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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依《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部”所著录有：“经十七篇记百三十一篇”“《周官经》六篇”。此即后人所谓“三礼”包括《仪礼》、《礼记》和《周礼》。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士礼》即《仪礼》。高堂生以后传《士礼》者在宣帝时有后仓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记》“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戴德、戴胜以其繁分别删选为二书称《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周官经》景帝时河间献王所献出世较晚王莽时始一度立于学官。
《春秋》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相传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之传。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公羊》、《谷梁》俱立于学官。这所说三传传授情况不一一皆实。然三传越过秦火之灾传授不绝则确然可信。
诸侯王的经学活动2参看吴承任：《经典释文·序录·讲毓》。
当经学传人不断地出现并日趋众多的时候诸侯王中也有人对经学活动深感兴趣而有助于经学的展。这可以楚元王刘交和河间献王刘德为代表。《汉书·楚元王传》：“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曾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初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
《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立二十六年薨。”
汉初经学的展形势在向朝廷提出决策的要求。是任其自然地展下去呢还是掌握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问题。朝廷最初不理解。后来理解了便采取了措施把经学掌握了起来。
第三节五经博士和经今古文之争五经博士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汉朝廷掌握经学的重要标志。在这以后经学独占了官学。
刘邦是一个不喜欢儒生、不喜欢经学的开国皇帝。6贾不断地向刘邦称道《诗》、《书》。刘邦骂他说：老子在马上得天下要《诗》、《书》有什么用！6贾说：在马上得天下还可以在马上治理它吗？“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取灭亡。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听了面有惭色。他要6贾把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及古之成败原因写出来。6贾每上奏一篇刘邦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1。这时大概还没有设置经学方面的博士而6贾所论引申经义1以下夫于汉代博士的考证据王国维《观堂集林·汉魏博士考》。
1《史记·6贾列传》。
联系实际已是经学博士所职掌。
文帝、景帝时见于记载者有一经博士。如张生如晁错乃《书》博士；如申生如辕固如韩婴都是《诗》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像这样设置的博士虽都属于经学博士还不能说是经学博士的定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o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推陈之士帝亲策问。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五经博士的开始设置不知有多少人。宣帝末年增至十二人。东汉初年博士有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严、颜氏。由此至东汉之末博士人数无所增损。
博士的弟子在武帝时为五十人。昭帝时增弟子满百人。宣帝时增倍之。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汉末太学大盛诸生至三万余人。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于太学。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先有师法然后有家法。师法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说经。家法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例如董仲舒通公羊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子更为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师法、家法非但不能任为博士即使已任为博士一旦现也要被赶出太学。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1。
博士秩卑而职尊。于教授弟子外或出使或议政往往是担当国家大事。
石渠阁议奏白虎观议奏因五经博士的设置经学与利禄之途就密切地联系起来。《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至子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睦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1《汉书·儒林传》。
谷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谷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狄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这可见一家之学是否兴盛要看它是否能取得政治力量的支持。武帝在位公孙弘为丞相《公羊》之学兴。宣帝在位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受重用《谷梁》之学兴。
宣帝诏《五经》名儒评议《公羊》、《谷梁》同异连类而及《五经》同异这是经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盛会是著名的石渠阁议奏。在这次议会中最突出的活动是宣帝以皇帝的名义亲自裁定经书的是非同异。这一活动抬高了会议的政治地位也使皇帝以大家长、大宗师的身份出现突出了皇帝作为文化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这事生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
明帝、章帝都是宣扬儒学的。明帝在即位之初亲临辟雍“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1。章帝于建初四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章帝）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2。白虎观议奏的规模和经历的时间都要过石渠阁议奏。《汉书·艺文志》于“书类”著录：“议奏四十二篇”注：“宣帝时石渠论”。于“礼类”著录：“议奏三十八篇”注：“石渠”。于“春秋类”著录：“议奏三十九篇”注：“石渠论”。这些议奏都久已佚失。白虎观所论《后汉书·章帝纪》称作“白虎议奏”《儒林传》称作“通义”书今存一般称作《白虎通》。
经今古文之争由于五经博士设置后立于学官的基本上都是今文经而古文不得立于是乃有经今古文之争。
今文经是用汉代流行的隶字书写的。古文经是用先秦六国时流行的字体书写的。今古文经不只是字体书写上的不同而在文字内容、篇章多寡以及学风等方面也有所不同。
在今文经学领域里董仲舒是很有影响的大师。他的大一统思想适应了当时展中的政治形势；他的阴阳五行灾异的说法为汉家的皇权涂上了神秘的灵光；他的春秋公羊学很受重视。但今文经学在前进的路程上显然走上了不健康的道路。一是烦琐说经一经说到百余万字少也有数十万字令人生厌。一是宣扬迷信如求雨、止雨的法术和以孔子名义捏造谶纬。这二者都是不能保持今文经学已有的地位而滋长其内部陈腐的因素。汉哀帝时刘歆揭露今文学派的儒生说：“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1《后汉书·儒林传》。
2《后汉书·儒林传》。
3参看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二册第三章第十节“经学”。
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疾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1这指出了今文学派于烦琐说经的同时甚至疲老不能究一经抱残守缺、目光短浅死抱着师法拒绝进步。这实际上是反映今文学派的衰落但他们仍坚持学官的地位不肯向古文经学让步。
汉景帝时大会白虎观这正是总结今文经学的良好机会。但今文学派的博士和儒生没有人能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承担这个任务的反而是古文学者班固是他写出了《白虎通》把今文经学系统地作了总结。也还是在章帝时他让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不受学官然皆擢高第和封爵给事廷署。这对于古文学者虽还不能立于学官但承认了其在政治上学术上的合法地位。以上这两件事表明古文经学的势力在相对地增长而今文经学在相应地削弱。
东汉出现了不少的经学大师先有郑兴、郑众、贾逵后有马融、郑玄2。他们都是在古文经学上有成就而且不为古文经学所限。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官太中大夫。以不善谶不为朝廷所重。
郑众字仲师是郑兴的儿子官大司农。建初八年（公元83年）卒。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官至侍中永元十三年（公元1o1年）卒年七十二。郑兴、郑众、贾逵都以通春秋左氏学见称。郑兴为左氏撰条例、章句、训诂。郑众亦为左氏作注。郑兴和郑众又各著《周官解诂》。贾逵他的父亲贾徽是一个博学的人曾从刘歆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