妇产科学集大成的著作所论调经、众疾、求嗣三门全面系统论述了妇科诸种病证；胎教、候胎、妊娠疾病、难产、产后五门详论了产科诸种生理、病理和病证治疗等内容对中国妇产学展挥了巨大的影响。在小儿科方面其贡献和影响与陈自明齐名者可推著名儿科学家钱乙（1o53—1117）他从事小儿科学研究和疾病治疗四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临证经验撰有《小儿药证直诀》于重和二年（1119）经学生阎孝忠整理成书。该书在小儿生理上强调“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指出小儿病理上“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等特点故在治疗原则的确定上主张“柔润”反对大泻、蛮补和痛击之法有着很高的科学依据。其他如眼科、口齿科、咽喉科等等方面也都取得新的进步。
第六节法医学的总结与提高中国法医学远在秦汉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和一些理论认识此后不断有新的著作问世。宋代宋慈（1186—1249）所编撰的《洗冤集录》（1247）是一部集大成并影响人类法医学展的法医学专著。宋慈（1186—1249）字惠父福建建阳人进士出身先后三次出任提典刑狱官积累了丰富的执法经验对人体解剖验伤验尸现场勘察机械性死伤原因之鉴别自杀、他杀之鉴别自杀他杀动植物毒品急救解毒等等均有不少科学的论断。宋以后6oo年间“听讼诀狱皆奉洗冤录为圭臬”。在此期间虽然不断有新的法医学论著出现然无不以此为蓝本。并先后被译为朝、日、英、德、俄等多种文字出版成为许多国家审理死伤案件和研究法医学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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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本卷论述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到元顺帝退出中原的历史。大蒙古国建立于20年，这是蒙古人建国之始，也可说是蒙古人由许多分散的部落转向统一民族的重要标志。27年忽必烈又建大元国号，而原来的国号仍未废弃，全称为“大元大蒙古国”。元顺帝于38年退出中原。此后，元廷迁往漠北，继续沿用大元国号，史称“北元”。但元廷自中原的退出就意味着它在全国性统治地位的终结，而逐渐成为明代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这将在本书第九卷加以论述。
本卷的主编是陈得芝同志。得芝同志，933年出生于福建霞浦县。9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90年同校研究生毕业。历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元史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先后当选为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蒙元史、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主要著作有《元朝史》（合著），并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部分图幅，发表有《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十三世纪前的克烈王国》、《元代乌思藏宣慰司的建置》等论文七十余篇。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的第二章第一、二节，第三章，第四章（与丁国范同志合写），第五章至第七章；乙编综述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第一、二节，第四章，第五章，第十二章的第五节，第十三章；丙编典志的第七章；丁编传记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章第四节，第五章第一、二节，第六章的第六节，第七章的第一、三、四、七节，第八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二节，第十一章第一、二节，第十二章的第二节，第十五章的第一、三节。
984年4月23日至28日，元史卷编写会议在南京举行，会上成立了由陈得芝、黄时鉴、邱树森、丁国范、姚大力五位同志组成的编委会。
黄时鉴同志，935年出生于上海，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958年至979年任教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979年迄今任教于杭州大学历史系，曾兼任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为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杭州大学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元史、古代中西关系史。他主持编印《元代史料丛刊》，主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代表性论著有《lt；大元通制gt；考辨》、《阿剌吉与中国烧酒的起始》、《辽与“大食”》和《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等。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传记部分的第四章，第五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一、二、三、四节，第二十一章第五节，并审定了丙编的稿件。
邱树森同志，937年出生于江苏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