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高涨，因而反对组织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在武装暴动中执行烧杀政策。“左”倾盲动主义的推行，招致了实际工作中的许多损失，928年2月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不久即基本上停止执行。这段时间，秋白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意见，如主张发展游击战争、“创造革命地域”等。他还主编中央机关刊《布尔塞维克》。
928年4月底，秋白离开上海前往苏联，参加筹备六大，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7月，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同周恩来等在莫斯科主持召开六大。他向会议致词，作题为《中国革命与》的长篇报告，并在会上多次发言。六大正确地肯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之间，党的总策略是争取群众。大会既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秋白以坦荡的胸怀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分析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危害及其错误的根源。秋白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继之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六大以后，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928年7月中旬至9月初，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作《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报告》之后，秋白作补充报告及关于这一问题的总结发言。会上他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成为由布哈林等人组成的政治秘书处的成员。由此秋白直接参加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
这时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但他仍然废寝忘食地工作。在繁忙的革命领导工作之外，他还与吴玉章、林伯渠等共同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并在中国劳动者大学组织过拉丁文研究小组。929年0月，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一书，于次年出版。93年9月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根据此书制定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并在侨居苏联的华工中用来扫盲。
929年秋，苏共中央发动大规模的“清党”运动，当时米夫和陈绍禹（王明）等在中国劳动者大学（即原莫斯科中山大学）大搞宗派活动，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诬蔑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930年月，秋白被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与此同时，中央由李立三主持，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再次统治了党中央。共产国际遂决定派秋白和当时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的周恩来回国召开会议，纠正立三路线。
930年9月，秋白与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七月决议，会议通过了秋白起草的《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指出前一时期犯有冒险主义的错误。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基本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对党中央的统治。但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未从思想上加以清算和纠正，反而强调要反右倾。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实际上由秋白主持党中央的工作。
930年0月末，共产国际发出《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央的信》，一反过去的基调，把李立三的错误定性为反国际、反马列主义的“政治路线”错误，并指责按共产国际指示纠正李立三错误的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几名长期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米夫器重而又想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留俄归国学生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早于中央得到了这封信。他们抢先打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旗号，把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置于非常被动的地位。2月中旬，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到达中国，指令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经过93年月的六届四中全会，秋白同李立三、李维汉一起被排除出中央政治局，王明一派人实际夺取了中央领导权。会后秋白向共产国际和中央写信，表示对四中全会对自己的批评“完完全全的接受”，对决议“完完全全的拥护”，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秋白被自己一向崇拜的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用卑劣的手段赶下中央领导岗位，痛苦和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从此他对政治的兴趣大大减弱，转而致力于他一心向往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秋白的文学翻译和创作活动，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二十年代初期在苏俄的两年时间中，他以很大精力实地研究俄国的文学和文化，并克服种种困难写成《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文学史》三本文学著作。回国后，同著名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建立了密切联系。在遭到米夫、王明等的打击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他便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工作。他同鲁迅一起，领导了当时中国革命文化运动。
秋白大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翻译了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论文艺的经典著作和苏联著名作家的文艺作品，写了许多具有指导性、战斗性的论文和杂文，积极开展文艺批评和倡导大众文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在从事翻译和著述的同时，秋白同种种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文艺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对于由国民党官员、特务和反动文人发起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秋白尖锐指出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即是“屠夫文学”。在关于“文艺自由论”的争论中，秋白发表受到鲁迅高度赞扬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署名易嘉），深刻批评了自诩为“自由人”的胡秋原和称作家为“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的文艺观，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与阶级、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观点。
秋白撰写大量文章参加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秋白第一次明确提出这样的观点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他在932年4月以史铁儿笔名发表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比较全面地讨论了大众文艺问题，指出普洛大众文艺应当“首先是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描写贫民、农民、兵士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斗争”。但秋白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五四后新文学的一些成就缺乏足够的估计。
933年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向秋白发动了新的攻击。9月22日，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狄康即秋白），在全党范围内对秋白进行了公开的批判，指责秋白“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犯有“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要求全党对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责令他在党内公开检查“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秋白对强加给自己的罪名很不理解，但仍在中央命令下达五天后，写了《我对于错误的认识》的检讨，按“左”倾领导人的调子，全盘承认了“错误”。934年底，秋白接到中央调他去中央苏区工作的通知，他因身体极差，需家人照顾，要求偕夫人杨之华一同前往，但未得到允许。934年月，秋白告别鲁迅、茅盾等战友，离开上海，于2月5日抵达江西瑞金。
在中央苏区期间，秋白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同时他还是艺术局负责人，苏维埃大学校长，并主持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编辑工作。他以羸弱的身躯，顽强地、忘我地工作。在教育工作方面，由于苏区文盲多，师资不足，他重点抓了师范教育。对《红色中华》报，他撰写文章，提出改进方案，并对党的报刊新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提出指导性意见。在文学艺术工作方面，他倡导成立了中央苏区第一所戏剧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并亲自指导戏校所属的中央苏维埃剧团的工作。934年秋主力红军长征后，秋白把剧团一分为三，由他直接领导，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创作和演出。
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秋白也已整装待命，准备随军出征。但中央主要负责人不同意他参加长征。主力红军撤走后，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秋白被任命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中央办事处教育人民委员。不久，项英、陈毅决定疏散负责干部，送秋白回上海养病。
935年2月日，秋白同何叔衡、邓子恢等化装成商人，离开瑞金，向江西、福建交界处的山区转移。2月2日，秋白等渡过汀江，到达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附近时，被地主武装包围。何叔衡壮烈牺牲，邓子恢突围，秋白与张亮（项英妻子）、周月林（梁柏台妻子）因体力不支，在敌人搜山时被俘获。3月9日和4月5日，秋白在上杭监狱中先后写了一份“自供”和一份要求保释的“呈文”。他为了脱身，化名林祺祥，谎称自己原来是国民党军医，与红军作战时被俘，帮红军做事。他还写信给鲁迅“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员，有殷实的铺保，可释放我。”鲁迅得悉秋白被俘的消息后，与杨之华等多方筹资，设法营救，但正在此时，由于叛徒的告密和指认，敌人知道了林祺祥就是瞿秋白。这时他已被解到长汀。
秋白被敌人认出后，抱定必死的决心。5月3日他在长汀狱中，写下一份“供词”，真实地反映了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文教方面的成就，热情歌颂中国，同时谴责国民党在苏区的暴行，驳斥国民党对的诬蔑和诽谤。
在长汀狱中，秋白写了一篇总结一生历史的自传性文章《多余的话》。
内分《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七个部分。他坦率地剖析自己，暴露内心世界，批判自己的弱点，歌颂革命，在《告别》部分中表示了准备就义的决心。秋白由于受到“左”倾中央的无理打击，精神一直很痛苦，现在面临死亡，想倾诉自己的痛苦而又不能让敌人得知内部的斗争，因而文中流露出低沉、伤感的消极情绪。
敌人对秋白软硬兼施，用尽威胁利诱的种种手段。在决定枪杀秋白的前几天，还专门派中统特务和叛徒前往长汀劝降，并以顾顺章为例加以诱惑，但秋白不为所动，庄严宣告“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我情关于秋白被捕日期，有2月24日和2月2日两说，这里从后说。
愿作一个不识时务的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表示“纵然一死，又何足惜哉！”
劝降、诱降失败，国民党最高当局决定杀害瞿秋白。月8日，秋白赴刑场，一路上神态坦然，用俄语吟诵《国际歌》，在“中国万岁！”“万岁！”的口号声中，饮弹洒血，从容就义。瞿秋白是中国早期领导人之一，是卓越的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理论家和文艺理论家，牺牲时只有三十六岁。
秋白著作极丰，遗著编有《瞿秋白文集》文学编卷、政治理论编8卷。第七章李立三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能至、柏山、唯真、李农志等，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月8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阳三石，乳名凤生。父亲李昌珪是晚清秀才，以教私塾为业。母亲何氏略识文字，经常给李立三讲《水浒》、《三国演义》、《精忠传》和武侠故事。905年，入蒙童馆读书。在这里，他从比他年长9岁的同学孙小山那里第一次听到秋瑾、徐锡麟英勇就义的故事，内心受到极大震动。908至94年，李立三先后在渌江小学和渌江中学读书。在渌江中学，他常以“忧国子”的笔名写墙报，对辛亥革命后封建军阀统治表示极大的不满。95年，李立三来到长沙，先在长郡中学读书，后转入广益中学就读。经罗璈阶（章龙）介绍，他结识了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
98年春夏间，李立三中学毕业，回乡当小学教员。不久，他目睹社会的种种不平，决心投笔从戎，到衡山加入程潜的护。临行前，留诗表明自己的志向“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99年初，李立三听从程潜的劝告到北京求学。不久加入赴法勤工俭学的行列。同年2月抵达法国，在蒙达尼公学补习法语，后到三侠孟一家工厂做工。在这期间，李立三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对法国工人运动有所了解，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