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分别处理而把典志的内容一般限制在制度性的范围。
关于宗教旧史中只有释老志。在内容上现应从制度上作出新的展。
关于礼俗：旧史中的礼志、五行志、舆服志；都有比较丰富的内容应充实民间方面的材料设置专篇。
关于中外关系：旧史中关于中外关系的记载多见于列传中。《通典》的《边防志》和《文献通考》的《四裔考》也有部分材料。这在典志中是一个应开创的篇章。
在典志的编撰过程中不必拘泥于这几个门类的各目但标目还是以比较集中为好不要过于分散。这样可以眉目清楚一些便于读者。
典志的表述有三种传统形式。一种是《史记·平准书》式的完全用作者的语言写出来有事实、有议论。第二种形式是《汉书·地理志》、《艺文志》式的把各种地名、书名列举出来作为基本的形式也附有少量的议论。第三种是《通典》、《文献通考》式的分别汇集许多原始材料把有关前人的议论和作者的意见附于后面这是把材料和议论完全分开的形式。这三种形式各有特点应该是按论述的对象采取适当的形式不能一概而论。
应该指出撰写典志最重要的问题是研究方法上的深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到人口的研究。他说：“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依据马克思的论述可以归结为：先经过“表象的具体”再到“多层次的抽象”最后回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样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说这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的正确方法”。并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1这对我们是很有启的研究人口是如此那么研究如此丰富复杂的人类历史客观进程更应该是如此。在史书中考虑设置“典志”部分就是希望切实地朝着从多方面反映人类史这一“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的方向去努力。
我们设想：典志部分的写法要力求体现上述理论指导既要从传统史学中吸收今天用得着的东西又跟前人的写法不同。总括来说典志篇目的设立都是企图从各个社会剖面来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都是为体现历史展的整体服务的。有两点是特别紧要的。第一对于经济、政治制度等等不是作为一个制度静体来写而是作为动的即从历史的运动中来写。第二不仅要讲一种制度的展还应该讲制度跟社会展的关系。
传记人物群象历史的展毕竟是人们活动的结果。在史书里看见了历史人物的群象就愈益感到历史的丰富性。离开了人也就谈不上历史。旧史大量地写人物传记其所持的观点是有错误的但对写人物传记的重视却是可取的。近几十年人们重视摸索社会展规律在史书撰述中努力阐述历史的规律性这是史学工作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下去。但在另一方面在断代史和通史的撰述中都忽视了人物传记的编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现在我们还应该写传记本书自第三卷以下都要给传记以较多篇幅。
历史是遵循着必然的规律前进的。人的作用不能改变规律但能影响历史展的度和状况。十八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向亚洲扩张同是东方国家有的沦为殖民地中国则沦为半殖民地日本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此后日本又由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展走上侵略邻国的道路最终成为战败国。而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立起来建立了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史上项羽和刘邦都以反秦起家而项羽以优势兵力反而与江东八千子弟同归于尽。刘邦以劣势兵力却最后夺得了皇位。三国时期诸葛亮以一身系蜀汉之安危。南宋时期一个岳飞一个秦桧他们在权位上的得失深刻影响宋金间的军事局势。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很能表明人在历史的具体行程中所起的作用。
人的作用包括人民群众的作用也包括领导人物、代表性人物的个人作用。斯大林有一篇著名的谈话他跟德国作家路德维希（emi1ludwig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o3页。
1881—1948）谈到个人的作用问题。路德维希问斯大林：“你不认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你的见解之间是有矛盾的吗？”斯大林说：“不这里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们创造历史的话。可是人们当然不是凭什么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末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诃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决不应该把人和条件对立起来。正是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的现成条件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的时候他们才能创造历史。”
路德维希讲到他上大学时许多自称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信徒的德国教授宣传说马克思主义否认英雄人物的作用。斯大林说：“这是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的人。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要有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附带条件。”
斯大林还谈到彼得大帝和列宁。他说：“彼得大帝为了提高地主阶级和展新兴商人阶级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彼得为了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同时也应该说提高地主阶级帮助新兴商人阶级和巩固这两个阶级的民族国家都是靠残酷地剥削农奴来进行的。”又说：“至于列宁和彼得大帝那末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整个大海。”1斯大林在这里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要肯定历史人物在一定时期的作用和贡献同时也要指出他所受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以上说个人的历史作用也为的是要说明编写人物传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这只说了问题的一面。问题还有需要说明的另一面这就是：历史人物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他们身上不能不反映某些时代的特点。正面的人物会反映某些新生力量的时代特点反面的人物反映某些保守的以至反动的时代特点同时他们都还会反映他们的具体环境中的某些特点。编写人物传记既要在传记中写出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还要写出他们身上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我们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看人物同时还要从人物身上看时代。中国历史上有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有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宗教家、教育家有文学家、艺术家有优秀的医师、技师、工程师有杰出的群众领袖、妇女领袖和英雄人物。我们不是把这些人物写得越多越好而是要有选择、有主次地去写。有的人物在当时的历史地位是一种情况随着历史的展他的地位就会有变化。所以写传记不只要熟悉传主所生活的时代历史的全貌有时还须有通史的见识。简单地专就某人的事迹写他的传记是不会成功的。
有人担心写传记不能不依靠旧有的资料这样就只能是资料的组合甚至是对旧日传记的今译。还有人认为无论我们写得怎样好比不上司马迁。这些意见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但未免过于片面。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有我们观察人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同样的材料我们可以与古人有不同的理解也可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可以写出不同于古人的传记。比起司马迁来我们有难于赶上他的地方也有可以过他的地方。因为时代距离的不同他对于某些人物比我们熟悉一些。他的文学水平也可能高些写的就生动些。但有时距离的时代远了些可能比距离近的看得更全面些。文学水平的高低确实对读者的吸引力起很大作用但理解的深刻性也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吸引力。当然我们也应当注意表述上的生动这一点在本章第三节还要论述。
“通”的要求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种体裁可以配合起来必要时也可以参用别种体裁。如果写得好就可能多层次地反映历史展的进程也可能既反映了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了历史的丰富性。但要写得好就需要在“通”字上下工夫。
“通”的观点在中国史学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关于“通”的主张可分为两派。一派以司马迁为代表一派以郑樵为代表。司马迁著《史记》要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是这三句话的核心。“究天人之际”是要从天人关系上解释古今之变写成一部有独具特色的史书。历史本来是不断展变化的。无论谁来写历史都躲不开这个“变”字。司马迁的贡献不止在于写出“变”更在于写出“通”。“通”是“稽其成败兴亡之理”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述往事思来者”。他不止是在编撰形式上的通他是要探索历史展的道理并且与历史的未来联系起来。后来杜佑著《通典》是从典章制度方面要通古今之变的专书。他相信这书可以“施于有政”。也是要与现实联系起来的。明清之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都有“通古今之变”的遗风可惜都没有写成通古今之变的通史。
郑樵是以推崇通史著称的。他所谓“通”总是和“会”字并举称作“会通”。“会”是大量汇集历史文献加以编排。“通”是记载不同朝代前后相续、不断代为书。他用这个标准去称赞孔子和司马迁。他说孔子“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说司马迁“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郑樵的学术兴趣是知识性的重点在文献学方面跟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有很大的区别。后来马端临撰《文献通考》这是一部关于典章制度的巨制材料丰富也有一些见解。但总的说来他的兴趣也是在知识性方面在文献资料搜集、整理方面。他在总序中说：“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然则考制度、审宪草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博闻强识”就是他编撰《文献通考》的宗旨。《通考》的形式与《通志》不同而治学的路子是接近的。郑、马的路子对于后来史学界的影响可能比司马迁、杜佑还要大些。
我们撰写史书对于“通”的要求要吸取两派的长处；更重要的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工作。我们赞成搜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不能停止在资料上要通过对资料的研究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我们赞成通史的编写形式但我们要求的是全书各部分之间的脉络贯通。我们不赞成把通史看成断代史的拼凑但我们主张认真研究每一时期的历史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诸因素间的关系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互之间、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要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包含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国与外国的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我们赞成通古今之变但要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要于历史沿革流变之中探索历史的展规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我们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保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如《共产党宣言》论述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论》论述劳役地租到货币地租的历史由简单协作到大工业的历史《论国家》和《国家与革命》论述国家的历史都具有通史的性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吕氏春秋》有《精通》篇。篇中列举了养由基、伯乐、宋国庖丁、钟子期的故事。养由基是一个善射的人。他最初先以箭射石后来功夫到了能箭穿鸟羽。伯乐是一个善相马的人。他初学相马的时候十分专心时时想着的都是马。宋国庖丁善解牛当他初学解牛的时候看见的是整个的牛不知怎样下刀。后来他解牛的本领展到得心应手眼里就不再是一个无从下刀的整牛了。钟子期善于音乐他能从乐声中辨出奏乐人的情绪。有一夜他听人鼓琴觉得鼓琴人有悲哀的情绪经过询问果然如此。这些事例说明了养由基等人由于勤学苦练而达到技艺精通的地步。我们要把中国历史写好也要有古人这种力求精通的精神。
第三节历史文学史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