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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5月，主持起草《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还规定了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各项指导原则。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等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任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和朱德等前往华北，负责中央委托的工作。7月至9月，在河北平山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次会议确定的方针，进一步推动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为加强华北解放区的建设，根据中央的决定，于948年5月主持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战略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组建中央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9月，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讲话。949年3月，出席七届二中全会，参与制定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的战略决策及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在会上发言，强调要以城市工作为重心来领导全党工作，努力学习解决接收后的城市管理问题，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会后，随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4月，赴天津视察，同工人、干部、职员、资本家等各方面人士座谈，宣传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0月，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制定党和国家各项重大方针政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深刻的思考和大胆的探索。建国前夕，他提出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以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并系统地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主要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在目前及战后最初一个时期内，都应鼓励其发展。但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发展，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950年，他写了《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提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中国和人民政府最基本的任务；指出中国经济建设的大体步骤，首先要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在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再大力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机械化。同年月，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由负责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十分重视发展合作经济。950年7月在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总结了解放区和建国初期合作社运动的经验，指出当时主要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城市消费合作社和城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并为引导合作社走上正轨提出了明确的方针。随后，又撰写《关于合作社的若干问题》、《论合作社问题（初稿）》等著作。
95年2月，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民主化与工业化”的基本口号，论述了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指出没有国家的民主化，没有人民民主政权的发展，就不能保障经济事业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而经济事业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又要大大地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五六月间，在《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文中提出，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以后，国营工厂内部已经不存在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那种阶级对抗和剥削关系，但是仍然存在着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一种在根本上非敌对的矛盾。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对的与非敌对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953年2月，担任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领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同时，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对新中国第一部根本作了完整系统的说明。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十分重视中国成为执政党以后的建设问题。他在95年4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为更高的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报告，强调要对员进行和的教育，必须继续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提高党的战斗力。他提出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作为对党员的明确要求和教育内容。954年2月，主持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受中央政治局和的委托，在会上作《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同一切破坏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作坚决的斗争。955年2月至95年3月间，先后约请国务院所属30多个部门负责人汇报工作，对我国各条战线的实际情况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召开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95年9月，他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根据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这次大会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在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后，针对当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劳动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存在的某些弊端，提出了许多的改革设想，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灵活性；要利用价值规律，用价格指导生产；开放和利用自由市场；要增加地方和企业的自治权；允许个人有一定的经济活动自由。他认为，在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按劳分配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分配工作搞得好，就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劳动者的分配，必须贯彻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他提出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是最敏感的，生产中的各种问题都会在流通中反映出来。因此，应当重视流通问题。强调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进行交换是社会主义再生产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不但工农之间、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需要等价交换，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各个地区之间也要等价交换。还提出改进工业管理体制，试办托拉斯，打破地区限制，按行业组织各种形式的专业公司，促使专业化协作发展，把国民经济组织起来，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以及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度的观点。
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中，敢于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措施。92年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958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及其产生的原因。报告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中国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计划和措施，把工作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接着，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大幅度地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并提出了克服经济困难的具体措施，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9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遭到、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于99年月2日在河南开封病逝。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恢复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肯定了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建树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的主要著作，收入《选集》、《论党的建设》、《论工人运动》、《论合作社经济》、《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等文集中。
第四章朱德朱德，88年（清光绪十二年）2月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一个佃农家庭。祖籍广东省韶州府（今韶关市），明末清初迁入四川，定居仪陇马鞍场。
朱德幼年入私塾，取名“代珍”，塾师为他取字“玉阶”。因家境贫寒，一面读书，一面劳动，在塾师的影响和启蒙下，开始接受革新思想。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使他萌发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富国强兵”。907年春，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年末，毕业回到家乡，任仪陇县高等小学堂的体育教习兼庶务。在这偏僻的地方，新式教育遭到当地封建守旧势力的反对，这使他感到“教书不是一条生路”。
909年月，朱德离开家乡，跋山涉水赴云南投考陆军讲武堂，改名朱德，字玉阶。在讲武堂期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经常秘密传阅和摘抄一些进步书刊。9年8月毕业，加入云南新军，任副目（相当于副班长）。0月，爆发了反对清皇朝的辛亥革命，云南新军积极响应，在农历九月九日举行起义。“重九起义”胜利后，云南宣布独立。因作战有功，朱德升任排长，授少尉军衔。随后，朱德随援川军进入四川，四川的反动势力纷纷土崩瓦解。同年底升任连长。援川军返滇后，在庆功大会上，他被晋升为少校。93年夏天，任云南第一师第三旅步兵第二团第一营营长。秋天，调往云南边境驻守，在深山密林中与法帝国主义扶持的武装土匪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作战，并从营长晋升为副团长、团长。95年2月以后，他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开始成为川滇军界人人皆知的名将。97年，朱德任滇军旅长，后被授予少将军衔，在四川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朱德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学习俄国。922年，为寻求革命真理，他放弃了高官厚禄，离开云南，来到上海、北京。在上海，他拜访了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他提出加入中国的要求。陈独秀认为像他这样的旧军队的高级将领，要参加，必须经“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拒绝了他的请求。朱德没有因此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决定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同年月，在柏林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从此，他将自己的一生与中国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表示“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在德国的3年时间里，朱德参加旅欧支部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注意对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考察。924年在哥廷根的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社会学专业注册入学。同年底，为了从事革命活动，由哥廷根回到柏林。925年，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被柏林警察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随后到苏联，下半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地理。几个月后，参加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任队长。这期间，苏联教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