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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历史学方面的兴趣始终以中国思想史为主。《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之后，他曾断断续续地写作中国中古思想史。当写到佛教的禅宗史时，他发现可信的材料太少，不得不搁笔以待新材料的发现。92年，《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集卷四，第2页。
2《胡适的日记》，922年8月2日。
《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第册，第23页。
他为中英庚款事去欧洲，得机会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敦煌写经卷子，从中发现禅宗大和尚神会的语录两万多字。中国原有关于神会的材料不过00余字，这同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胡适回国后，陆续整理他的发现，于930年出版《神会和尚遗集》，其中附了一篇2。万多字的《神会传》。此书的出版，很受日本学界的重视。此后直到晚年，胡适对禅宗史的研究始终饶有兴味，并与日本学者保持交往。
胡适的整理国故，实即是借鉴西方的学术方法整理中国的文化遗产，这是中西文化互相融通的具体实践。因此，胡适把这看作是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必要环节。在整个二三十年代，胡适亲自主持了整理国故和编译西书两项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可惜，因社会的不安定，使这两项工作无法长期坚持进行下去。
借鉴和学习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的旧文化，创造现代的新文化，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目标。先进的中国人皆视为当然。但一部分保守的复古派或国粹派则另有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使西方一部分人，对自己的文明怀疑起来，欧美都出现了一股相当强烈的保守主义思潮。刚刚欧游回国的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其中有“科学破产”的话。于是颇有一些人也跟着怀疑科学，怀疑民主，怀疑个性解放的道理，以为重振中国固有的文明才是唯一的出路。保守主义思潮遂亦大为抬头。92年，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学校发表《人生观》的演讲，两者都表现出对科学及西方文化怀疑和批判的倾向。胡适相继发表《评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科学与人生观〉序》两篇长文，严厉地批评了贬抑西方文化，吹捧东方古文化的保守主义倾向。他强调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强调科学与民主应是各民族现代发展的共同方向。92年，胡适又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集中批评那种把西方文明说成仅仅是物质文明，中国文明才是精神文明的纯主观的说法。他强调说，任何文明都包含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西方文明承认人的物质享受的正当性，努力发展物质生产，提高人的生活水准，创造生活上的种种便利，以解放人的精神创造力，从而产生了高度发展的科学、艺术及各种文化设施，其道德与政治生活也跟着提高。从十八世纪的自由、平等、博爱，到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都是东方人不曾梦见的精神文明的产物。而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最高产物不过是士大夫的心性修养论。人们“越向内做工夫，越看不见外面的现实世界；越在那不可捉摸的心性上玩把戏，越没有能力应付外面的实际问题”。结果是贫穷、愚昧、落后。这种中西文化的争论，到三十年代再度爆发。935年月，有所谓“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声称已经“没有了中国”，“没有了中国人”，意即中国文化已被毁弃了，必须重建中国本位的文化。胡适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评论道，此宣言表面上持折衷主义，实质上是清末以来对抗新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想的最新翻版，“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时髦的表现”。胡适指出，文化自身都有其保守性或惰性。而中国旧文化的这种惰性尤大。人们大可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心，这个本位是不会失去的。我们应该让现代的新文化和我们固有的老文化充分接触，借它的锐气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新旧结合所产生的结晶品当然仍是中国本位的文化，仍是中国人的文化，是毫无可疑的。
胡适在929年写的一篇英文论文里，不慎用了一个可被理解为“全盘西化”的英文单词holesaleesterizatio，遂长期被认为他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其实，胡适用这个单词只是用以反对各种折衷的、主观预设各种限制的中西文化观，强调不同文化自由接触、互相沟通、互相琢磨，从中产生出新的文化。这是他有关中西文化最基本的见解，但有时为一些盲目夸大的国粹主义言论所激，他也讲过一些颇为偏激的话，如说中国“百事不如人”，说中国人“一分像人，九分像鬼”之类，颇引起人们的反感。直到他死前一年，还因发表一篇严厉批评中国旧文化的演讲而遭致台湾政界、学界一些人的围攻。
胡适是一个学者，但他和许多同时代的知识领袖一样，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终不能忘情于政治。97年刚回国的时候，他曾下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力图“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但五四运动把政治问题尖锐地提到每个人的面前，胡适也不得不谈政治了。99年7月，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从他的实验主义出发，主张渐进的一点一滴的改革，反对各种所谓的“根本解决”。他的主张受到李大钊等人的批评。从此，在政治上，他开始与他的一批比较激进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等分道扬镳了。
92年月，胡适与他最接近的朋友丁文江等组织起一个不公开的小团体，叫做“努力会”。次年5月，又办起《努力周报》，宣传他们的和平渐进的改革主张。胡适邀集蔡元培、王宠惠等十六位教授名流，发表由他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基本内容是主张以建立“好人政府”，作为现阶段政治改革的目标。“好人政府”的标准是实行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这篇宣言引起很广泛的讨论，但终只限于纸上的政谈而已，根本不曾收到什么改革政治的效果。不久，胡适针对中国对于时局的声明，写了一篇《国际的中国》发表在《努力周报》上。文章着重表明当前并没有国际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因此，现阶段“只须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帝国主义的问题”。
923年春，胡适到杭州烟霞洞养病。《努力周报》委托高一涵、张慰慈等几个人维持。胡适对谈政治越来越没有精神了。到了0月，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北洋政府的黑暗政治可谓达于极点。胡适始承认“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努力周报》随即停刊。
927年5月，胡适从国外归来，一时不能回到北京，乃在上海租屋定居下来，一度担任私立光华大学的教授。928年4月，胡适就任中国公学的校长，同时和几个朋友办起《新月》杂志。那时，刚刚取得统治权的国民党人，正以“革命”的名义，大力诛除异己，气焰正盛。胡适看不过去，于929年接连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及《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几篇文章，激烈抨击国民党的，并涉及孙中山与蒋介石。这激怒了国民党人。他们查禁《新月》，拒为中国公学立案，还组织一批党内人士撰文围攻胡适。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在离沪重返北京大学之前，表明他批评国民党，并非出于恶意，只是“希望它自身改善”。
由于有这一段经历，后来宋庆龄、蔡元培等组织民权保障同盟时，亦邀胡适加入，并请他组织北平分会。这其实是“历史的误会”。胡适是作为自《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三。
由主义者而关注人权；而同盟的主要领导者则是出于反蒋的政治目的而提倡民权。有此根本区别，难免发生分歧。果然，胡适入会不过一个月，于933年2月初，便与同盟总部公开发生分歧，遂“自由出会”。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在对日态度上与蒋介石政府颇相近，他主张对日谈判，主张谋求国际支援，反对抗日。此后，他即以“诤友”的资格时常对政治、外交等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932年5月，他同几个朋友合作办起《独立评论》。他本人发表20余篇文章，其中绝大多数是讨论时局与外交的。他一面拥护蒋介石政府，反对和地方反蒋势力；一面力倡民主政治，反对独裁。曾在《独立评论》上倡导关于建国问题的讨论。在对日问题上，则坚持通过国际交涉予以解决。
抗战爆发后，胡适转而拥护抗战，并受蒋介石之托，出访欧美，作“民间外交”。938年0月，进而受命为驻美大使，以学者而充外交官，实非其所长。所幸他在美国朝野声望颇好，加之他有卓越的演说才能，对唤起美国舆论，同情中国抗战，不无贡献。942年9月，胡适卸去大使职务，在纽约租屋暂住，重回到他的学术生活。从这时起，考证“《水经注》案”成了他晚年主要关注的研究课题。
抗战胜利后，胡适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归国前由傅斯年暂代。94年夏，胡适自美归国。不久，全面内战爆发，烽烟四起，教师学生都极不安定。他一面国民党的战争，一面又抵制军警特务对学校的干预，常常奔走于南京、北平之间，在政府与学生两面压力下精神困扰不堪，一度要求辞职而不果。只有继续考证《水经注》案，聊为寄托。这期间，蒋介石两度敦促胡适从政，均被婉拒。948年2月，北平解放前夕，胡适乘蒋介石所派专机，匆匆飞离北平，不久去了美国。
胡适于949年4月2日抵旧金山。隔了一天，人民解放军即解放南京。随后，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即宣告结束。这一个大变局对胡适的打击太大了。很长时间，他精神陷入极度苦闷，无心做学问，亦无颜见客，重新住进他原在纽约租住的寓所里，过了将近0年的寓公生活。其间除一度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工作两年之外，只是偶尔在一些大学临时担任讲座，其余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均消磨于“《水经注》案”的考证。
所谓“《水经注》案”，是指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部分学者，如魏源、张穆、杨守敬、王国维、孟森等，认为清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戴震偷窃了赵一清治《水经注》的研究成果这一公案。胡适最初治此案只是为其同乡前辈（戴震是安徽休宁人，休宁与绩溪皆属徽州）洗冤白谤。但此案涉及的材料太多，被学者们弄得相当复杂。胡适以近20年的心力对此公案作考证，留下了值得注意的学术成绩。这主要是（）发掘大量史料，证明戴震不曾偷窃赵一清的《水经注》研究成果。其中有些证据可以视为“铁证”。从而多少廓清了在这一问题上的许多偏见。（2）胡适第一个揭示出，攻击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这一公案，反映着清后期理学与反理学的斗争。（3）胡适以其地位和声望，能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因而得见其他人不曾见到的《水经注》版本，加以认真比勘、考证，弄清各种版本的源流及其价值，因而对版本和目录学是一大贡献。
胡适埋头考证的同时，与台湾知识界、政界仍有密切联系。由他参与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于949年月在台北创刊，一直到90年始被迫停刊。其间，胡适一度担任该刊的发行人。该刊的实际负责人是雷震。雷本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积极推动民主运动。《自由中国》杂志成为民主运动的一个中心，为此多次受到当局的干预。胡适本人也屡次受到蒋家父子御用势力的攻击。但权衡政治得失，蒋介石还是决定把胡适召回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
胡适958年4月到台北赴任。90年，雷震因酝酿组织反对党而被当局投入监狱。此后，胡适再度陷入精神苦闷之中，且屡次复发心脏病。92年2月24日，在一次中研院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终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终年7岁。
胡适一生著述甚丰，约略估计在2000万字以上。目前流行的则只有他生前自编的《胡适文存》三集和《胡适论学近著》一辑。他死后，台北远流出版社出版《胡适作品集》37卷。此外，有台湾胡适纪念馆编印的《胡适手稿》30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耿云志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