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意见不同意把武汉国民政府说成是新民主主义政权。持此观点者从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武汉国民政府人员的构成和阶级结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论述、武汉国民政府执行的政策等几个方面论证武汉国民政府不是国民党左派政府不具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因素不属于新民主主义政权范畴而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
第三种意见则认为武汉国民政府既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完全意义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而是具有两种性质政权的某些特征是一种正在过渡的政权。它既可以向右转成为比较纯粹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又可向左转成为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由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新民主主义政权。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第165页。
关于1924—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作过分析。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1927年叛变了这个革命”；其二“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其三“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1。这成为中国现代史（包括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中长期沿用的观点。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1。关于共产国际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
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这一观点近年来已为学术界大多数人所认可。但在如何表述这一观点上仍存在着两点分歧：第一共产国际对大革命的失败究竟负主要责任还是次要责任？一种意见认为应负主要责任。因为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是中国大革命的最高决策者不可能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从实际情况看正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的紧急阶段犯了一系列根本性错误从而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只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另一种意见虽承认共产国际对大革命失败负有责任但仍主张主要责任应由陈独秀承担。第二共产国际对大革命错误指导的原因一种意见认为共产国际过低估计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和农民的力量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用公式化和定型化的教条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各阶级关系从而导致了在农民问题上、在对待国民党左右派问题上、在对待武装问题上等许多方面的右倾错误。另一种意见认为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可归结为战略失误。那种既改造国民党的性质又展国民党的力量既保持统一战线又开展工农运动的策略是两对无法实现的矛盾政策。同时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又颠倒了国共两党在大革命时期的主从地位把国民党作为中国革命的主体把置于从属地位。正是共产国际这种战略意义上的失策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2。关于中国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
中国内的错误路线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这是不争之事实。
但如何看待中国内的错误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在学术界却颇多争议。一种意见仍坚持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另一种意见不主张把责任推到陈独秀一人身上认为大革命期间中国在战略、策略上的一系列失误是中国幼年时期的不成熟所致。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大革命时期中国不仅犯有右倾错误而且犯有“左”的错误这种“左”的错误也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因素之一。1《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3—954页。
3。关于国共“党内合作”形式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
这是近年来提出的新问题。有人认为“党内合作”这种国共合作形式虽在一定时间里壮大了革命力量但也同大革命的失败有关。理由是：第一“党内合作”这种形式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第二束缚了的手脚客观上限制了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因而使始终未能建立起独立领导和指挥的军队；第三“党内合作”形式本身就内在地决定了这一合作的暂时性。许多人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大革命时期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是有客观基础的唯一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没有国共“党内合作”就没有中国的大革命。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党内合作”过程中战略和策略的失误而不是“党内合作”这一形式本身。
南京国民政府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研究是近年来随着中华民国史研究而展起来的一个热门课题。这一课题范围很广涉及到一切同南京国民政府有关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法律、文化教育以及它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这里所述的是学术界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几个问题的讨论情况。
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性质。
长期以来的观点是：南京国民政府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近年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民族资产阶级在政府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上层资本家及其政治代表获得了相当的政治权力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也确实捞到了不少实惠。因此“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南京政权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政权”。
2。关于改订新约运动。
近年学术界经过讨论对此问题基本上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这一运动“恢复了中国一些长期丧失的主权减少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长期享有的特权否认了领事裁判权的合法性增加了国家关税的收入在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利益是历史的进步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这种“进步”和“积极意义”是有限度的“与中国人民关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的要求还相差很远”。
3。关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这也是近年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讨论要点有二：其一政策提出的时间。目前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个政策是九一八以后提出的根据是1931年11月3o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长宣誓仪式上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第二种意见认为早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就在南昌出《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的文告提出“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的政策。第三种意见认为蒋介石虽然在九一八以前就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但并未形成一个基本的政策。作为国民政府的一项基本政策是1932年3月上海停战之时确定的。1932年3月14日即上海停战的同一天蒋介石给国民党宣传人员出手令内称“吾人攘外必须安内”。结合蒋介石后来所说：“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个手令可以看作是蒋介石正式确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具体标志。
其二政策转变的时间。目前大多数人倾向于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和1937年2月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是其转变的。理由是五届三中全会“接受了提出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建议确立了‘和平统一’‘共赴国难’的内政方针并表示‘如果让步过限度’就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的对外政策”。也有人认为1935年11月的国民党“五大”应是国民党政府“攘外安内”政策重点转变的国民党五大后其政策起了下列变化：对日态度逐渐强硬；亲日派遭到冷落；对抗日言论的限制有所放松等等。种种迹象说明国民党政府“确已开始向团结、民主、抗日的方向转化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关于红军长征的原因一般都认为是王明“左”倾错误的指导致使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而被迫开始长征。近年有人认为如果仅仅局限于上述原因是不全面的应该既看到它的历史偶然性也要看到它的历史必然性。红军长征的原因一是由于军阀混战的渐趋平息、蒋介石政权的逐渐巩固这就潜伏着红军战略转移的客观趋势；二是由于当时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交织尤其是中日矛盾的迅上升客观上也要求制定正确的策略包括红军作必要的转移；三是由于自身的不成熟决定红军的战略转移只能是被动的。所以红军长征是历史合力的结果。
关于红军长征出前的准备即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是不是有计划、有准备地进行的？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认为长征是“仓促决定”的；二是认为：“中央红军长征是有计划、有目的、有准备的绝非‘仓促决定’、‘仓促转移’”。从1934年4月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红军为了突围转移在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迅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筹集粮款准备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进行军事部署选择突破口；进行组织安排等。
关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曾形象而生动地作过高度评价。学术界基本上是在观点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阐。归纳起来论点是：第一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化险为夷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转变到抗日战争兴起的关键；第二红军长征锻炼了中国革命的领导骨干为以后革命形势的展开和夺取全国胜利作了政治上和干部上的重要准备；第三红军长征显示了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长征的胜利增强了中国在国际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第四红军长征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象征；第五红军长征的影响已突破时代和国度的界限在人类历史上树立了一座无与伦比的丰碑。
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研究和整个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年来学术界除对遵义会议的一些具体史实作了考证外还着重讨论了以下两个问题：1。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
长期以来人们的评价是：遵义会议是中国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从幼年达到成熟。
近年有人对此“成熟”说提出异议认为这种观点与事实不符。理由是：遵义会议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它的功绩主要在于确立了代表正确军事路线的的领导地位使党和红军在非常情况下死里逃生。而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成熟的标志应具有下列因素第一有一套完备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体制、组织机构和领导管理制度；第二有相当完备的、展着的党的理论体系有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及一系列方针政策；第三全党的政治素质从理论到实践上的成熟。从遵义会议的情况来看它还没有完全具备这些要素。
2。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
对此学术界一直持肯定态度。近年有人认为“这一说法不甚确切”。
指出“确立”意味着稳固地建立和树立而当时“恐怕还不能这样说”。遵义会议上只是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军事指挥方面成为周恩来的帮助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总负责。至成立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才开始执掌最高军事指挥权。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有一个逐渐巩固的过程直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才进一步肯定了的领导地位。因此“同志进入党中央执掌重要权力遵义会议只是开始而不是确立”。还有人经过考证指出遵义会议后成立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或称三人团）其成员顺序是：周恩来、、王稼祥。后来曾说过“三人团”的团长是周恩来。论者认为在组织上成为军事的主要负责人大约是在1935年8月周恩来因病不能理事之时。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这是学术界研究得较早也是研究得较深的一个问题。
1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页。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
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酝酿的时间很长九一八事变以后“就已逐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后。比较多的人赞同第二种意见主张应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提出的标志。认为这个宣言与以前中央表的团结抗日的文件相比不再局限于下层联合而是扩大为各党各派各团体各军各界各个民族的联合包括国民党在内；过去讲联合有三个条件现在只有一个条件即“停止进攻苏区”；宣言虽仍然将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但没有把推翻国民党政府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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