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海外洪门。
辛亥革命前海外洪门在华侨中拥有相当大的势力。美洲华侨之洪门团体称“致公堂”“华侨列籍堂内者占十分之”1。在东南亚华侨中情况也大体相同。道光年间新加坡已有天地会成员1oooo余人占华侨总数的十分之八2。到光绪十六年（189o）末新加坡秘密会党成员已达68ooo余人3。在越南华侨中从事体力劳动者十之都参加了洪门组织三合会4。但是海外洪门组织主要在华侨中从事互济互助性质的福利工作很少1《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58—278页。
1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页。
2俞云波：《海外天地会研究》见《会党史研究》第113页。
3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99页。4广东文史资料选辑：《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27页。
政治内容以“联卫共济手足互助患难相顾”为堂规以“捍御祸害”“赒恤同人”为义务成为华侨藉以对付逆境互济互助的福利性团体在北美曾以“华人共济会”的名义在当地政府注册。各个“堂口”之间往往为了各自的利益或意气之争互相斗殴称为“堂斗”影响了华侨内部的团结。而且有极深的门户之见凡非洪门弟兄皆视为“细仔”即奸细。所以当孙中山最早在美洲宣传革命时因未入洪门“洪门人士无助之者即以其非同盟手足也”。孙中山感到“非列籍洪门不足以联络多数之同志”遂于光绪二十九年（19o3）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并成为“洪棍”1。这使他后来在美洲的革命活动得到洪门组织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孙中山加入洪门后不仅向洪门成员灌输反清革命的思想而且从组织上加以整顿纲领上加以改造。他先提出重订洪门章程规定各地洪门组织“前有名目不同者今概改正名曰致公堂以昭划一”。并且明确美洲致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宗旨。其次又倡议洪门总注册以整顿美洲各地的洪门组织。再其次为了争取更多的海外华侨加入革命组织孙中山与美洲洪门领黄三德商定将美洲致公堂与同盟会合并。在《致公总堂广告》中提出：“同盟会员热心祖国全体公认其未入洪门者一律入围联成一体。”“尽释从前门户之见冀赞将来光复之伟业”2。经过以孙中山为的革命党人的努力美洲致公堂从原来一个华侨中福利性组织变成了倾向于反清革命的团体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先为革命党人举行的历次武装起义筹款。为了支援反清革命美国和加拿大的致公堂建立了“洪门筹饷局”为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筹集活动经费与购买军火之资金。宣统三年（1911）广州起义前夕急需军火加拿大维多利亚的致公堂因临时捐款“缓不济急”遂决定把该地致公堂堂楼向银行抵押3oooo元港币全部汇给设在香港的革命军统筹部。其后各地致公堂纷纷效仿“变产助饷”。其次组织洪门成员积极回国直接参加武装起义。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州起义前檀香山洪门成员邓荫南返回广东“时常来往于香港、广州间为义师尽力”1。陈南、黄复、邓子瑜、许雪秋等洪门中人都积极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光绪二十六年（19oo）惠州起义时有大批洪门成员参加。据《香港西报》所载当时惠州起义时革命党人与深圳会党“联成一气”并有“在美洲及新嘉坡之会友相助”2。
1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致公堂与孙总理》。
2近代史资料专刊：《华侨与辛亥革命》第287页。
1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3页。
2《辛亥革命》第1册第239页。
第十五章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兴起从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1862年6月11日）清廷开办京师同文馆至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o5年9月2日）清帝诏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止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开办经历了44年之久的漫长岁月从而使延续了13oo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被近代教育制度彻底取而代之。这44年晚清新式学堂开办的历史可划分为洋务学堂的开办维新学堂的开办新政学堂的开办三个历史展时期。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开办留学运动也随之兴起。
第一节洋务学堂的开办与留学生的派遣洋务学堂的开办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迫于“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清廷在洋务派的推动下逐渐开展了洋务活动希图通过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求富强。这样讲求西学、兴办洋务学堂成为洋务派开展洋务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包括专习“西文”和专习“西艺”两类专门新式学校。专习“西文”的近代学校主要有京师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上海广方言馆（同治二年1863）广州同文馆（同治三年1864）湖北自强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等。专习“西艺”的近代学校主要有马尾船政学堂（同治六年1867）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同治八年1869）天津电报学堂（光绪五年1879）天津水师学堂（光绪七年1881）上海电报学堂（光绪八年1882）天津军备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6师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水师学堂（光绪十三年1887）湖北铁路局附设化学堂、矿学堂（光绪十五年1892）天津军医学堂（光绪十六年1893）湖北武备学堂和南京6军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等等。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开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开中国近代新式学校之先河。依据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以后中外交涉的条约均用英文书写仅在3年内可以附用汉文。当时清廷急需翻译人才以免受制于人为此同治元年（1862）恭亲王奕䜣上《奏设同文馆折》认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主张设立同文馆。并以“止学言语文字不准传教”为条件延聘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授英文汉人徐树琳教习汉文并暗中兼为稽察同文馆由此产生1。同文馆开办不到一年于同治二年（1863）又添设了法文馆和俄文馆。奕䜣奏设同文馆的目的仅仅在于培养满族翻译人员所以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o日）奏定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是仿照乾隆年间在清帝赞助之下创办的俄罗斯文馆的章程制定的。“章程”共有六款。主要内容是：（1）学生先定1o名最多不过24名；（2）中国教习工作两年而有成效者以知县录用；（3）设立提调满汉各一员；（4）考试仿俄罗斯文馆旧例分月考（每月初一）、季考（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之初一日）、岁考（十月初十日前）三种；（5）限年仿俄罗斯文馆旧例改定每三年由总署大臣亲试优者一、二、三等分授七、八、九品官劣者分别降、革、留学；（6）中国教习年俸与学生钱粮均仿旧例1。
与此同时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奏请在上海和广州建立同样的外语学校他认为：“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迪晓。”2因此李鸿章设想中的新学校应比京师同文馆具有更广泛的目标即在教授欧洲语言时也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李鸿章的建议得到批准上海同文馆于同治三年（1864）在上海道台的监督下兴办起来。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第29—35页。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
2《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11—13页。
所取除1o名已经通习中文年龄较大的学生之外另外限取4o名由有声望的官绅保送的14岁以下的青年。学生们除了读经、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等汉文课程之外还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讲授英文由一位中国教习讲授数学。广州同文馆根据李鸿章的奏折在同治三年（1864）夏以同样的方式创办。
由于科举考试仍然是教育士子、铨选官吏的唯一制度因此这些专习“西文”的洋务学堂一开始就面临着给学生以什么样的出身和前途的问题。根据同治元年（1862）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第五款规定京师同文馆三年制优等毕业生可以被保举为七、八、九品官。然而上海和广州的学校却不能享受这个条款；因此上海和广州两地的同文馆中的学生不得不在学习英文和数学的同时也练习作八股文以准备应乡试取得功名。
同治四年（1865）同文馆课程逐渐增添此后两年内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建立洋务派通过兴办近代军事企业对西方近代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需求。在李鸿章、左宗棠关于培养掌握新技术洋务人才主张的影响下同治五年（1866）冬奕䜣、文祥上奏请于同文馆内专设科学馆讲习天文算学。他们认为：外国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没有一件可以离开天文、算学制器练兵如果不从这一根本上下着实功夫徒然袭其皮毛仍无用处；并主张鼓励举人和举人出身的官吏学习新开科目。同治五年十二月（1866年1月）奕䜣等又奏请鼓励进士甚至翰林院编修报名学习新开科目并在三年课程结业之后给予“格外优保”1。然而科学馆的开办在清廷官吏中颇有反对者。同治六年（1867）监察御史张盛藻先上书反对认为天文算学是“机巧”对士习人心产生有害的影响。是年二月十五日（3月2o日）大学士倭仁也上书反对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并攻击奕䜣等人想让中国人“奉夷为师”2。奕䜣上书与之辩驳。结果同治帝赞同奕䜣的观点诏谕：“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科学馆终于开办。但由于倭仁的影响那些报考同文馆天文数学科的正途士子遭到同乡和同僚们的讥笑与嘲讽士大夫中形成了非正式的约定不受诱于总理衙门所提供的新机会。奕䜣等向皇帝报告说由于倭仁的奏章已众所周知“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奕䜣等被迫放弃了原来鼓励士大夫学习近代技术的计划而仅仅请求皇帝批准按照原计划举行新科目入学考试以接纳那些包括满、汉两族的72名报考者参加了入学考试。被录取的学生有3o名但最后毕业的仅只5名。由于没能坚持让有声望的士人肄习西学同文馆开设科学馆的原有意义几乎完全被消除了。纵使如此同文馆由此也从一个翻译学校逐步转变为一个实用科学的学校。继科学馆开设后输入的新课程有：算学（1868年）李善兰为教习；化学（1866年）先是赫德兼后请法国人毕利干为教习；万国公法（1869年）英国人丁韪良为教习；医学生理（1871年）英国人德贞为教习；天文（1877年）美国人海灵敦为教习；物理（1879年）英国人欧礼裴为教习。科学馆开办的第二年（1869年）经总税务司赫德的介绍任命丁韪良为同文馆总教习这是同文馆的第一任校长。丁韪良总管校务达三十二年之久光绪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第47—48页。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
二十年（1894）由欧礼裴继任总教习。光绪二十六年（19oo）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两宫西狩同文馆一度解散。次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为译学馆1。以上为洋务派举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的历史它反映出洋务时期七所专习“西文”洋务学堂开办的概况。
同治年间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办洋务派开办了一些专习“西艺”
的洋务学堂解决“学造未能尽洋技之奇”“造轮船不能自作船主”1的困境以培养军事将领与军备军械制造人材。这些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中以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创办的马尾船政学堂和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较为完备影响也较大。马尾船政学堂是第一个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在奏请设立福州船政局时请求在船政局内设置学堂。次年初学堂开办分前后两学堂聘请洋人担任教习总名为求是堂艺局。前学堂注重法文专习舰船制造主要课程包括算术、代数、画法几何和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以及机械学；此外学校还进行船体建造、机器制造与操纵的实践教育。后学堂注重英文教习专习管轮驾驶主要课程包括算术、几何、代数、平面三角和球体三角、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以及地理这些课程规定在三年半内学完；此后学生需参加一年半至两年的在训练船上进行的包括航海技术、射击技术和指挥的训练。同治五年十二月一日（1867年1月6日）两学堂同时开学学生除本地考选的聪颖子弟外还从香港英国学校中挑选优秀者前来肄业。前、后学堂分别按法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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