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妨碍了中国人的一般贸易实际上就必须用茶叶和丝来偿付其他商品”1。而英商却在罪恶的鸦片贸易中大横财。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孟加拉生产每箱鸦片为237印度卢比运到中国售价为2618印度卢比攫取利润高达11倍。鸦片贸易的增长是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中失去优势的重要原因。
1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4页。同治朝末年欧洲工业技术革新动力机器迅推广铁路、轮船航运业迅展工业生产品产量迅增长生产费用却大为降低。同治八年（1869）苏伊士运河通航缩短了对中国输出商品的运程运输费用减少。同治十年（1871）上海—香港、香港—伦敦间海底电缆接通。这一切使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有很大增长。从同治三年至光绪二十年（1864—1894）中国进出口贸易值看同治三年出2446。4万两（海关两下同）；同治十年入839。8万两；光绪六年（188o）入14o。9万两；光绪十六年入8994。9万两；光绪二十年入3399。8万两。其间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年（1872—1876）的5年里虽有出但自光绪四年（1878）以后到甲午战争前已无出全是入而且入额越来越大2。其次在外国商品输入量激增的同时中外贸易的商品结构也生了变化。同治十年至十二年（1871—1873）中国丝茶两项占出口总值的87。2％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1891—1893）降到51。5％其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则由12。8％上升到48。5％其中主要是棉纱和棉布豆类、草席、花生、皮毛等物品。出口货物种类的新改变是由于世界工业展对这些原料的需求中国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供应地。出口商品的价格也由外商操纵直接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平衡。中国对外贸易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为了商品输出的需要鸦片战争后外资洋行迅增加。道光二十年（184o）还不足4o家同治十一年（1872）就达343家光绪八年（1882）增到44o家光绪十九年（1893）已达58o家。外资洋行在同治末年后从经营进出口贸易又扩展到航运、金融、码头、货栈、保险、工业企业方面的投资尤其凭借其在中国夺取的沿海、沿江航行特权纷纷建立轮船公司加强商品倾销力量进一步强化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控制地位并且直接或通过买办向华商贷款购货将华商置于自己的附庸地位。外国洋行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作用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外贸易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第二买办资本的产生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形成。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实现它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直接雇用了为它们服务的买办。
鸦片战争前在中外贸易中就出现了买办但那时他们还属于中国公行的雇员主要任务是代理外国商人推销商品、买进货物基本受封建政府控制和委托管理和监督外国商人。鸦片战争后公行制度废止外商自由贸易可以自行雇用中国人充当买办。这时的买办不受清廷任何约束完全受外商支配为外商在中国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后来随着掮客商人的加入以及外国商行直接培训和提升仆役人员买办的队伍日益扩大。买办与外商之间的雇佣关系展成为一种买办制度双方订有契约中国政府无权过问。许多从官商巨贾转化来的大买办指望从外国资本主义分子那里分到一杯羹同时利用买办的有利条件继续经营自己的商业和其他企业加资本积累因此格外卖力地为外商服务危害着民族工商业。
买办和买办化商人在为外商服务的活动中增殖起来的资本就是买办资本。主要有三方面的来源先是靠买办的佣金收入。除薪金外外商又根据推销商品、收买原料的营业额大小付给买办报酬一般1—2％高者达5％；并用“销价差额佣金”鼓励买办为他们攫取高额利润。所以佣金已不仅2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1表。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年版。是对买办劳务所支付的一种代价而是刺激买办追求高价从而达到扩大利润的一种重要手段。甲午战争前一般买办薪金低的只数十元高者也不过数百元但是一年的佣金收入却常在数千元甚至几万元。为了“致富巨万”买办要竭尽全力为外商服务。其次是买办兼营企业的收入。买办中不少人原来就经营商业或钱庄投靠外商后依靠他们在中国攫取的特权打着外商的招牌闯关偷税获取非法利润；或从国外银行通融资金增加工商企业的资金和竞争力大其财。如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自己买有许多商号货栈帮助侵略者推销鸦片、棉毛织品及收购丝茶产品。可以说买办假洋人之手财致富。外商企业吸收中国人投资来壮大自己实力是其实行经济侵略、压榨民族资本的重要手段之一。买办为博得外商的赏识、分享外商的暴利以及逃避本国捐税纷纷“附股搭办”外商企业成为买办资本的重要来源。估计中法战争前后在上海的许多外国公司中至少有4％股票是由中国人投资的这其中多数都是外国洋行的买办。
鸦片战争后国内商业的变化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引起中国社会经济的急剧变化。其变化先从流通领域开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市场的扩大。
先是商业中心的逐渐形成。《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成为批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进入咸丰年间上海已取代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同治四年至光绪二十年（1865—1894）上海直接对外贸易货值量一般都占全国对外贸易货值总量的5o％左右最高年份过6o％。上海逐渐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到甲午战争前又有一批城市被辟为商埠这些商埠遍及沿海、沿江、边地和内6各地中国口岸结构生了显著变化。在全部口岸中上海成为进出口货物集散的中枢其他各埠则成为进出口货物吐纳的纽带初步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各商埠为环节向全国辐射的商品流通网。其次是商品种类和流通数量的增加。在商业中心逐渐形成过程中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货传统进口的棉花下降棉纺织品大增。除传统工业品外新增加的“进口杂货”几乎全是工业品而且品种繁多。投入市场的国货种类也有扩大。鸦片战争前在市场上流通的主要是粮食、棉花等7种商品以家庭手工业和农业品为主。鸦片战争后投入市场的主要是棉布、棉纱、桐油、粮食、棉花、烟叶、花生、黄豆等2o种商品以原料和经济作物为主。反映出鸦片战争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和国内市场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赖性。
随着对外贸易值的增长国内各口之间相互贸易值也相应增加同治十一年（1872）各口岸相互贸易总值为2。52亿两（海关两下同）光绪二十年（1894）为4。42亿两。商运路线也比鸦片战争前有展6路运输更频繁水路运输也随着航运业的兴起有更大展。同治十一年（1872）轮船招商局的创办增加了内河运输力量口岸间联系更加密切。
总之在光绪初年以前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并没有能够迅占领中国市场相反中国市场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刺激下还有一定展。只是从光绪初年以后中国市场才生明显的变化。
2。私人资本主义近代商业的兴起。
鸦片战争后随着大量外货输入和国货输出兴起了经营进口货物的新式商业旧式商业也因之向新式商业转化私人资本主义商业逐渐滋生起来。上海开埠后兴起了一批经营进出口货物的商业。先是外商洋行通过买办利用京广杂货店推销外货时称华洋杂货店是近代百货业之始。因为棉布进口增加迅跃居进口货之约从道光三十年（185o）起出现专销进口棉布的第一家洋布店到咸丰八年（1858）增到15家并且建立“振华堂洋布公所”。同治元年（1862）曾从事舢舨业的小贩叶澄衷开设志顺记五金号成为上海第一家五金店。后展成新式五金行业。到甲午战争后五金店多达57家。此外还有西药、颜料、呢绒业等。除上海外其他批开放的口岸也都有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兴起如广州开设洋货店户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达2oo家以上；厦门在开埠后不到1年就有不少人开设行店专同外商做买卖；福州仅与怡和洋行有购销关系的茶行就有11家。
新兴商业不同于前资本主义商业。如上海旧式土布店购销双方的对象多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这时的商业资本在交换的两极间起中介作用。新式洋布店则不同它们购买外国棉纺织厂生产的商品并主要销向中国的城市消费者这样商业资本已经同外国产业资本生密切的联系。再如上海五金商店交换的一极是进口外国机制五金材料的洋行另一极是工矿交通企业。商业资本也部分地服务于外国产业资本。当然这些资本主义的近代商业仍保存着浓厚的前资本主义性质处于自身展的初期转化过程中。
3。商业与产业的联系逐渐密切。
鸦片战争以后有不少中国商人在外国在华企业中搭股。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贸易中心和其他通商口岸的大小型企业而且占很大比重不少外资企业的华股占4o％琼记洋行、旗昌轮船公司和上海自来水公司的华股在5o％以上怡和丝厂的华股甚至过8o％。华商在外资企业的搭股资本累计在56oo万元以上。中法战争后华商的搭股活动达到狂热程度在已查明的47个搭股华商大股东中最多的是洋行买办共28人占59。6％；其次是丝、茶、洋布等行业的商人14人占29。8％；其余5人是官绅占1o。8％。这些股东涉及外资各行业。
商人资本支配生产的范围也有扩大。鸦片战争前包买商和手工工场主要稀疏地存在于井盐、丝织、造纸、制茶等行业中。鸦片战争后这些行业中的大作坊和手工工场大都继续存在生产各有增长。到中法战争前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开、市场的扩大和手工业商品的展手工产品出口有增长趋势商人进一步支配这些出口商品的生产除成为包买商之外也有投资于作坊和手工工场的。如广州、上海、福州等地不少茶商投资经营土庄茶栈设厂进行加工制作。
鸦片战争后就有商人投资近代企业。光绪二十年（1894）以前中国出现的1oo多个近代企业大都有商人投资。这些商人中有封建社会原有的商人如盐商、钱庄老板等他们把原有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还有鸦片战争后新兴的商人主要是经营纱布、煤油、五金等进口货及贩卖鸦片的商人。
尽管这种联系程度和展都是微弱的、缓慢的但是它从侧面反映了进入近代后中国商品经济有了某种程度的展。
4。商业行会的重建。
同治三年至光绪二十年（1864—1894）我国1o省24个城市有1o7个商业行会其中新行会过5o％以上。行会的组织形式也日趋普遍分帮分业愈来愈细1o7个行会中包括67种行业的商帮几乎囊括了当时国内商业的主要行业。这些行会还加强内部管理以巩固其垄断地位。
随着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一步加深商业行会的地位和作用生了相应变化。先官府利用行会包办税捐和管理城市商人商业行会为寻求封建统治的保护日益成为维护封建势力的工具；但是封建官府的苛重厘捐以及收税胥吏的额外勒索又导致行会的不满和反抗行会势力和封建统治势力之间又存在矛盾和斗争。其次为推销进口货物和收购出口国货洋行商人和中国行会商人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互相依赖；但是为了垄断和控制市场争夺利润行会商人和洋行商人之间又有深刻的矛盾。最后在中国资本主义新式工业兴起过程中行会势力也曾对它进行了种种阻挠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商业行会处于同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既联系又有矛盾的地位反映出社会变化引起商业活动的一系列变化同时商业的近代化展更要求冲破内外阻力寻找适应自己的新的、先进的组织形式。
买办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剥削网的逐步形成1。鸦片战争后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增长。
鸦片战争后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侵略势力伸向各通商口岸并逐渐控制国内外贸易的中心城市中国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使外国商品深入内地。外国银行纷纷在上海建立而且操纵了中国的金融市场控制中国原有的钱庄等金融机构。从此一个买办性的商业高利贷剥削网逐步形成。主要表现在：第一钱庄的买办化。同治朝末年以后外国银行接受钱庄庄票作为抵押向钱庄进行信用放款成为经常而大量的现象。这是钱庄买办化的开始。钱庄为进出口贸易提供信用便利则是买办化的进一步展。钱庄既协助洋货内销又协助外国侵略势力搜购土产。如光绪七年（1881）福州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