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该党以后即把这次会议看作是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
事章伯钧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临时行动委员会主张推翻南京政府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国民党对邓演达的反蒋活动深为忌恨1931年8月17日将邓逮捕11月予以杀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被迫转入地下由章伯钧、黄琪翔、彭泽民、季方等列名负责中央工作。
1932年十九路军在上海动一二八淞沪抗战黄琪翔曾参与策划章伯钧则在北方从事反日军事活动。1933年11月章伯钧和黄琪翔参与了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动的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章伯钧被任命为福建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所属的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在“闽变”期间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声明脱离国民党参加陈铭枢组织的生产人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亦于此时宣布解散章伯钧和黄琪翔等也参加了该党。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不到两个月即宣告失败。1934年初章伯钧在香港与黄琪翔、彭泽民等召开临时代表会议宣布复党。随后章伯钧去日本除与各方面爱国人士联系外并成立临时行动委员会支部与留日同志经常开会交换意见从事抗日反蒋活动。
1935年11月1o日章伯钧和彭泽民在香港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鉴于反抗日本的侵略、实现民族解放已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决定将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从此成为与国民党完全割断了联系的独立政治集团。会议通过《临时行动纲领》并表对时局宣言。宣言指出：日本侵略华北目的在灭亡中国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便是立刻动民族革命的战争以求完全的解放”。认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民族革命战争没有广大的农民参加便无胜利的希望因此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革命与反日战争是不可分离的。”要求一切革命的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中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之下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指挥机关”1。《纲领》认为：“中国现有苏维埃的政权和几十万红军的存在这是一个为世人所惊骇的事实。”2要求承认领导的革命政权恢复大革命时期的联俄、联共政策。这次会议新选举了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等19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章伯钧成为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1937年7月1o日章伯钧和彭泽民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共同遵守的纲领实现民主政治改善劳动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成立人民武装指导机关组织抗日志愿军等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3。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设立国防参议会邀请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出席会议报告国际形势和前方战事情况征询与会者意见由于歧视和压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国防参议会没有邀请章伯钧及其他负责人与会。1938年3月1日章伯钧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次代表会议通过《抗日时期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作政治上的大改革“整个地扫除官僚主义的毒害切实实行民主政治”1。他并著文说：“抗1宣言原件存农工民主党中央。
2中华论坛》第1卷第1o、11期合刊。
3《中华论坛》第1卷第1o、11期合刊。
1《中华论坛》第1卷第1o、11期合刊。
战与民主不可分离曾经是我们一贯的主张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增加抗战力量保证抗战胜利。”2为了实现民主政治他主张建立民意机关使人民有参政的机会。3月末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临时全国代表会议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6月章伯钧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代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参加了在汉口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不久和其他国民参政员一同去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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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的政策重心逐渐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人民抗战初期人民群众和各抗日民主党派争取到的一些权利又被取消。9月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上各抗日党派的参政员纷纷提出有关宪政问题的提案。章伯钧和左舜生、张君劢等联名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扬民力而利抗战案》和《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要求于最短期内颁布宪法结束党治全国各党各派一律公开活动平流并进永杜纠纷共维国命。他们把立即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宪政看成是当今“扶危救急之道”说：“国家应付此非常局面在收拾人心与集中人才。今日唯一收拾人心之道即在明示国人‘国家为公’。所谓国家为公者即明示国人国家者全国国民之国家而非一党一派之国家政府者全国国民之政府而非一党一派之政府。”“今日中国唯政治上之彻底开放人才始有集中之可能；亦唯政治上之彻底开放人人为国胜于为党人人爱国胜于爱党而后国家各真才始能真为国用。”1这些要求在参政会提案审查委员会讨论时遭到国民党参政员的强烈反对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参政会闭会后成立宪政期成会章伯钧是委员之一。
1939年11月下旬章伯钧和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乡村建设学会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等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并定有信约十二条要求成立宪政政府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和法令应即中止和宣布无效；凡遵守宪法之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2。由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坚持团结抗战要求实行民主宪政主张与密切合作反对国民党倒退在1941年3月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时章伯钧被国民党除名。第二届、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均没有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参加。
皖南事变生后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各党派负责人为了加强团结合作争取民主以求各自党派的生存和展并调解国共冲突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一个第三者的政治团体。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秘密成立章伯钧被推为常务委员和组织部长。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集体参加了同盟。1944年9月1o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章伯钧继续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随后并任民盟重庆市支部主任委员。他为展民盟组织扩大民主力量做了不少工作。
1945年1月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创办的《中华论坛》出版章伯钧任主编。他撰写的《刊词》说：“中国人民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主义者侵略的长期苦战中牺牲了无数量的生命和财产正为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2《对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抗战行动》第6期。
1《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记录》第94页。
2《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页。
放的伟大前途使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的历史任务彻底完成。所以本刊的使命也就是要站在人民的地位对于这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努力尽责。”随后又著文指出：“中国根本问题之正常的解决在于有民主的宪政有全民负责的统一政府。”“现时中国人民的要求是要有实际的民主权利言论集会结社之基本自由决不能在任何假托之下悭而不予。”他要求国民党对执行孙中山所手订的三民主义革命政策“切实检讨加以反省凡有逆于世界潮流与不顺于人心之政事皆须及早变革自动维新。所谓结束党治归政人民正是振奋人心刷新党国之第一要义”。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反对提出的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声称“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章伯钧在文章中反驳说：“政权是应当属于全人民的若偏在一党都可说是不正当的‘赃’；如认为是‘赃’就得有分的结果。所以我们反对这种说法主张党派会议或联合政府是合理的是团结全国打开时局的第一步骤。”1为了促进国内团结进步他随同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冷遹、傅斯年于7月1日赴延安访问与、周恩来等会商恢复国共和谈问题5日返回重庆。解放区取得的进步和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月7日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章伯钧的国民参政员席位得到恢复。
抗战胜利后章伯钧积极主张全国各党派共同和平建国实现民主反对内战。1945年9月15日他表对时局谈话说：抗战8年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最终使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是“全国人民的胜利”。今后民主建国大业必须“全民合作党派团结”反对“任何形式之内战及军事行动”。他再次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承认现有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求全国之真正统一。他特别指出解放军的军队及政权“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1。还说：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内战不得人心“是招致灭亡自杀的途径”2。
1946年1月章伯钧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政协宪草审议会和宪法小组的工作。5月由重庆到上海。12月他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召开一手包办的“国大”并由这个“国大”制定的所谓宪法说：“在军阀集团统治中国的情形下是绝对谈不到宪法的。自从袁世凯到今天情形始终如此。军阀集团所需要的只有三种：一是戒严法二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三是盗匪惩治条例。他们是不需要宪法的但是为了粉饰装点又为了对付外国有时又是需要宪法的曹锟要宪法就是一例今日的情形亦复如此。”他还着重指出：中国固然需要宪法但目前更需要的是民主、和平和统一。民主就是各党派地位平等人民有基本的自由权利；和平是不打内战不拉壮丁没有外国驻军；统一就是不开分裂的“国大”。“有了这三个事实宪法才有基础没有这种基础就是曹锟的宪法。”11947年1月初民盟召开二中全会决定加强组织扩大民主运动会1《纪念国父》《中华论坛》第1卷第3期。
1《中华论坛》第1卷第9期。
2《中华论坛》第1卷第1o、11期合刊。
11946年12月15日《文汇报》。
后章伯钧在上海继续从事民主运动并任民盟上海市支部主任委员。月底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规定该党是代表农工平民的利益其最终目的是彻底完成民族解放实行民主政治达到社会主义。鉴于该党认为农工是社会的骨干、革命的基础、平民政权的重心因此决定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正式易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并决定以193o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制定的政治主张为自己的基本纲领。章伯钧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在动大举进攻解放区的反革命内战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厉行白色恐怖加紧镇压民主运动。1947年1o月27日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决定予以取缔。民盟中央部分负责人在国民党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宣布解散民盟总部停止盟员一切政治活动。章伯钧不赞成解散民盟秘密离开上海到香港继续活动。蒋介石曾派高级官员对他进行威胁利诱遭到他的严厉斥责。
1948年1月章伯钧和沈钧儒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宣言和政治报告鲜明地提出了反蒋、反美和反封建支持人民武装斗争拥护土地改革的政治主张并宣布民盟由“中立”的“第三者”转向同“实行密切的合作”1。这样三中全会就成为民盟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决定章伯钧和沈钧儒以中央常委名义负责领导全盟盟务。
同年5月章伯钧和沈钧儒代表民盟与在香港的其他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表通电响应中国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随后在香港参与起新政协运动。
9月1日章伯钧和沈钧儒代表民盟随同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离开香港乘海轮前往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29日到达哈尔滨。
11月16日章伯钧和沈钧儒代表民盟表时局声明重申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立场说：“对于人民与人民公敌之争对民主与反动独裁之争我们的态度应该坚决站在人民的民主的这一方面跟人民公敌反动集团斗争到底决不动摇决不妥协决不对反动集团存有丝毫的幻想。”提出：第一民主的新中国在彻底摧毁反动独裁的统治集团以后才能获得保障；第二和平的新中国非坚决彻底铲除内战的根源扫除和平的障碍不可；第三统一的新中国只有消灭统一障碍的反动独裁集团之后通过新政协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完全实现。21949年1月北平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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