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波致爽殿，康熙年代即列为山庄三十六景之冠，被描写为“盛夏晴无酷暑之感，夜无风寒之忧”的寝宫，今天依然保持两百年前的容貌，肃穆安详，冷峻地向后代人叙述这座离宫的沧桑史，叙述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般的兴旺到“忽喇喇似大厦倾”的衰败历程，叙说它亲眼目睹的花团锦簇的荣耀和丧权失地的耻辱。一阵松风吹过，簌簌有声，你不是能听到它的沉重叹息吗？
它记得那个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以他睿智的眼光，高瞻远瞩，在远离京城八百里之遥的塞外草原，开辟了面积达一万多平方公里的木兰围场，每年亲自率领贵族王公、文武大臣，行围射猎，整军备武。就如他的孙子弘历后来追记的：“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武最为有益。”（《承德府志》）“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乾隆：《避暑山庄百韵诗有序》）他本人也再三要求部下：“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围猎不整肃者，照例惩治。”（《清圣祖实录》）一年一度规模盛大的“木兰秋”，是满洲八旗兵、蒙古骑兵和皇家虎枪营士卒的一次军事大检阅，也是清朝政府加强对蒙古族上层的联络和巩固北方边防、警戒沙俄侵犯野心的一次政治活动。热河行宫，正是首先为了这种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而建的。从康熙乾隆，到嘉庆，每年差不多有一半时间在这儿处理政事，接见文武大臣，使它成为清政府联系北方的西部各少数民族以求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的活动中心。一百多年中，以避暑山庄、外八庙和木兰围场为舞台，多次上演过威武雄壮、有声有色，震撼人心的政治戏剧。蒙古王公，厄鲁特蒙古族首领，西藏活佛，维吾尔、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族上层人物、从伏尔加河畔远道来归的土尔扈特族首领，先先后后来到这里，向中央政府表示忠诚。也正是在这儿，康熙作为一个维护祖国尊严，反对沙俄侵略，致力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帝王，以杰出的民族英雄载入青史。丽正门的匾额，外八庙的不少碑文，都用汉、满、蒙、维、藏五族文字镌刻，如果拂拭去那些狂妄自大、带有君临天下的民族偏见的灰尘，我们看到的，不正是象征祖国各民族团结平等的祥和之气吗？
它也记得一百多年后那个昏聩荒淫的咸丰皇帝，康熙、乾隆的不肖子孙奕，在英法帝国主义直逼北京的炮火中，从圆明园仓皇逃来热河，将京师丢弃给侵略军。强盗们一把大火，使那座规模仅次于避暑山庄而建筑和珍藏则远远超过的“万园之园”，全部成为灰烬。就在北京天津地区人民惨遭屠杀和洗劫的同时，咸丰皇帝却在这烟波致爽殿里，惊慌失措，面如土色，用颤抖的手，一次次给他的弟弟恭亲王奕下达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罪恶命令，一次次批准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追认了《中俄瑷珲条约》等一系列卖国条约，将我们尊严的主权和大片国土拱手让人。最后，他死在西暖阁里，没有能回到北京紫禁城。慈禧在这里同奕策划了辛酉政变，开始她四十八年昏庸而又残暴的统治，使我们的祖国沦为帝国主义瓜分的黑暗时期，使我们的亿万人民陷入更加苦难的深渊。
烟波致爽殿，你是一个王朝盛衰荣辱的最好见证。你听到游人们在西暖阁外边对咸丰和慈禧的责骂声吗？这两个人以及他们的帮凶们是应该受到责骂和唾弃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到了十九世纪末叶，清王朝早已腐朽衰败、不可救药。落后的经济形态和反动的政治制度，必然使这个政权走向死亡。曾是金碧辉煌的宫殿，已经承受不住狂风暴雨的侵凌和白蚁霉菌的啮蚀。“昏惨惨似灯将尽”，不用说昏庸愚昧的咸丰、慈禧，即使英明干练的康熙、乾隆复生，怕也无能为力、回天乏术了。
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御制诗碑：对先进文化的重视与追求
漫步山庄的正宫和山区湖边，常常见到康熙和乾隆的“御制诗”，有的由翰林们恭敬地缮抄贴在殿内墙上，有的将他们的亲题字迹镌刻在石碑上竖立道旁。这两位皇帝在避暑山庄做的诗着实不少，称得上是多产作者。仅是康熙题的三十六景，乾隆题的三十六景和山庄其他风景诗，即有一百八十余首，至于别的题目如乾隆的《绿毯八韵》、《林下戏题》等等，还未计算在内。
除去少数例外，对历代帝王们的诗作，我一向没有好感。它们大多空洞无物，苍白无力，公式化概念化，既少诗情，也少诗味。因此，当承德作家郭秋良同志给我一本辑录康熙、乾隆诗作的《避暑山庄风景诗选》时，我起初也只是信手翻翻，并未打算对这两位的“大作”多作浏览。但是，每天走来走去，看到他们用汉字题的匾额和写的诗，不禁引起一些联想，一些沉思——这两位满族的皇帝，为什么那么喜欢写汉族的字、做汉族的诗？
满洲贵族入关，是以马上得天下的。连年征战，在屠戮千万汉族人民的同时，自然也杀害了不计其数的汉族知识分子。豫亲王多铎平定江南，一手制造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血案中，着实死了许多文人。江南士大夫，在“留发”与“剃发”的斗争中，以头发作为民族气节的标志，也有不少以身相殉。当时南明士大夫中如有入仕清朝的，例如钱谦益等人，就被斥为变节的“贰臣”，为人所不齿的。
但是，到了康熙年间，政局已经稳定，特别是平定了三藩的叛乱，清政府似乎就改变了主意，更多的用笼络、礼遇、开博学鸿词科对待汉族士大夫、实行新的知识分子政策了。实行这个政策，看来是有决心的，因为皇帝本人就开始学汉字、做汉诗。先不说他字写得如何，诗做得好坏，这种做法，总是符合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因而是正确的。一个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对被他用武力征服的大民族先进的文化，比本民族悠远和丰富得多的文化，不是采取排斥、歧视以至消灭的政策，而是学习、消化、继承，为我所用。从这一点上说，爱新觉罗·玄烨表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卓越胆识，远远超过了蒙古族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和迫害，“七优、八娼、九儒、十丐”，文人的地位在娼妓之下，仅仅比乞丐高一等。这自然是对付汉族文人，若是蒙古族知识分子，那必定是官吏，不在此列了。
于是，如我们看到的，在清朝初年，聘任汉族知识分子当官以至当大官，满洲宗室贵族学习汉文，同汉族文人交朋友，就成为一种风气。纳兰性德以贵族公子身份，能对唐宋名家词有独特的研究，《饮水集》中的词作竟被王国维推崇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不仅由于人们评论的“天资超逸，然尘外”、“天分绝高”，更在于当时那种风气。他又充当过康熙侍卫，时常随从扈跸。“雕弓书卷，错杂左右，日则校猎，夜必读书。”（徐乾学：《纳兰君墓志铭》）像他随康熙来塞外时所写的“今古河山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蝶恋花》“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长相思》以及许多寄情悼亡之作，置之两宋词集中，也是可以名列前茅的。
当然，就汉族知识分子说，许多人为几千年来的华夏正统观念和剥削阶级的民族偏见的羁缚，总是念念不忘已经覆灭的朱明王朝，有意无意地为它唱挽歌。比如一代诗家吴伟业，以明朝的进士入清当国子监祭酒，在他后期作品如《圆圆曲》中，仍要委宛地避开满族入主中原这个重大史实，而在去世前写的“绝笔词”里，仍写下“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时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这样充满怨艾悔恨的字句。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可说是大动乱大变革中知识分子一个悲剧性的插曲吧。
顺便说一句，这种正统观念和民族偏见仍然或多或少地闪动在近人的作品里。如柳亚子先生在南社时期的诗作，痛斥慈禧，只因为她是“胡虏”；而对南明几个流亡小朝廷，仍恭敬地称他们的庙号。这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这样，我再读康熙、乾隆二位的诗，心情就和以前不大相同。徘徊御制诗碑前，不由得浮起几分敬意。何况，平心而论，字写到这样，诗做到这样，也就算很不容易了。
文津阁：凝聚着多少血泪和波涛
也许由于住处离得较近，又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几天之内，我几乎天天穿过绿草如茵的万树园和试马埭，走进文津阁小坐片刻。
这里是山庄里一个宁谧幽雅的所在：倚山面湖，园中建园；白墙环绕，重楼翼然；绿荫掩映，莺啭高枝；庭院无人，芳草自碧。楼前楼后各有两棵古松，阅尽沧桑，至今仍傲然挺立，俯视人间。嶙峋的假山倒影，映在楼前半圆形的小池内，错落有致。游人到此，总要向池中仔细找寻那堆砌假山时利用山石缝隙在水底映出的新月形倒影，赞叹造山人的巧妙心思。平静的池水中，浓云挽着一弯素月，为文津阁增添了几分清幽。
书楼东侧的碑石上，刻着乾降所撰《文津阁记》，点明此阁同北京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和沈阳的文溯阁一样，是为了珍藏《四库全书》而建。二百年，风雨侵蚀，碑身和碑座都已有所损坏，有的字迹也已漶漫不可识别了。
坐在石上，望着这座皇家藏书楼，不禁引起阵阵沉思。文津阁楼上，凝聚了多少汗水和血泪；楼前的小池里，又汇集了多少文字波涛！
康熙皇帝是比较重视汉族文化和汉族知识分子的。但是到了他的儿子雍正皇帝胤，就一反“先王之道”，开始兴起文字狱。许多汉族文人留恋明朝，风起云涌的人民抗清斗争又加深他们的反满情绪，不免在诗文的字里行间有所流露，白纸黑字，自然成为罪证。但确实也有不少并无反满内容，纯属一些无耻的告密者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诬陷，也构成冤狱。“维民所止”的考题，告密者未必不知道是出于《四书》，为了邀功请赏，就上纲为“维”、“止”二字意在要去掉雍正的头，结果，考官查嗣庭自己因此被砍掉脑袋。已故史学家吴晗同志对明清两代的特务统治和文字狱曾有精辟而生动的著述，不料自己竟也成了江青、康生一伙大兴文字狱的牺牲品。
几乎同文字狱齐步前进，康、雍、乾三朝集中一批文臣学士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四库全书》从乾隆38年到47年（1773～1782）花了整整十年工夫，编纂完成。清政府网罗了来自全国的五百多位文人学士参与其事，分别担任总纂官、总阅官、编纂、校勘、提调、缮书等等职务，其中包括戴震、姚鼐、纪昀、任大椿、王念孙、陆锡熊、费墀等知名学者。成书后，先是缮抄四部，后来又为江浙士子缮抄三部，藏之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
一部《四库全书》，千秋功罪，如何评说？
乾隆、嘉庆以后，直到民国时期，朝野上下，无不歌功颂德，誉为旷世伟业。弘历本人在叙述他下令编纂的目的时就宣称：“余搜四库之书，非徒博古文之名，盖如张子（即宋学者张载）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于是乎系。”《大清一统志》上描写它“琅函琼册，辉烛霄汉”。文津阁的御制诗碑上，乾隆踌躇满志地题七律一首，自夸“名山藏实无过此”，说的大体也是事实。
解放以后，不少史学家在提到《四库全书》时，多强调它编纂过程中的消极面：清政府网罗知名学者文人编纂此书，是对汉族士大夫的一种策略或阴谋。让他们年年月月在浩繁的故纸堆中校勘考据，索引钩沉，青春伏案，皓首穷经，虚度大好年华，耗尽毕生精力，也就无心再去舞文弄墨，发泄故国之思了。而且在编纂过程中，对那些“诋毁本朝”、内容“悖谬”或有“违碍字句”的，不断地用销毁、撤毁、篡改种种手法，大量地烧书、改书。十年中，共销毁“禁书”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余册。（比起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一伙煽动的大规模烧书毁书，是小巫见大巫了。）从《四库全书》编成以来，民间刻书家冒着危险偷偷地刻印的“禁书”，就成为藏书者视为奇货的珍本。因此，他们认为编纂《四库全书》之罪，同大兴文字狱也是不相上下的。
我觉得，还是鲁迅先生的评价比较全面、公允。
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