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访过程中，茅盾平易近人的作风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1962年2月，茅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去埃及开罗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夏衍为副团长，成员有杜宣等16个作家，飞机转道香港，乘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班机去开罗，抵开罗后，茅盾和夏衍下榻在一个叫“牧羊人”的饭店。代表团其他成员杜宣等住一个叫“阿塔拉斯”饭店。当时，杜宣对“阿塔拉斯”是什么意思，不大了解，就问茅盾。茅盾笑笑，看了看这个店名，说：“这个么，是这样的，‘阿塔拉斯’在希腊神话中是一个大力士。所以是大力士的意思。”杜宣他们一听，都笑起来，有人忙提议，“那么，我们不要叫它阿塔拉斯，干脆叫大力士饭店吧。”大家一阵欢笑。2月16日，代表团圆满完成任务返国。
大家登上飞机后，忽然发现茅盾的座位空着，杜宣等人忙问：“沈部长呢”，结果大家都说不知道。夏衍让几个青年人去找找看。结果在飞机的行李舱里找到茅盾，原来他在同机上的服务员一起查看代表团的行李是否同机启运，一个66岁的老人，在一件一件地查看行李，几个年青人见了，十分感动。
1962年，茅盾受命组团，率王力、金仲华、朱子奇等组成的代表团，去苏联莫斯科参加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对这种政治性很强，业务又不熟悉的差使；加上当时中苏友好关系已经破裂，双方论战已酣之际。茅盾知道自己肩上的分量，知道这项工作的难度。临行，细心负责的周恩来总理专门召开会议，确定代表团成员，拟定发言提纲，并指定王力执笔发言稿。
在7月9日下午的大会上，茅盾宣读了王力为他写好的发言稿，申述了普遍裁军的重要意义，要求那些拥有大量军备的国家率先裁减军备，以利于世界和平。这个发言后来刊登在国内《人民日报》上，题为《中国代表团团长茅盾在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上的发言》，这个发言在国内刊登以后，中央一位负责人认为代表团的发言太软弱，对赫鲁晓夫的态度太软弱，认为这是一次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失误，否定了代表团的作用。因此，这次去苏联，成为茅盾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国，在他出访史上，划上一个句号。但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
回顾茅盾新中国成立后屡次出国，或访问，或出席会议，在共和国的文艺史上、外交史上，都有这位文化部长的汗水和功劳。这里，不妨罗列一下茅盾作和平文化使者的足迹：
1951年10月23日，以第二届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代表团理事的身份，乘机去莫斯科转道维也纳，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
1952年3月21日，转道莫斯科，去奥斯陆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同年12月，茅盾又去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会后又到波兰访问。
1953年4月30日，茅盾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同年6月5日，又与郭沫若等同机取道莫斯科去布达佩斯参加和平理事会。
同年11月17日，茅盾率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代表团，离京去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
1954年5月15日，茅盾赴柏林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特别会议。6月，又转道莫斯科，去斯德哥尔摩出席缓和局势国际会议。
1955年6月15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等团体决定组成中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茅盾为团长，并以15日启程去芬兰的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
1956年12月，茅盾与周扬、老舍率团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洲作家会议。
1957年11月，茅盾和宋庆龄、郭沫若等随毛泽东出访苏联，参加苏联40周年国庆。
1958年10月，茅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苏联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在会上，茅盾作了《为民族独立和人类进步事业而斗争的中国文学》的报告，指出：“保卫和平，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中不可抗拒的伟大力量。亚洲各国人民和作家在这个庄严的伟大的斗争中，更进一步建立了友好的文化关系。”
1959年5月，苏联作家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茅盾又亲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会，并在会议上代表中国作协“祝词”。
1960年8月，茅盾应波兰政府邀请，亲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去波兰访问，并留下几首访问波兰的诗章。
1962年2月，以茅盾为团长，夏衍为副团长的16人作家代表团，赴开罗出席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为风云变幻时代的亚非文学灿烂前景而祝福》的发言，指出“亚非两大洲是人类文化最古的发源地，是人类文化的摇篮”。
同年7月，茅盾在苏联参加争取普遍裁军与世界和平大会，并在会上发言。
尽管茅盾主政文化部期间，除了代表新生的共和国政府，新中国的作家出访国外外，还在职权范围内，大力促进文化交流，接待国外文化团体，文化界领导人，繁荣、丰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事业。新中国成立的礼炮，还在天安门广场回荡时，10月2日，茅盾就前往车站欢迎新中国第一批外国文化代表团——苏联法捷耶夫率领的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此后，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的日愈提高，国外文化代表频频来访，中国举行世界性的文艺活动也愈增加。1952年5月4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全国文联等7个团体，联合举行世界文化名人阿维森纳诞生一百五十年、果戈里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在这个纪念活动过程中，茅盾写了《我们为什么喜爱雨果的作品》，《果戈里在中国》等文章。认为“中国人民同情于雨果作品中的这些人物，中国人民也从自己的斗争经验中看出了这些人物的优点及其时代的局限性。吸收其优秀进步的成分，而批判地舍弃其不合时代需要、不合中国现实的成分，——这就是中国人民对于世界文化的态度。”
1953年9月，全国文联、中国作协等5个团体联合举行世界文化名人——中国诗人屈原逝世2230周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逝世410周年、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逝世400周年、古巴作家何塞。马蒂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茅盾在纪念会上作了《纪念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的报告。指出“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盛大纪念屈原、哥白尼、拉伯雷和马蒂，正因为这些文化巨人的贡献都是属于全人类的。
纪念他们，将会鼓舞各国人民保卫并发扬自己的优秀的民族文化，加强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以促进互相了解，同时学习他们坚持正义、奋斗不屈的精神，为保卫世界文化、保卫世界和平而作更大的努力。“1954年7月，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作家协会等5个团体联合在北京召开了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大会，茅盾在会上作了《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报告，号召中国作家向契诃夫学习。1955年3月5日，中国文联等单位举行世界文化名人席勒、密茨凯维奇、孟德斯鸠、安徒生纪念大会。茅盾作了《为了和平、民主和人类的进步事业》的报告。
50年代，“左”的影响虽然也影响了文艺界，但文艺界在茅盾等一大批五四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主持下，对外文化交流成就依然辉煌，十分活跃，差不多每年都有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动，每年的纪念规模都很大。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茅盾作为文化行政最高长官，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
第三十二章在文革浩劫中
1963年12月23日，是茅盾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日子！
在前一天，茅盾接到全国文联通知，说有重要文件传达。什么重要文件，通知里没有说。
23日上午，茅盾准时出席中国文联召开的所属各协会负责人联席会议。
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传达了毛泽东12月12日在看了中宣部文艺处编写打印的《文艺汇报》后有关文艺工作的一个批示：
“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
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的批示，在当时气氛下，显然是至高无上的。茅盾在会上听了这个批示，如坐针毡，如临深渊，他感到惧怕，更感到委屈。十多年来，为新生的共和国文化建设，呕心沥血，放弃自己的创作，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为中外文化交流，为培养新中国的作家群，为指导群众文化，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茅盾几乎都是不遗余力的，现在竟然成了“死人”？茅盾内心陷入极度矛盾和痛苦之中。但茅盾没有在会上表现出来，表情冷冷地坐在那里，静静地听林默涵传达。传达完了，散会了，他又默默地走出会场，临别，和周扬、林默涵、邵荃麟握了握手，上了汽车，一言不发，就回家去。
本来就常常失眠，靠安眠药度日的茅盾，这天，加倍的安眠药仍然难以入睡，他从大风大浪中过来了，他优虑的，倒不是自己个人荣辱进退，而是中国的文化事业，也更担心中国文艺界的一场风暴的到来，又会损失一批人啊。
过了几天，1964年元旦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以中央名义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茅盾也去了，坐在那边，静静地听这几位中央领导讲话，中央要求文艺界对照毛泽东的批示，整风、检查。
于是，文艺界又开始无休止的会议、检查、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中，茅盾、邵荃麟等1962年8月在大连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被定为黑会，硬把“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和“写中间人物论”两顶帽子，套在“大连会议”头上，对此，茅盾没有辩解，而是用沉默来对付那些无限上纲的批判，他觉得自己在大连会议上的讲话发言，尽管是前年的事，但仍没有错。经过半年多对照批示的整风、批判、揭发之后，1964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揭发出来的问题，整理了一份向党中央报告的材料。6月27日，毛泽东看了这份题为《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材料后，又作了第二个批示，周扬、林默涵又郑重地传达了这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批示连同去年12月的那个批示，后来史称“两个批示”。这两个批示，对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茅盾来说，不啻是一记闷棍，所有的责任，罪恶都往这位大作家身上套。
茅盾在沉默中，悄悄地作着挨整的准备，一篇评论《南方日报》上杜埃的《冰消春暖》文章，成了茅盾在文革前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茅盾的笔，除了写一点起居日记外，谢绝了一切约稿，开始了长达12年的沉默！
这时，又传来毛泽东在与毛远新谈话中，批评文化部的消息，毛泽东说：
“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显然是不满意文化部的工作。
不久，江青等人又把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等定为毒草，下令批判。
也就在这时，茅盾在参加国务院全体会议之后，刚要走，周恩来总理走过来，把茅盾留下，和茅盾作了一次谈话。刚开始，茅盾就猜出是什么事情，周恩来说：
“文化部的工作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搞好，这责任不在你，在我们给你配备的助手没有选好，一个热衷封建主义文化，一个推崇资本主义文化。我知道你一开始就不愿意当这部长，后来又提出过辞职，当时我们没有同意，因为找不到接替你的合适人选。现在打算满足你的要求，让你卸下这副担子，轻松轻松，请你出任政协副主席，你有什么意见吗？”说完，周总理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茅盾。
“好啊，我拥护总理意见。”茅盾早有准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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