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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是从文化的角度来阐发乡村建设的意义。梁漱溟认为，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因此，只有“村治”或“乡村建设”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成为中国文化出路的唯一选择。从该书对中西文化的总体认识及其所得出的结论来看，实际上它是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理论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和运用，在有的方面显然更为保守。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主张在复兴儒家人生态度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但这时他却认为中国人不能运用西方近代的民主制度不是一时的现象，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是无论如何也建立不起来的。
《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是梁漱溟正面阐述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著作。全书分为甲、乙两部分，甲部“认识问题”，主要谈的是乡村建设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乙部“解决问题”，具体论述了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方法以及乡村建设在解决中国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重要意义。该书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具体说来，中国本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本位，阶级对立”。自西洋风气传入后，旧的社会构造被破坏了，但中国并没有走上西方社会的道路。“东不成，西不就”，“旧辙已经脱失，新轨未得安立”，这就是文化失调，就是中国各种各样问题的根源所在。这种“文化失调”论，可以说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既然中国问题就是“文化失调”，就是“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那末，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就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即“中国固有精神与梁漱溟《回忆乡村建设》，见《忆往谈旧录》，第2页。
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为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新的礼俗”。“此沟通调和点有了，中国问题乃可解决”。梁漱溟寻找到的这一“沟通调和点”，就是乡村政权机关与教育机关合而为一的“乡农学校”。
935年4月，新知书店出版了千家驹、李紫翔主编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论文集。此论文集对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全国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包括梁在山东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批判。梁漱溟的《答乡村建设批判》一书，就是对这些批判意见的总答复。
937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解散后，梁发表《告乡村工作同仁同学书》和《乡村工作人员抗战工作指南》，号召乡村建设工作者团结一致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动员和组织民众密切配合正规军与游击队同日寇作战。他本人则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成立时，梁又被选为参政会驻会委员。938年初，他曾只身前往延安与领导人会谈。939年初，又赴鲁豫苏皖抗日游击区视察抗战情况。
939年0月，为了形成界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者”的立场和力量，更有力地调停国共两党争端，梁漱溟同沈钧儒、黄炎培、张澜、左舜生、李璜、曾琦、罗隆基、章伯钧等在重庆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月29日，梁漱溟面见蒋介石说明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动机及该会的性质。蒋以不组织正式政党为条件，允许成立。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不仅大肆，而且对民主人士也实行高压政策。
为调解国共之间的关系，力争中间党派的生存和发展，940年2月下旬，梁漱溟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在重庆多次秘密集会，讨论时局，以为“广大中间人士如吾侪者，不容自轻责任，必当慷慨而起，联合同心，进而推动两党团结抗敌”，并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94年3月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及同盟简章，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梁漱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后受同盟委托，梁漱溟前往香港创办同盟机关报，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年9月8日，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0月日，《光明报》发表梁漱溟起草的社论，宣布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要“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培养起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同盟的公开活动，引起了国内外广泛注意，对之热情。《解放日报》以“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为题发表社论，指出该同盟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而奋斗，顺应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并祝愿其“所负使命得迅速实现”。
94年2月香港被日军攻占后，梁漱溟在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撤回到国内。自942年起，他在广西一面写作《中国文化要义》，一面从事民主政团同盟的组织活动。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梁漱溟仍被选为常务委员，并任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委员。
94年月0日，根据国共“双十协定”的有关规定，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梁漱溟是民盟出席会议的9名代表之一。在会议期间，他与其他民主爱国人士一道，主张和平民主建国，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94年5月初，他出任民盟秘书长，积极调停国共两党争端，为国内和平奔走尽力。7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梁漱溟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发表谈话，愤怒地指出“刺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是特务所为。”并说“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像今天，我却无法退出了”。“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我在这里等待着他！”8月日，梁漱溟偕同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自重庆飞抵昆明，调查李、闻被刺真相，2日发表《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报告李、闻暗杀案调查经过》，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罪行和国民党当局对李、闻惨案调查的百般阻挠。
是年月，因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全面爆发，民盟失去了调停者的作用，梁漱溟于是辞去民盟秘书长一职，到重庆北涪勉仁国学专科学校讲学，并继续他的《中国文化要义》的写作。949年月《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完稿，同年月，由成都路明书店正式出版。
《中国文化要义》全书共23万字，分为4章。就其主要内容及最后结论来看，正如梁在本书的“自序”中所言，它与此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三书“在思想上”是“一脉衍来，尽前后深浅精粗有殊，根本见地大致未变”，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如果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重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比较，《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重在对乡村建设兴起的原因、内容、方法及其意义的探讨的话，那么，《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则重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分析，其特点是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
949年月底重庆解放后，、周恩来邀梁漱溟到北京共商建国大计。2月，梁携眷离开北涪北上，于第二年初回到他阔别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北京。95年0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是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极少数拒绝对自己以前的思想作认真检讨的老一辈学者之一，因此遭到一系列的思想批判。953年9月，他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受到的激烈批评。从此在中国政治舞台和学术思想界销声匿迹达27年之久。十年动乱中，梁漱溟和许多民主爱国人士、老一辈学者一样遭到迫害，他被抄家、游斗，夫人被殴打。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梁漱溟也没有停止对人生问题（“人活着为了什么”）和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先后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这些文章和著作大都未能在当时发表或出版），其中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的是《人心与人生》和《东方学术概观》两书。
梁漱溟立意写作《人心与人生》一书已久。早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两年，梁就开始认识到该书的重大错误之一，“便是没把孔子的心理学认清”，而要改正这一错误，关键在“辨认人类生命（人类心理）与动物生命（动物心理）异同之间”。92年5月、927年2月和934年前后，他曾以《人心与人生》为题作过三次讲演，92年5月还写有一篇《人心与人生自序》。时隔20多年，到90年，梁正式动笔写作，至9年夏，写出了前七章。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所收集的有关资料和参考用书在动乱中尽失，写作只好停止。从970年起，又重理旧绪，写作不辍，975年7月终于完成了全部写作。又越9年，即984年，此书由学林出版社出版问世。这部书共分2章字，主要讲的是“以理性为体，本能理智为用”的文化心理学。梁漱溟的这种文化心理学，在三十年代已见雏形，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又有进一步的论述，但系统阐发，则是在《人心与人生》一书之中。
《东方学术概观》是由《儒佛异同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和《东方学术概观》三篇文章组成的一本论文集（98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儒佛异同论》写于9年“文化大革命”中，是在没有一本参考书情况下写成的。顾名思义，该文谈的主要是儒、佛两家的异同问题。《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写于974年。当时正在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彻底否定孔子，并把的所作所为归罪于孔孟之道。梁漱溟不同意这种做法，于是著文表示自己的态度。在他看来，孔子是中国四五千年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其功过应视中国文化在世界史上表现出的成功失败而定之，总的来看，是功大于过，就是过，有的也是后儒之失，而孔子不任其咎。《东方学术概观》初稿写于五六十年代，975年写完《人心与人生》的全书后，对初稿作了“重新写作”。梁认为，东方学术包括儒、释、道三家。三家均重在修证，重在人生实践，并非仅是一种哲学；哲学只是其实践中所得之副产物。儒家肯定人生，佛家否定人生，道家肯定人生，却又主张出家修炼，三家人生态度各不相同，但出发点均为“人”，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心力之用向内不向外；学者自愿真切，有不容己；为学要在亲证离言。
进入八十年代，由于改革开放和“左”的影响的被排除，梁漱溟又重新恢复了他的政治和学术活动，980年他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他的一些著作如《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以及《梁漱溟教育文录》、《我的努力与反省》、《忆往谈旧录》、《朝话》等文集也先后出版或再版。八十年代中，他不顾自己90余岁的高龄，又重返大学讲坛，出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多次给学员讲授《中国文化要义》、《略论孔子及其后儒学术传衍流布的分歧与它的时盛时衰》等大题目。当然，由于年事太高，除了整理、修改一些旧著外，这一时期梁漱溟没有什么新的论著问世。
988年月23日，这位现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走完了他漫长曲折而又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旅程，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梁漱溟逝世后，他的遗文被编为《梁漱溟全集》（共8卷），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四十二章郭沫若郭沫若，892年月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生于四川乐山观峨乡沙湾镇。乳名文豹，学名开贞。“沫若”是他99年9月日首次在《学灯》上发表新诗时所用的笔名，取他故乡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青衣江）两河合龙之意。
郭沫若祖籍福建汀州宁化，于78年定居沙湾。至其父郭潮沛时，他家发展为一个兼营商业的中等地主。郭潮沛重视子女的教育，对郭沫若及其兄弟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大哥郭开文（877—93），是四川第一批留日学生之一，较早接受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对郭沫若有较深的影响。
897到905年，郭沫若在私塾读书。905年考入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