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年以后，该所的职员增至12 人，有动物标本近28ooo 件，植物标本18ooo件。同时开始出版《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第一卷，该刊为英文版，附以英文摘要。193o 年，秦仁昌与胡先骕合编的《中国蕨类植物图谱》第一卷出版。1931 年，我国木材解剖学的开创者唐耀到该所任研究员。从1932 年起，秉志辞去所长职务，改由胡先骕任所长。为了适应动植物标本日益增多的具体情况，所内增设了动植物标本室，分别由张春霖和秦仁昌任动物标本室和植物标本室主任。同年我国的第一家木材实验室在该所成立。与此同时，静生所还派出了以蔡希陶为的云南生物采集团，赴滇考察、采集，1935 年王启无接替蔡希陶继续采集。另外，1932 年还与四川西部科学院合作，组织西南考察队到四川进行生物考察、采集，由俞德浚任采集员。1934 年，静生所与中国科学社等单位合作，组成海南生物采集团到海南考察收集。该所还在河北、山西、吉林、察哈尔等地作生物收集。1934 年，静生所还和江西农业院成立了庐山森林植物园，这是当时我国最大的植物园。由秦仁昌任植物园主任。其标本室主任一职改由李良庆担任。到抗战初期静生所的动物标本达到37 万余号，植物标本43 万多号，职员最多时为47 人。1938 年，静生所与云南教育厅合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职员全是静生所的人，如汪缵、蔡希陶等。《静生生物所调查汇报》作为静生所反映科研成果的不定期刊物，至1941 年共刊出动物学十卷，植物学十一卷，从1943 至1948 年又刊出新集（nr）三期。共刊出国内外学者的论文269 篇，其中动物学方面133 篇，植物学方面136 篇1。此外，静生所还出版了《中国植物图谱》、《中国蕨类图谱》、《河北习见树木图说》、《中国山东省中新世之植物化石》等书籍。静生生物所是我国解放前最大的生物学研究机关，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所蕨类专家秦仁昌194o 年在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专刊表的《“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一文，把占蕨类植物9o％以上的原水龙骨科分为33 个科249 个属，以一个崭新的自然系统代替传统的分类方法。这是世界蕨类植物分类展史上的一个巨大突破，受到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为我国植物学界赢得了荣誉。更加引人注目的是，1948 年，胡先骕和郑万钧在《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联名表了“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该文表了我国湖北磨刀溪次现水杉这种活化石。此事震惊了世界植物界，堪称我国近代植物学界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
1929 年，北平研究院成立，设有生物学研究所（1934 年改为生理研究所）、植物学研究所、动物研究所。由经利彬代理生物学研究所主任，刘慎谔和陆鼎恒分别担任植物学研究所和动物学研究所的主任。所的规模都比较小，到1935 年，每个所的职员都不足1o 人。但科研人员还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于日本侵略华北和中国内地的野心十分明显，为保存科技实力，1936 年，植物研究所把全部的图书仪器、标本和研究人员都迁到陕西武功，与当时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作组建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动物研究所为了1 吴家睿：《静生生物调查所纪事》，《中国科技史料》，第1 期。走在日本研究机构的前面，也与青岛市政府合组胶州湾动物采集团。“七·七”事变以后，北平研究院各单位开始内迁。1938 年，生理所和动物所迁到昆明。在武功的植物所也于1944 年迁到昆明，另组一植物所，原来的西北植物调查所仍坚持工作。动物研究所在昆明又同云南建设厅合组云南水产研究所。抗战胜利后，生理所、动物所和植物所都先后迁回北平。迁回后的人事有所变动，生理所由朱冼任所长，动物所由张玺任所长，植物所的所长仍为刘慎谔。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由王振华代理所长。
北平研究院生理所主要从事实验生物学、细胞学、生理学和药理方面的研究。如经利彬、张玺等对于脊椎动物脑之比重及水分之含量的研究；经利彬等对于茵陈、黄连、柴胡、秦艽利胆作用的研究；以及他们对中国北方食物与血中磷钙质含量关系的研究等等。朱冼主事后，着重进行细胞生理、生殖生理和育生理的研究。动物研究所主要对我国各类动物进行调查分类，研究范围包括鸟类、两栖爬行类、鱼类、软体动物、棘皮动物等。抗战前主要对海洋动物作调查研究。如张玺对胶州湾软体动物的研究，陆鼎衡对同一地区节肢动物的研究，及张玺和陆鼎衡等对山东胶州湾等地文昌鱼的研究，沈嘉瑞等对甲壳类的研究等等。该所的一些成员对我国北方的鸟类作过一些调查研究。迁到云南后， 对当地的畜养动物和滇池的鱼类等作了一些研究。迁回北平后，朱弘复作了一些昆虫分类研究。他们编有《烟台鱼类志》等书籍。收藏动物标本12ooo 余号。
北平研究院的植物所和动物所一样，成立于1929 年。设有高等植物研究室、低等植物研究室和药物研究室3 个室，还设有植物园和标本室。该所研究方向也主要在植物的调查分类。每年都派人外出考察采集。除刘慎谔外，林镕、钟观光、孔宪武、汪缵、赫景盛等参加了调查采集。抗战前，以华北和西北地区为主，亦稍及东北和东南。抗战期间，该所人员对西南云、贵、川三省和福建的植物采得很多。共得各类植物标本计15 万号左右1。以华北和秦岭地区的植物为多，而采自蒙古、新疆、和青藏高原的标本尤为珍贵。除分类学研究外，在植物地理学方面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钟观光还以科学的方法，整理研究我国的本草植物。1931 年创刊的《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丛刊》出到第第1 期，表了不少文章，抗日战争开始后停刊，1949年解放后又刊出一期。并出版了《中国北部植物图志》5 册等。
193o 年，在四川成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1932 年成立植物部，俞德浚和曲钟湘先后任主任。西部科学院主要是为开四川自然资源和为民生实业公司服务成立的。但他们先后在云南、四川、湖北等地收集了大量的标本。除上述研究机构外，当时各大学也做了大量的生物学研究工作。清华大学的吴韫珍，北京师范大学的李顺卿，协和医学院的刘汝强，金陵大学的陈嵘、戴芳澜、俞大绂，东吴大学的李惠林，岭南大学的陈秀英等，厦门大学的钟心煊，华西大学的胡秀英在植物分类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清华大学的李继侗，中山大学的罗宗洛，武汉大学的汤佩松，西南联大的殷宏章等在植物生理和生态学研究方面都有不少成果。中央大学的张景钺、严楚江等在植物形态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在动物学方面，东吴大学的胡经甫在昆虫学方面作了我国解放前最出色的工作。他花了12 年，走访了世界许多博物馆，收集了大量文献资料编写的1 参见林文照：《北平研究院历史概述》，《中国科技史料》，第1 期。《中国昆虫名录》，全书6 卷，4286 页，包括我国当时有报道的昆虫392 个科，4968 属，计2oo69 种，堪称里程碑式的著作。在昆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还有东南大学的邹钟琳、吴福桢，浙大的蔡邦华等等。此外，震旦大学的朱元鼎等在鱼类学方面也有出色的工作，他著的《中国鱼类索引》，列有国产鱼类1497 种，是当时研究中国鱼类分类必备的参考文献1。
在生理学方面，协和医学院的林可胜、冯德培、吴宪等在胃液分泌机制，循环生理、肌肉神经，以及蛋白质变性、免疫化学、血液化学和营养学等方面都取得不少成就。而上海医学院的蔡翘、东南大学的孙宗彭在内分泌、循环生理方面也取得一些成果2。在遗传学方面，南通大学的冯肇传以玉米为研究材料，做了一些遗传育种研究，清华大学生物系的陈桢用现代遗传学理论，对我国观赏动物金鱼培育形成规律作了系统的研究探讨，受到学术界的瞩目。燕京大学的李汝淇，厦门大学的陈子英也都做了一些实验性的研究工作。1 参见伍献文：《三十年来之中国鱼类学》，《科学》，1944 年。
2 参见王志均等：《中国近代生理学六十年》，湖南教育出版社第三节学术团体我国最早的有影响的科学团体是上面提到的科学社，但这不是专门的生物学学术团体。1924 年，留学法国学生物的周太玄、刘慎谔、汪德耀、张玺、林镕、刘厚等4o 余人在里昂成立中国生物科学学会。1928 年移到国内。并出版有关的生物学期刊。
1926 年，生理学家林可胜和生化学家吴宪等在北京起成立中国生理学会。并出版《中国生理学杂志》。1927 年出版了创刊号。这是一本高质量的生理学期刊，在第第2 期。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该学会对会员资格限制很严格，有论文才允许参加。后来有会员百余人。
1928 年，由张巨伯、吴福桢、柳支英、程金藩、李凤荪等人起在南京成立“六足学会”（初亦称中国昆虫学会），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后因经费拮据，4 年后即停止活动。1944 年，张巨伯、邹树文、吴福桢、邹钟琳、刘崇乐、陈世骧等3o 余人在重庆又起成立了中华昆虫学会。
1933 年，胡先骕、钱崇澍、陈嵘、李继侗、张景钺、裴鉴、秦仁昌、钟心煊、刘慎谔、吴韫珍、张珽等在四川重庆中国西部科学院起成立中国植物学会1，当时即有会员百余人。第二年，学会会刊《中国植物学杂志》创刊。1935 年增出《中国植物学汇报》。
1934 年，秉志、薛德焴、胡经甫、王家楫、朱冼、任国荣、伍献文、蔡堡、陈心陶、陈桢等在庐山起成立了动物学会。当时有会员3oo 多人，并出版《中国动物学报》。
上述生物科学团体的建立，对加强我国生物科学工作者的团结，以便更好地协作研究、切磋学术，促进生物学各分支的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总之，在近代展科学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我国的生物科学工作者和其他爱国仁人志士一样，充满高昂的创业精神，为展祖国的科学事业进而使国家富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不屈不挠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为我国后来生物学的展奠定了基础。
1 汪振儒等：《中国植物学史》，科学出版社第124 页。
第六十二章医药学这一时期医药学的特点是西洋医学在我国的成长壮大，以及固有的传统医学受到歧视、排斥的过程。出于自身生存的要求，两个医疗体系之间的斗争，便成为这一时期医学展史上的一个特点。
第一节西医的展和壮大西洋医学是一种应用性的自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西方人可以用它来治病，中国人同样也可以用它来治病。因此，随着西医影响的扩大，它在我国的展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迅壮大起来。
1。医学教育的展。
已如前述，西方在前一阶段主要是吸引一些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医学，学成后回国，开展业务。但这种形式的作用比较有限。因此，西方教会开始在我国创办一些医学校，较大规模地培养西医师。早在上一阶段的末期，美、英、加拿大的一些教会已经在广州、上海、苏州、北京、四川等一些城市建立医校，其中如187o 年嘉约翰就把广州的博济医局改成博济医学校，是为最早的教会医学校。其他较著名的还有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北平的协和医学校、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后改医科大学）、上海女子医学院等。总之，这一时期由各国教会创办的医学院校估计有近2o 所左右，到抗日战争时期，有些院校由政府承办，成为国立医学院。到1949 年以前，由这些西医学院校培养出一大批西医，成为我国这一时期西医的主要骨干。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国立的西医药院校，如早期的北洋医学堂、陆军军医学校、新军军医学堂；民国时期较著名的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药科专科学校等。
总之，这一时期西医药院校林立，大约由教会创办的约2o 所，而由政府设立的前后不下3o 所。通过这些学校，培养出大批西医药人才。
2。继续创办医院。
通过早期创办的教会医院，西医逐步扩大了影响。已如前述，到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教会医院业已分布到全国，甚至在较偏远的小城市，也有教会医院的创立。如《中华年鉴》所载，到1936 年统计的�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