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是时苏明允父子亦在焉尝闻此语。”这段记述又可为欧阳修贬官之后“周达民事兼知宦情”的旁证。
康定元年（1o4o）范仲淹复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辟欧阳修为掌书记。他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庆历三年（1o43）欧阳修知谏院。这一年范仲淹参知政事施行新政。欧阳修身居此职于是连上奏疏对于内政外交无不极谏。现存于《奏议集》中知谏院时的奏疏多达1o卷。这些奏疏都是庆历新政时期的重要的政论文章所论者都是针对时弊的当务之急。
庆历四年（1o44）欧阳修奉命出使河东又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权真定府事。在这期间他便进一步调查情况又写出《河东奉使奏草》、《河北奉使奏草》。在《河东奉使奏草》中有《条列文武官材能札子》还有《论不才官吏状》对于吏治得失论述极详。与此同时欧阳修对于西北边患也曾多次上书。他就在《论乞与元昊约不攻唃厮啰札子》中说：臣自去年春始蒙圣恩擢在谏列便值朝廷与西贼初议和好。臣当时建不可通和之议。前后具奏、状、札子十余次论列皆言不和则害少和则害多。利害甚详恳切亦至。然天下之士无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无一人采臣说。今和议垂就祸胎已成而韩琦自西来方言和有不便之状；余靖自北至始知虏利急和之谋。见事何迟？虽悔无及！当&1t；//pgn》臣建议之际众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诚难力夺众议。今韩琦余靖亲见二虏事宜中外之人亦渐知通和为患臣之前说稍似可采。但愿大臣不执前议早肯回心则于后悔之中尚有可为之理。
可以看出欧阳修对于重大的军事问题也曾十分认真建议。在当时的和议问题上具有眼光力排众议坚持己见作为一个谏官知无不言。在当时的情况下既然不可言和就不免用兵。欧阳修一面反对言和一面主张备战。对于军事他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庆历五年（1o45）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相继罢官、外放新政失败。这时欧阳修正在河北都转运使任上。他一面“自劾乞罢”以“同其退”一面上了一封《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此状一上欧阳修遂为“群邪”所恶造谣诬陷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到了滁州欧阳修对于政治风云之险恶似乎有所觉悟初以“醉翁”为号。但他胸怀旷放并不怨嗟。在《与尹师鲁书》中写道：“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又说：“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
庆历八年（1o48）欧阳修徙知扬州。元祐元年（1o49）移知颍州。
一年之后又留守南京。至和元年（1o54）召判流内铨旋改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嘉祐二年（1o57）知贡举。《宋史》本传说：“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一知贡举即痛抑“险怪奇涩之文”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关于此事沈括《梦溪笔谈》也有一段记载：“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险怪之语学者歙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力也。”1嘉祐三年（1o57）欧阳修加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宋史》称他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嘉祐五年拜枢密副使。嘉祐六年参知政事。《宋史》称欧阳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2在这期间欧阳修因“濮议”之争蒙受“不根之谤”。他为了辩诬连上奏札请求根究蒋之奇对自己的诬陷甚至“期于以死必辨而后止”。于是治平四年（1o67）三月四日即位不久的神宗乃遣中使赐下“御札”告以言者已被“降黜”并已“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虚妄”且云：“事理既明人疑亦释卿宜起视事如初无恤前言。”经过这一次被诬欧阳修对于人生仕途似乎更有所悟：像他这样切直刚正的人是不适于做官的。在这之前已一再求退在这之后就更坚决求退。由于再三请求终于得罢参知政事出知亳州。后又知青州、蔡州。熙宁元年（1o68）春在亳州时曾上《乞致仕第一表》此后又连上数表请求致仕。
在这期间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欧阳修时在青州有《言青苗钱札子》表述自己对于“俵散青苗钱”的意见。在俵散青苗钱的过程中还有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抑配”二是“俵散秋料钱”。欧公在《言青苗第二札子》中有很透辟的分析。他说：臣窃见自俵青苗钱已来议者皆以取利为非。朝廷深恶其说遂命有司条陈申谕其言虽烦而终不免于取利。然犹有一说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见若夏料钱于春中俵散犹是青黄不相接之时虽不户户缺乏然其间容有不济者。以为惠政尚有说焉。若秋料钱于五月俵1沈括：《梦溪笔谈》卷19。
2《宋史》卷319《欧阳修传》。
散正是蚕麦成熟、人户不乏之时何名济缺？直是放债取利尔以此而言秋料钱可以罢而不散。
这些意见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对青苗钱作了具体分析不是一概否定。他所不赞成的是俵散“秋料钱”。对于“秋料钱”他曾一面“奏陈”一面“擅止”。未经批示而“擅止”应得“擅行止散之罪”。但朝廷“特予放免”并未加罪。他在《谢擅止散青苗钱放罪表》中说道：“虽具奏陈乃先擅止据兹专辄合被谴呵。”
在这前后欧阳修又曾屡上表札请求致仕。熙宁四年（1o71）六月欧阳修终于得到朝廷的“敕告”除太子少师以观文殿学士致仕。随即回到颍州。八月朝廷行“明堂大礼”又召他“赴阙陪位”他有《札子》辞谢。这时他的身体确实十分衰惫了。因此一年之后熙宁五年（1o72）八且病逝于颍州。著作有《欧阳文忠公集》、《新五代史》等。
第二节“蓄道德而能文章”
曾巩称赞欧阳修“蓄道德而能文章”1。欧阳修自己也说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2又说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3“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为文者辉光。”4看来欧阳修把道和文的关系看得十分密切。欧阳修论道不尚空谈而重实际。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讲到“学者有所溺”时反对有人“弃百事不关于心”。他是把“道”和生活中的“百事”密切联系起来看的但是他所谓“道”也不等于“百事”。欧阳修另有《与张秀才第二书》对于道讲得比较具体。他说：“君子之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而取信者是也。”又说：“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欧阳修的这些话虽然从周公、孔子谈起但最终是取其“切于事实”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与宋代的道学家之“道”有所不同了。
欧阳修在这封书里还反对“诞者之言”反对“以无形为至道”。“以无形为至道”指什么呢？是不是对道学家的批评呢？这里讲得不很明确但在《答李诩第二书》里就更明确地批评宋代某些儒者的性理之学了。他说：“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曰：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但是“今之学者”“好为性说以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他认为作为“君子”应该“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理以为言。”欧阳修的这些话是反对宋儒性理之学的较早的言论。
欧阳修的道不同于道学家却近似韩愈。他一面反对性理之学一面也1《元丰类稿》卷16《寄欧阳舍人书》。
2《东坡后集》卷16《祭欧阳文忠公文》。
3《欧阳文忠公集》卷47《答吴充秀才书》。
4《欧阳文忠公集》卷68《答祖择之书》。
反对佛老。他有《本论》上下篇是专门辟佛的。上篇说：“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他认为：“去之”之方不是“操戈而逐之”也不是“有说以排之”他认为“千岁之患”“非一人一日之可为”“非口舌之可胜。”“去之”之方全在“修其本”。其所谓“本”也就是“礼义”。他说：“礼义者胜佛之本也。”可以看出辟佛他与韩愈是一致的但辟佛的方法则有些不同。他在《本论》下篇还特别提到不必“火其书而庐其居”。但是单靠“礼义”能否解决问题呢？所谓《本论》实际上也仍是书生之论。这样的理论也并没有过韩愈。所以苏轼说“论大道似韩愈”甚至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1。
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却也并不等于韩愈。韩愈比较迂腐欧阳修则比较切实。而且在出处进退、立身行事方面欧阳修的刚正不阿、无所畏惧又远在韩愈之上。尽管在行文之时欧阳修不像韩愈那样气势磅礴声色俱厉但他那“容与闲易”、“不大声色”之中也自有“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之势。这就形成了他的文章的思想特点和风格特点。
欧阳修也不像韩愈那样急于作官但他却很重视作个谏官。重视谏官当然又同韩愈有些相似之处。例如韩愈写过《争臣论》欧阳修也写过《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这些文章都表达了他的为人之道。王安石所谓“读其文则其人可知。”确实如此。尤其读后一篇文章更可见其为人。在《上范司谏书》中欧阳修说：“司谏七品官尔。于执事得之不为喜而独区区欲一贺者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又说：“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可以看出欧阳修之所以如此看重谏官就是因为谏官能够“行其言”也即是能够“行道”。在他看来作个谏官。乃是“行道”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就因此欧阳修对于谏官的要求很高。他说：“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而一旦遇到那“非材且贤者”时他也就不能容忍。他的《与高司谏书》骂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就是因为高若讷丧失了做谏官的基本品质。
高若讷身为谏官而当范仲淹无辜被贬时他不但不敢谏诤反而诋毁范仲淹的为人这就引起了欧阳修的愤怒。他说：希文（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1t；//pgn》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恕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这篇文章可谓“气尽语极急言竭论”但又委曲宛转、极尽挖苦之能1苏轼：《居士集序》。
事。话讲得非常明白文写得非常艺术。千古文章难得这样的佳作。
欧阳修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有他的道德基础不是任何人都写得出来的。他在《与尹师鲁书》中曾经讲到“士有死不失义”大义所在就不该“俯仰默默”。于是敢说敢骂就成了他这篇文章的特色。当然写出这样的文章是要冒着风险的。正是由于这篇文章他也遭到贬谪。
欧阳修并不因此而消极。此后他还是继续写这样的文章。庆历三年他被推荐而作了谏官。一有这个“行其言”的机会他便知无不言表了大量的政论文字。到了庆历五年当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又因“朋党之议”而相继罢官时欧阳修便立即义正词严地写了《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直接同庆历四年十一月朝廷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