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耸、巨大、横出斜插（石低、石小谈不上穿空，佛塔式整形建筑的穿空不能讲乱）。总之，江岸山石呈现出一派高危、险峻、奇异的分形形象。拍岸的浪涛令人“惊骇”，凸显作者状写的不是波涛的周期性，而是它的巨大、猛烈、频繁、无规则，如狂飙怒号，似山崩地裂；“惊”还在于涛岸相拍击发出的声响绝非悦耳的音乐，而是叫人心惊肉跳的轰鸣，即强烈的噪声，而噪声必定是分形。雪是典型的自然分形，以雪比喻浪涛，从另一侧面把浪涛看作分形。“卷”字用得极好，既形象生动，又准确科学。惊涛骇浪冲向悬岸峭壁必然成倒卷之势，卷成的只能是漩涡、湍流，不会是周期波，再同江面上的波涛相互激荡，卷出重重涡浪。浪呈堆状大概是苏轼的首创，表示浪涛声势浩荡，其大小、形态各异，分布不规则，充满不确定性；数不清雪白也似的浪头前呼后涌，组成整个江面的分形画图，整体气势确实惊心动魄。瞧，短短十三个字，勾勒出的是一幅多么壮丽的山水分形图，完全配得上“江山如画”四个字。在如此险峻的环境中能够“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就把周郎“雄姿英发”、大智大勇的形象淋漓尽致地烘托出来了，暗示周瑜式的英雄豪杰掀起的历史波澜同样是一种猛烈、壮阔、粗豪的分形。自然分形与历史分形的这种一致性，抑或也是“天人合一”的一种体现吧。
状写花、草、树、叶这些自然分形的诗词也难以计数。在分形几何中，这是一类由单一的“根部”不断分枝化形成的分形。古代诗人已经准确地抓住了这个特征。例如，“枫叶千枝覆万枝”（鱼玄机），“庭花密密疏疏蕊，溪柳长长短短枝。”（戴石屏），“香枝郁郁龙蛇状，碎影重重霜雪身”（《西游记》65回），“春风杨柳万千条”（毛泽东），等等，这些形象都是整形几何语言无法刻画的。刘禹锡的《谢寺双桧》有一定代表性。诗由“双桧苍然古貌奇”起兴，点明触动作者诗兴的正是无法用规则形状描绘的双桧的苍然奇貌。奇在哪里？诗人的回答是“含烟吐雾郁参差”。分形的一个特征是，在数不清的层次嵌套中，不论你选定哪个尺度去观察，总有些更小尺度的精细结构虽然进入眼帘，但又看不很清楚，使人在精美愉悦中又生出茫然之感。双桧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参差不齐，再笼罩于朦胧的烟雾之中，奇异之美便油然而生。
自然界是由山、水、云、雨、花、草、树等各种分形物体一起构成的，再加上禽、兽、人家等，交织成一幅更加多姿多彩的综合的空间分形画面。不少诗人捕捉到这种全景式的分形，给出精彩的描绘。梅尧臣的《鲁山山行》可能是其中比较成功的一首：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
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
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
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山峰、溪流、树、林、云、霜、熊、鹿、鸡、人家都出现在诗中。但诗人着力描绘的首先还是山的分形特征。二、三、四句是客观地状写鲁山之美，“千山”指它的组分极多，“高复低”、“随处改”状写组分的不整齐、不规则、重复性、差异性以及多变性，这些分形特征造就了座座婀娜多姿的“好峰”和曲曲折折、峰回路转的“幽径”。“改”字下得颇具神韵，使山峦人格化，其意近似杜甫的名句“造化钟神秀”，抑或还包含这样的意思：造化为取悦于人而把山峦造得曲折回环。如此美丽诱人的山野景色，加上落霜、秃树、空林、层云这些自然分形，再收人熊、鹿、鸡等动物，更增添了画面的生机。第四句主要写作者的主观感受，不同峰峦和溪涧分岔多、自相似等分形特征，令游人感到迷惑（疑无路），看不到可以亲近、投宿的村落，难免产生孤寂感。而视野之外传来的鸡声，报道了人家的方位、远近，立即消除了诗人的孤独和寂寞感，又给他指示了前进的方向，增添了继续攀登游览的兴致。如此这般的野情野趣，怎能不令作者称心惬意呢？
山、水、树、林、花、卉等自然分形并非总是给人以欢乐愉快的感受，它们还有相反的另一面，诗人主观上也常常需要抒发另一种情感，如惆怅、悲哀、痛苦等。这时，进入诗人视野的是那些破碎、零乱的自然分形形象，它们特别能勾起诗人强烈的悲情愁绪，写出极富悲剧美的诗篇。马致远的名句“枯藤老树昏鸭”颇具代表性。诗人在旅途中不可能没有遇到令人愉悦的自然景色，但进入他的视野的却是令人伤感的枯藤、老树、昏鸭。诗人用不着正面刻画树皮如何不光滑，枝条如何不规则，只须摆设这几个人人熟悉的分形意象就足够了。前引冯延巳词用“皱”字状写池水，如同说衣服皱皱巴巴一样，着眼处也是池面波纹的破碎和不规则性。从分形观点看，易于体会“皱”字用得相当传神。
更典型的可能是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三秦大地的美丽风景，长安南面满载诗意的终南山，清浊截然分明的泾河与渭水，曾给多少古代诗人以灵感，写出颂扬祖国美丽河山感人至深的诗篇。但是，安史之乱前夕的诗圣杜甫，目睹战乱将临，执掌朝廷大权的“随阳雁”们置国事民生于不顾，醉心于各自的“稻粮谋”，盛唐面临即将迅速走向衰落的危机。忧国忧民的愁情悲绪使杜甫在大雁塔上看到的那些熟悉的景物“忽然”都变了：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分明。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秦山（终南山）支离破碎，泾河与渭水模糊不清，使杜甫深感眼前的长安笼罩在一片乌烟瘴气之中，无法辨认了。言外之意则是诗人对唐王朝的前途忧心忡忡，悲观失望。如果这时的老杜对唐王朝即将破碎的社会局势还只是预感，那么，安史之乱后现实的唐王朝真的是一片狼藉，山河破碎，城市荒芜，终于使诗人用血泪凝结出“国破山河在，春城草木深”这样的历史感慨。诗人在这里展现给读者的是一种悲壮的分形美。
三、古典诗词对时间分形的把握
空间分形，包括自然界一切实物的分形外观，正常人都可以借助感官直观地把握，变为视觉的或听觉的或触觉的形象。诗人的功夫主要在于如何捕捉这些感觉形象的信息，经过思维的加工处理，酿造成美学意韵，再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创造出可以传颂的艺术形象。时间分形是抽象的，无法像空间分形那样刻画，诗人却通过心灵的感受和主观的体验加以把握，再经过可视化或可听化处理，就能让读者凭借这些形象获得自己对时间分形的主观体验。受现代科学的机械论世界观和还原论方法熏陶的人无法做到这一点。
古典诗词中有许多反映时间分形的佳作。首先看王昌龄的《出塞》诗（之一）：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征程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首诗历来受到极高评价，有人尊奉它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尤其第一句，被认为最美，最耐人寻味。它美在哪里？妙在何处？却众说纷纭。不同时代的学者都有自己的新理解、新发现，责备“前人推奖之而未研其妙”，＇6＇（p。109）但在后人看来他们也解得不够透彻。今天，我们从分形观点来解读，仍然可以发现千余年来未曾挖掘出来的新意韵。另外，这首诗头一句使用了明月和边关两个意象，涉及秦汉两个不同时代，常常使人有“似不易理解”＇7＇（p。78）的感觉，导致“秦月照汉关”的误解，有人甚至指责它不通。引入分形观点可以彻底消除这种误解。
分形自相似性的另一种更科学的表述是尺度变换下的不变性，人们在大小极不相同的尺度下观察同一事物，看到的是相似的图像。用之于时间，分形意指事物过程或社会历史显示出来的时间尺度变换下的不变性，即事物过程和社会历史的自相似性，能给人以特殊的美感。这首诗妙就妙在这里。无论按照从秦汉到唐的千年尺度看，还是按照唐代三百年的尺度看，或者按照唐太宗当政二十二年的尺度看，或者按照更小的时间尺度（十年、一年、一月、一日）去看，看到的都是同样的情景：关山还是那些关山，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注：今天的诗人仍然在歌唱“星星还是那个星吆，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一样的万里征程，一样的戍边难返，一样的企盼，一样的思念，一样的忧愁，一样的为国奉献。这正是时间尺度变换下的一种不变性，即时间分形之美，历史分形之美，一种爱国主义的悲壮美。一千多年前的王昌龄慧眼独具，把这种时间尺度变换下的不变性凝结为十四个汉字，留下这首千古绝唱，现在仍然很有现实的感染力。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戍边的将士，仍然需要奉献祖国，仍然会有分居边关和家乡的亲人借月相思，仍然在发出“十五的月亮，照到边关照到家乡，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的咏叹！
作为一种自然分形，事物过程和社会历史的自相似也不是严格的，同样存在时间变换中的可变性、失似性，即不可重复性。王诗也看到这一点，抓住了非常典型的表现：在几千年不变的戍边情结中，令人痛心的是李广式的良将并非代代都有，边关的失利时有发生。但是，在历史变迁中因物是人非而凸显出来的遗憾，对龙城飞将的怀念和企盼，又是亘古不变的，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自相似性。王昌龄深刻地理解了这一点，于是就有了同样感人的后两句，使前两句塑造的美学韵味更具历史的沧桑感。
物理地看，时间是一种客观存在；心理地看，时间又是一种主观体验。客观的时间是不可逆的，时间之箭从过去单一地指向未来，古人形象地比喻为“光阴似箭”，十分确切。古人发现这种直线时间可以用地球自转、月亮绕地球转动等客观过程的一个周期为单位来度量，用“日月如梭”来形容，其中已经包含对时间的主观体验。现代物理学指出，时间是由在其中发生的事件来规定的，时间就是事件的集合，事件P的过去“是能影响发生在P的东西的所有事件的集合”＇8＇（p。26）。客观时间是直线式展开的，主观体验的时间一般却可能分形地展开，具有分形曲线的结构；对于同一段直线时间，不同主体可以按照不同的分形方式展开它。在同样的客观时间内（如地球绕日一周），主体经历的事件之丰度、深度、难度、曲折度的不同，他或她对时间的主观体验必大不相同＇9＇（pp。121～136）。这样的时间观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有极为丰富而深刻的反映。
在另一篇文章＇10＇中，我们曾就岑参的《春梦》作过讨论：
洞房昨夜起春风，遥亿美人湘江水。
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
在直线时间很短的“片时春梦”中，浓烈的情感浪涛迫使洞房主人把它分形地展开，从而使自己能够行尽江南数千里，去与心上人幽会，发泄缠绵悱恻的情感体验。按照岑参的理解，时间具有横向的宽度，可以延绵为二维的“片”。这种时间概念，从直线时间观看是荒谬的，从分形时间观看却顺理成章，作为分形曲线的时间大于1维，可以用片来度量。
再看卢纶的《逢病军人》：
行多有病住无粮，万里还乡未到乡。
蓬鬓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气人金疮。
此诗描绘了对分形时间的另一种大不相同的主观体验。万里归途的跋涉，金疮伤病的熬煎，食宿衣着的匮乏，世态炎凉、白眼横视、还乡无望的心理折磨，使这位在返乡路上苦苦挣扎的病军人时时生活在常人难以体会的痛苦中，迫使他不断按照片刻、时辰、日、月等不同尺度去度量时间，而每一种尺度的时间都是分形地展开的。相似的困境，相似的感受，相似的挣扎，相似的心灵剧痛，时复一时、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重复发生，望不到尽头。在由如此这般的分形事件织成的经历中，他必然感受到时间过得极其漫长难熬。
主观体验的时间都是相对的，视主体的思想境界、心理状态而定。就李清照而论，早期作品中虽然也有“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描写，但贵族家庭的富裕，婚姻生活的美满，使她基本处于快乐的情绪中（至多有一些“富贵闲愁”），正常的昏睡晨起，尽情的嘻戏玩耍，潜心的写作吟诵，用不着时时留意于度量时间的长短，不会产生日子漫长难捱的感受。她这个时期的诗词虽未直接谈到对时间的主观体验，但显然没有时间难熬的感受，或者说她感受到的大体属于通常的直线时间。南渡以后，国破夫亡、流离颠沛使她在物质和感情生活两方面都陷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