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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我国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的论述，渗透着他的反共本色。
凡此种种，相信读者在阅读时，不难识破。
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设计者、指导者
２０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大熔炉，它充满着革命与苦难、贫困和希望，政治和意识形态剧变，从混乱走向有序以及在井井有条时却被强迫投入混乱之中。
它在６０年里历经了从古老的王国转变为幼稚的共和国，又成为共产主义专政。它在两种情绪之间摇摆：愤怒地拒绝任何一点一滴的西方影响或谨慎地受益于与西方的良好关系。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民族社会之一，然而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一直在与自己作战。
在６０年代我尚未当政的时候，我自己对于中国的看法就已开始改变。这是由于中苏分裂和康拉特、阿登纳这样的国务活动家的忠告。这两人都对我说，美国与中国建立关系是极为必要的，不过，我也永远不会忘记赫伯特·胡佛１９６３年在纽约市与我的谈话，那是我为他的８０寿辰而去拜访他。
他给我的是相反的忠告。
然而，我们时代的奇迹之一是，经历了２０世纪最惨重灾难的中国，却注定要在２１世纪成为世界领导力量之一。
拿破仑在１６０年前说过：“那边躺着一个沉睡的巨人。让他睡吧！
因为当他醒来时，他将震撼世界。“这个巨人醒了。他的时代到来了，他在准备震撼世界。
在与别人及与自己打了半个世纪仗以后，中国统一了。
只经过４０年，它的人口从４亿增加到１０亿多。
在２０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邓小平的领导下，搬开了绝对官僚主义的计划的压力，从而释放出世界１５人民的潜力。如果中国沿邓A的路线继续走去，我们的子孙等将生活在不是两个而是三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美国、苏联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长远看，中美关系将是持久的，这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基于希望。
只要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或其盟友不抱领土野心，中美就不会疏远。友谊关系不会使我们失去任何东西，却使我们双方受益。
在１９４９至１９７２年间，中美贸易几乎为零。
现在，仅过了１６年，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其发展速度异常之快。
自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开始改革至１９８３年，中国的８亿农民（改革的最先受益者）的人均收入增加了７０％。有些专家预计，下世纪初，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西德。
中国的经济革命来自于其领导人在两个方面的戏剧性变化：他们对西方的新态度及邓小平的１９７８年经济改革。
１９７２年中美建交为中国打开了进入西方世界和获得西方技术的方便之门，邓小平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则使它能充分利用这一便利条件。中国认识到，中国需要找到一种途径抵消苏联军事力量的威胁，这就带来了第一个转变：中国认识到，中国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方式取代那种有可能将中国人民永远置于贫困境地的苏联经济模式，这就带来了第二个转变。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邓小平的设计指导下实现的，这次革命使中国摆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教条。邓小平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在中国第一次革命成功以前的长征途中，一直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站在一起。他为１９４９年创建新中国及巩固新政权所作的贡献使他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一个值得信赖的部下，但是，他对毛泽东搞的“大跃进”感到苦恼。他在６０年代第一次试图提出改革建议，但却引起了极端的毛主义者对他的猜疑。
１９６７年，他被流放到外地，但到１９７３年，又重新成为周恩来的可靠接班人，前者向经济现代化迈出的谨慎的第一步也遭到毛泽东的阻挠。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和即将去世的周恩来开始继续致力于四个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中国现在的指导方针。很快，激进派又反掌一击，再次使邓小平下台，留下周恩来一人在权力的边缘度过了他最后几个月的生命。但是不久，国家建设者们战胜了狂热势力，粉碎了“四人帮”
，两次下台的邓小平又成了中国的“最高领袖”。
戈尔巴乔夫落后于邓小平
我见过邓小平４次，１９７９年在华盛顿，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５年在北京。
我每次离开北京时，他那永往直前的坚强决心和绝对的自信都给我留下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印象。而且每次我对他的印象都由于他领导的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进一步加强。中国人对西方和美国充满好奇心。
１９７２年我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时候，为我们担任翻译的一位女士身着宽松的灰色毛式服装，留着朴素的短发。中国共产党人对亨利·希金斯的讽刺极为认真，并且指出，“一个女人为什么不能像男人呢？”
１９８５年，当我访问广东时，有一位漂亮的中国姑娘陪同，她脚穿高跟鞋，身着时髦的彩色旗袍。我的东道主指出：“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服饰有了更多的花色，我们的思想观念也是如此。”
但据此就断定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将是天真幼稚的。中国领导人仍是共产党人，不是资本家。尽管他们热情好客，并且似乎渴望与西方接触，他们广泛进行经济改革的目标不是改革中国的本色，而是为了引进那些能应用于中国的东西，以使中国强盛，而又不改变她。这是符合中国传统的。多少世纪以来，无论是外来侵略者还是外来思想，都没能永久地征服中国，而是被它所吸收、同化……
７
直到１９７８年邓小平掌权之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是要每个中国人在贫穷中享有平等的一份。今天，已允许一些人先设法脱贫致富。邓认识到，他必须在以贫穷为代价的平等与以不平等为代价的进步之间作出抉择。当他把中国极其贫穷的困境与新加坡、香港及台湾所取得的成就相比之后，他选择了带有某些不平等的进步，而不要没有进步的严格平等。
我在１９７２年第一次看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忧郁气氛中的中国。自那以来，表面上的改观是惊人的。中国依然是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
但是，大多数中国人看得到电视。
大城市的街道上挤满了穿着西式时髦风衣和套衫的人群。青少年看美国电影，听西方摇滚乐队音乐会，吃肯塔基炸鸡。过去把短发塞在毛式帽子里的妇女，如今在北京的美容院里预约登记烫发。从中国各省迢迢而来的游人遍布北京，带着日本造的照相机，游览长城和故宫。
１９７２年，大多数北京人只能安步当车，如今他们骑着自行车，有些人已有了汽车。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正在起飞。
１９８６年的年增长率为１１％，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年增长率的３倍。农业方面的成就最为惊人。在邓的改革的头两年内，农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了毛时代的２０年。
新的鼓励制度允许农民把超过政府定额的农产品留存和出售。
这使中国现在能生产足以养活其１０亿人的农产品，还有剩余以供出口。中国驻美大使韩叙最近对我说，中国以其仅占世界６％的可耕地，养活着世界２２％的人口。对比之下，仍然在斯大林式集体农庄劳动的俄国农民不能生产出足以养活２．５亿苏联人的农产品。
８
西方一直满怀期待地注视着戈尔巴乔夫的每一个行动。
对人权的每一个微小让步及公开性的每一点迹象都被西方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对于渴望每一位苏联新领导人做出伟大事情之故。苏联正在发生的事确实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是一个军事超级大国。但是，迄今为止，戈尔巴乔夫只显示出愿意给斯大林建造的这台失灵的发动机加点润滑油。邓小平则已开始彻底重建中国的发动机，制定了有条有理地使农业、工业和科学现代化的计划。
所以，至少就目前而论，尽管戈尔巴乔夫年轻，精力充沛，衣着入时，谈吐侃侃，他仍落后于８４岁的、穿着毛式制服、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笑声带有喉音、脚边放着痰盂的邓小平。邓小平已经在做的事，戈尔巴乔夫迄今还只能梦想。
改革深得民心
邓小平的果敢行动冒极大风险。削减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威胁到共产党机构中利用这种控制作为自己权力基础的人。改组中国武装力量则威胁着军界集团。玩弄西方自由经济概念可能会危险地激发中国人性格中固有的强烈排外情绪。这种情绪曾导致义和团暴动、“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短暂统治。
然而，正如其他的伟大领袖们一样，邓小平对于未来的看法高于专家们，他能看到专家们不可想象的东西。
的确，他正在做的是任何共产主义国家从未做过的；但是，从未做过的事决非是做不成的事。假如最后结果表明上述关于邓的改
９
革的政治后果的推论错了，那只能归结为一条简单的原因：邓的改革途径行得通。姑且撇开权力和意识形态问题不谈，邓正在打赌的是：中国不会背弃好东西。
当邓在１９８７年被迫撤掉他选定的接班人、共产党首脑胡耀邦时，西方的一些人惊恐地认为，中国发生的正是他们所预料的事。中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示威游行，要求更多的政治和学术自由，以适应新的经济自由。
强硬路线分子指责胡，认为他在维护严厉的思想纪律方面有失误，邓本人表示要无情地回击那些纵容游行示威的人。
邓小平的态度引起西方报刊的尖锐批评：社论撰写者均表失望，认为他显然在走回头路，背离了有希望走向民主新中国的长征。
这些批评家完全不理解邓小平的目标和困境。
邓的权威的源泉是共产党。他需要这个权威以治理中国。邓知道，他的改革决不能过分挫伤党的权威，以免受到党内的反对而遭致命打击，或者更糟的是，使党丧失维持秩序的能力。
西方的某些超级鹰派人物希望中国最好再来一次革命痉挛，殊不知这要造成多少人死亡，并使中国和亚洲陷入混乱。
到１９８５年底，改革派重新牢牢地掌握了控制权。显然，许多人低估了邓小平。他的改革对于政府内那些年迈的强硬派保守分子可能不中意，但却深得民心。许多人自革命胜利以来第一次有能力购买电视机和冰箱等高档消费品，这在毛时代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流通领域内金钱增多也造成了腐败现象和通货膨胀。由于工业部门不能生产足够产品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城乡矛盾加剧了。解决这些问题并不需要扭转改革的总方向，永远不可逆转的是中国人民对未
０１
来的新期望。历史的不愉快教训之一是：从未体会过繁荣和自由的人，没有这些也能长期生活下去；然而人们一旦得到了它们，就不会善罢甘休地放弃它们。邓的改革所产生的政治混乱完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假如北京的强硬派废弃了改革，那么政治动乱就不得了。
在去年的党代表大会上，邓移交了中国政府的日常控制权。
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一位共产党领袖体面和自愿让位，让精心选择出来的年轻接班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这是极不寻常的。这些评论家没有认识到，这对于任何政治，包括民主政府，都是极不寻常的。戴高乐不肯让位给他的显然的接班人乔治·蓬皮杜；丘吉尔不让位给艾登；阿登纳粗暴地拒绝他的能干的财政部长鲁德维格·艾哈德。当艾哈德对我谈到阿登纳对他的轻蔑态度时，眼泪夺眶而出。日本首相吉田茂是少有的例外。他仔细地准备了几个人（池田勇人、福田纠夫、佐藤荣作）作为他离开政治舞台后的接班人，从而使日本在约１４世纪内一直遵循吉田茂的亲西方的保守路线。
A这个问题不仅与政治体制，而且与领导人本身有关。以有条不紊地、庄严移交权力著称的西方国家仍然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