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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对形势的估量和判断，在关键时候作出的重大决策，以及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所以是正确的，他的革命胆略，政治上理论上的勇气和果断精神，所以是过人的，固然同他的智慧、丰富的经验以及在长期的艰苦斗争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性格分不开，但归根到底是在于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条。他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实践过程中，在概括和提炼群众的实践和历史创造活动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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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逄先知认为，这是邓小平同志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开始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就十分专注地思考、研究、规划怎样尽快地把我国国民经济搞上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中国变成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到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到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科学界定，始终贯穿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这个唯物观的基本原理，并且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这个原理。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
第三，采取改革开放的新方针。逄先知认为，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整套的理论、方针、步骤和措施，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说，提供了许多全新的东西。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大的特色就是改革开放，这是邓小平同志在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全力发展生产力的目标之后，紧接着同时提出来的两大战略决策。
第四，坚持“两手抓”。逄先知认为“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是个辩证法的两点论，是邓小平同志运用辩证法的一个十分精到的特点。邓小平同志还用辩证法的另一突出特点，善于抓主要矛盾，善于抓要点。他所具有的这种驾驭全局的大战略家的品格，在民主革命时期，在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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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一个战略区，统帅一个方面军的时候，早已显露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表现得尤为突出。
从十多年的历史中，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式过程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面对纷纭复杂的局面，总是从战略上着眼，高瞻远瞩，统筹全局，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加以解决，从而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
第五，设计了中国通向未来的现实之路。
逄先知认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立足于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的实际，根据对社会主义历史的总结和对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的冷静分析作出的，达到理想的道路又非常实际、现实，如分三步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摸着石头过河”
，“走一步，看一步”等等，从理论到战略方针、战略步骤、具体政策以至工作方法，可以说都达到理想与现实比较完满的结合。
逄先知说，从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到１９４５年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其间经历１０年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从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到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共经过１４年时间的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也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邓小平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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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都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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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育之：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龚育之，湖南长沙人。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副组长，北京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中国科学会和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科学研究》杂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编委兼自然辩证法部分主编、《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副主编。
现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常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博士导师。龚育之早年致力于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政策的研究，出版有《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科学、哲学、社会》等著作，后来从事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作的研究和当前党的政策理论的研究。在这方面的著作有《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解放的新起点》、《在历史的转折中》、《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毛泽东思想新论大纲》（合著）等书，并主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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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毛泽东１００周年诞辰的时候，龚育之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高路采访时，就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伟人之间的思想理论上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发表了一些独到的见解，特摘录如下：
两位伟人及其共同点
龚育之认为：２０世纪，中华民族在争取解放和振兴的伟大斗争中，产生了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现在，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集中力量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来说，那么就有两代伟人：毛泽东、邓小平。
如果说，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可以分为上下两篇，那么，上篇是毛泽东领唱的，下篇是邓小平领唱的。上、下两篇之间发生了一个历史悲剧——“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受到批判和纠正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件。他要求我们必须看清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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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的。否定“文化大革命”
，决不意味着应该或者可以全盘否定毛泽东。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也就全盘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现在国外有些人就是整个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国内也不是没有这种思潮的影响。有些人不光否认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也否定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不光否定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否定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邓小平同志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至今很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
“毛泽东思想培养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他把自己也摆在了这“一代人”之中。
如果对这两位伟人作一番比较研究，龚育之认为，强调“实事求是”
是两人最大的共同点。
他们两人之所以能够分别成为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两次革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次飞跃、分别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首先是基于思想路线上的这个共同点。作为战略家，毛泽东和邓小平很大的共同点在于：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从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入手，来解决中国的革命和改革问题。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一条不同于俄国革命所走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是一条新路子，到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邓小平领导中国的改革，从战略上讲，从改革突破口的选择来讲，也是首先把目光放在农村的。先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突破和推广，然后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推动了市场经济的酝酿和发展。我看，在中国革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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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和中国改革战略中，抓住了农村和农民，就抓住了中国特色。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把握住了这个战略基点。
作为战略家，毛泽东很重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邓小平也很重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也是孙中山同他们的共同点。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这个共同点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
第二代领导集体与第一代领导集体
龚育之认为：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提法，是就那代中央领导的成熟性而言的。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１９２１年党的成立到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以前，先后有过几届中央领导。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前几届中央领导虽然取得过开拓性的重大成果，其历史意义不可磨灭。但是，在革命理论上和革命实践斗争中都还没有成熟。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我们党在总结过去成功和挫折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成熟起来，革命事业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逐步深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正确理论、方针和政策。革命的胜利和理论的成熟，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赢得崇高威望。这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党达数十年之久。社会主义新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是这代中央领导集体历史功绩的伟大丰碑。
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我们党的“第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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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领导集体“
，也是就其成熟性而言的，因为从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到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期间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是不成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又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成熟性，证明了它的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性。
龚育之认为：从理论和实践来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要讲三条，即纠正、继承和发展。只讲一条不行，只讲两条也不行，必须讲三条。
继承和发展这两条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根本的方面。
但从历史转折的契机来说，第一条当然是纠正，纠正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错误。
这里有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我们人民遭到那么大的伤害，党和国家陷入困境和危难。
从“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中走出来，是进入新时期的前提。粉碎“四人帮”
，开始了历史的转折。但是，最初两年，历史转折的进程遇到了困难，关键就在于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