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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欧阳修写诗常常表议论而写词却只是言情。宋代一些作家既然“以文为诗”于是便将诗的抒情功能一寄于词。欧阳修也正如此。他作诗不免“载道”而写词则只是“言志”了。如《生查子》就是一篇有名的言情之作：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欧阳修的这类作品反映了生活的另一侧面。感情深挚也比较健康。
他当然还有“玉如肌柳如眉”一类的句子对于这些也不必视为“艳语”而为之辩解；更不必谬称“诗人气质”而证以“风流韵事”1。其实欧阳修的一生比较能自检束他的为人出处是和某些才子文人有些不同的。
诗词之外欧阳修还写过一些短赋。其中一篇《秋声赋》已经成为历1见刘大杰：《中国文学展史》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第598页。代传诵的名篇。抒情状物极有特色。是一篇赋体的散文也是散体的诗歌。这种体制前所未有。其艺术成就在宋代除了苏轼的《赤壁赋》是无与伦比的。当然像这样的作品在欧阳修的全部著作中仍属“余事”。欧阳修的成就是不是就止于这些呢？此公早衰多病四十之年“苍颜白”并非虚语。他晚年写给王安石的信里曾说：“大惧难久于笔砚平生所怀有所未尽。”果然致仕一年就逝世了。他平生所要完成的事业恐是有所未尽的。这当然是可惜的事。但尽管如此他的成就还是巨大的。作为精神遗产留给后代的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之外我以为还有一点是更为可贵的即：作为一个正直的文人学者他还留下了正派的作风、朴实的学风和平易的文风。
欧阳修的作风是正派的。为人处世刚正不阿。为了国计民生敢于直言极谏不怕贬官不避刑戮。骂高若讷驳吕夷简其意气之盛至今令人神往。及遭陷害力请辩诬襟怀坦然难进易退。正如韩琦所称赞的那样：“公之进退远迈前贤。合既不苟高惟戒颠。”1也正是由于具有这样正派的作风才具有朴实的学风。他作学问力求真实不立异论。为学如此为文也是这样。他主张文章要“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2反对“好为新奇以自异。”3他既不赞成唐代元结和樊宗师的“以怪而取名”也曾力矫当时“以诡异相高”的所谓“太学体”4。欧阳修自己的文章写得平易自然影响了宋朝一代的文风。古人所谓“其身正下令而行”欧阳修自己的文风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
1《王文公集·祭欧阳文忠公文》。
2《欧阳文忠公集·与黄校书论文章书》。
3《欧阳文忠公集·集古录跋尾·唐韦维善政论》。
4《栾城后集·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第三十五章曾巩第一节生平政事曾巩（1o19—1o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西）。自称“家世为儒”1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宋史》称曾巩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2。“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3。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到十六七岁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始知爱好并努力学习4。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5大约就在这时他曾给欧阳修写信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淳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曾巩当时少不更事而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不简单所言者虽有所未尽但大体符合实际。又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与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确不凡近。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因此曾巩上书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据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讲欧阳修见到他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其文云：“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此序作于庆历二年（1o42）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
在这期间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还曾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1曾巩：《元丰类稿》卷15《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2《宋史》卷319《曾巩传》。
3《元丰类稿》卷51《墓志》。
4《元丰类稿》卷17《学舍记》。
5《宋史》卷319《曾巩传》。
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
后来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曾巩又说：“巩至金陵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由此看来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
曾巩是在嘉祐二年（1o57）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在这之前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不同于寻常的“干谒”不是请求荐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书》中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1o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绝不趋炎附势。
曾巩既中进士便被调任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
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有“叙录”。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一本下有“臆”字）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
此外曾巩还有《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剧秦美新》都有所辩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曾巩对扬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曾巩都有影响。
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通判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其后又知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主要在“荒政”和“平盗”两个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
曾巩移徙洪州时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诗云：“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飞光如转烛。”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巩有《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执政书》书中说：“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据此他请求“或暂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属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
此书之外曾巩还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又有诏改知明州。为此曾巩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希望朝廷允许他“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来移知亳州又继续申请。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中说：“臣昨任福州已系远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见在京师人子之谊晨昏之恋固难苟止。二者于臣之分实为迫切只乞对移陈蔡一郡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如臣所请。况亳州去京不远欲乞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
元丰三年（1o8o）曾巩又徙知沧州有《沧州乞朝见状》说：“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当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窃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马之情固非一日之积。今将至京师他望圣慈许臣朝见。”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召见之后他曾请求登对有《乞登对状》说自己被召见时“不敢率然以对”可是“退而伏念”还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当天心”。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
元丰四年（1o81）有诏书说：“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有《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表示谦让。
元丰五年（1o82）四月擢拜中书舍人。这时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还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但这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元丰六年（1o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一带）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等。
综观曾巩一生历任州郡官吏十几年在京师作官的时间不多。从他的一些政论文章看如《唐论》、《书魏郑公传后》、《熙宁转对疏》、《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等并没有突出的政治见解。其主要观点是泛称三代之制称赞后周和唐初的贞观之治而对于宋代的政治却没有多少条陈和建议与范、欧诸公不同。他在《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对于宋朝的现状还是相当称赞的。他说：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又说：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
由此可见曾巩对于当时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