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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寄上），计30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子夜》出版，鲁迅是引以为豪的。瞿秋白在《子夜》一出版，最早发表评论，他在3月12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子夜和国货年》一文，高度评价《子夜》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认为《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成绩。“他还预言：”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后来，瞿秋白又写了《读〈子夜〉》一文，认为”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看来，《子夜》的确是中国文坛上的新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朱自清也在评论《子夜》时也说：
“这几年我们的长篇小说渐渐多起来了，但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茅盾的《蚀》和《子夜》。”尤其值得玩味的是，当年和茅盾打过笔仗的吴宓教授，在研读了《子夜》之后，用“云”这个笔名，在天津《大公报》副刊发表评论文章，称赞《子夜》：“吾人所为最激赏此书者，第一，以此书乃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之书。”
“第二，此书写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之配置亦殊入妙”。吴宓对《子夜》的文字也极为赞赏，“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恣喷薄，不可控搏，而其微细处复能宛委多姿，殊为难能而可贵。”
茅盾当时见到这篇评论，虽没有公开表态谈什么，但内心极为佩服吴宓的细微。
晚年回忆此事时，感慨地说：《子夜》出版后半年内，“评者极多，虽有亦及技巧者，部不如吴宓之能体会作者的匠心。”
《子夜》热的出现，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恐慌，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查禁149种著作，茅盾的包括《子夜》在内的已经出版的7种创作，全部都在被“查禁”之列。后来经一些书店老板的力争，《子夜》列为应删之列。国民党的检查人员在《子夜》这部书下面用朱笔批道：“二十万言长篇创作，描写帝国主义以重量资本操纵我国金融之情形。P97至Pl24（即第四章）讥刺本党，应删去。十五章描写工潮，应删改。”于是，从第五版起，《子夜》便以肢解的形态与读者见面了。
但令茅盾欣慰的是，在国民党查禁《子夜》之后，巴黎进步华侨办的“救国出版社”却全部翻印了这本书，并在前言中高度评价了这本书。
《子夜》成为30年代中国东方都市的一道风景线，在这道风景线上，映出芸芸众生，映出时代风云，映出中国社会的另一面。也映出茅盾作为一代大师的地位和才智。《子夜》的出版，奠定了茅盾在中国现代新文学史上的地位。
但是，茅盾没有停止自己的探索和努力。他写了大量的杂文、散文和评论，也和上海的朋友们一道，参与社会活动。他依然在“左联”的大旗下，奉献自己的才智。
第十三章《林家铺子》和《春蚕》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了大上海，茅盾原来供职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及涵芬楼图书楼毁于炮火，黑乌鸦似的纸片灰撤遍半个上海城。茅盾原先拟在杂志发表的《子夜》部分章节，也在这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面对日寇的暴行，上海军民奋起抗击；茅盾与鲁迅等上海文化界人士连续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等，义正词严，谴责日寇的暴行。不久，茅盾在一篇评论《我们所必须创造的文艺作品》中，大声疾呼，我们的文艺创作要为反帝斗争服务，作家一方面要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国际阴谋，另一方面要唤起民众，投入“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
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天气也暖和了，桑树暴出指头大小的嫩叶，油菜花也金灿灿地散布在上海郊区及杭嘉湖平原。和茅盾住在一起的母亲，此时执意要回乌镇去住一段时间，那里还有老屋在，还有一些亲戚，虽不大走动，但也十分热络，这也是茅盾母亲的惯例——天气暖和时，总要回乡住一段时间。
5月初，杲杲的太阳，暖洋洋地照在大地上，软软的春风随意吹拂细柳。
茅盾带着上海的战争硝烟味，陪伴母亲回乌镇。从上海坐火车到嘉兴，一路上，被践踏的油菜田里，一群一群士兵，百无聊赖有气无力地在挖战壕。火车上，一些人都在看从上海地摊上买来的“推背图”、“烧饼歌”等预言书，茅盾也带了一本金圣叹手批的《中国预言七种》，车厢里议论的，不是斗志昂扬的抗战，而是预言书里那些“天意”。
一个坐在茅盾边上的人说：“不错，万事难逃一个‘数’。东洋兵杀到上海，火烧闸北——蔡廷锴、蒋光鼐，《烧饼歌》里都有呢！——上年的水灾，也应着《烧饼歌》里一句话……。”
一个老者环顾左右后，一本正经地说：“你看，人定不能胜天。你看十九路军到底退了！不过，国人先笑而后号咷，东洋人倒灶也快了呀。”说到这里，他咳了一下，往地下吐了一口痰，接着又说：“不过，中原人大难当头，今年这一年能过得去就好！今年有五个‘初一’是‘火日’呀！今年八月里——咳，《烧饼歌》上有一句，——咳，记不明白了，你去查考罢。总而言之，人心思乱。民国以来，年年打仗。前两年就有一只童谣：”宣统三年，民国二十年，共产五年，皇帝万万岁！
‘要有皇帝，才能太平！“
“可不是宣统皇帝已经坐了龙庭！”有人顺着老者的话，附和着。不料那老者，很不以为然，哼了一声，说：“宣统！大清气数已尽，宣统将来要有杀身之祸，另是一个真命天子，还在田里找羊草！”
于是车厢里热闹起来，旅客们都争先叙述自己听到的“真命天子”的故事，活灵活现。而车厢外，依然是零乱的油菜花香，依然是一队队看上去懒散似的恹恹的士兵，打堆在昔日整片的菜花田里。
车到嘉兴，茅盾陪着母亲换乘去乌镇的小火轮。在小火轮船里，茅盾听到的，依然平民百姓对刚刚过去的战事的议论，各有所见，十分热烈。一个坐在茅盾边上剃着平头的旅客，操着浓重的乌镇话，说：“定规还要打！不打，太呒交代。东洋小鬼子就是几只飞机兵船厉害，东洋兵是怕死的！东洋兵笨手笨脚，不及中国兵灵活，引他们到里厢，东洋的兵船开勿进来，飞机不认识路，东洋兵一定要吃败仗！”
“蛮对蛮对，松江造好一个飞机场了。火车来时，你看见铁路旁边掘战壕么？
松江落来，一连有四道战壕已经掘好了。“另一个30多岁的瘦子旅客衬上去赞同道。
这时，另一个旅客却叹口气道：“打，定规要打，不过，一路过来总不见兵，奇怪，……。”没等他说完，那个30多岁的瘦子便截断他的话，插进来说：“啊，老先生，你弄错了，中国兵不是沿铁路驻扎的，都藏在乡下。
——为啥？避避国联调查员的眼睛呀！你不相信，去看！嘉兴城里也不扎兵。
不过，落去到陶家泾，就驻扎了两万多兵，全是驻扎在茧厂里！“
大家一阵默然。茅盾问身边一位老乡绸缎店经理：“照你看来，是再打好呢，还是不要打？”
“论理呢，一定要打。不过我们做生意人日子难过：上海开了火，钱庄就不通，帐头又收不起，生意上的活路断得干干净净了；近年来捐税忒重，生意本来难做，乡下人穷，乡庄生意老早走光；现在省里又要抽国难捐，照旧捐加二成，听说就是充作打仗的军饷，你想，不曾开火，先来从生意人头上抽捐了！”
没等茅盾说，另一个旅客立刻接上去诉苦说：“抽捐去真和东洋人开仗，倒还呒啥，就恐怕捐是抽了，仗又勿打。”
“一定要打！伊拉勿抵桩打东洋人，调啥格兵！”那个瘦子旅客抢着表示自己的看法。
茅盾一听，笑了笑，给这几位同乡分析形势，最后坦率地说：“老百姓尽管一腔热血主张打，那结果是一定不再打了。老百姓要的事，恰就是当局所勿要。现在的事情就是这么着。”
掌灯时分，茅盾陪母亲回到故乡乌镇，黑乎乎的小镇，似乎更衰败了，一些大的商店已经倒闭，几家几十年历史的当铺，也已歇业，只剩下市中心的汇源当了。
在乌镇的那些日子里，茅盾目睹了1932年故乡的衰败，也目睹了乌镇四乡农村的丰收成灾的惨痛事实，目睹了一些店铺的努力和失败。
清晨，还是春寒料峭，街上也相当冷清。但离茅盾家不远的汇源当大门前，却已人头攒攒，等候开门。茅盾特地起个早，赶到那里观察了解，发现在这青黄不接的五月里，许多人天不亮，就守候在那里。他们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身上刚剥下来的棉衣，或者预备秋天嫁女儿的几丈土布，偶尔也有去年留下来，嫌亏本而不卖的几斤丝，也拿出来送进当铺了。
一直等到9点钟，当铺才开门，这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们就拼命的挤轧，一片混乱。因为当铺每天只用120元的钱来营业，当完就停。因此，那些衣衫褴褛等候当了钱去买米吃的乡下人，就不能不拼命挤上前去。但就是这样，当铺连农民自己觉得最宝贵的蚕丝都不要！
这一幅景象，引起茅盾不胜感慨和忧思：
“把蚕丝看成第二生命的我们家乡的农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这第二生命已经进了鬼门关！他们不知道上海银钱业都对着受抵的大批陈丝陈茧皱眉头，是说‘受累不堪’！他们更不知道此次上海的战争更使那些搁浅了的中国丝厂无从通融款项来开车或收买新茧！他们尤其不知道日本丝在纽约抛售，每包合关平银五百两都不到，而据说中国丝成本少算亦在一千两左右呵！”
茅盾回到家里，过去常常来替沈家帮忙的老熟人——一个住在乌镇东栅的农民，茅盾称他为“丫姑老爷”，知道茅盾母亲从上海回来了，便进镇来看她。恰巧茅盾从外面进来，这个“丫姑老爷”向茅盾这个“沈家少爷”诉说农村的艰辛，他说：“少爷你看，我这个人向来不喝酒，不吸烟，连小茶馆都不上，而且种的是自家的田。这二年来，也拖了债了，在村里也不算多，百把块钱。”茅盾一听，兴趣来了，忙问：“那你怎么还债呢？”
“打算在‘头蚕’里还呀，今年‘头蚕，养得好，还清这点债是不成问题的。”
丫姑老爷胸有成竹地回答。
茅盾笑了笑，说：“养蚕？卖给谁？你的这点桑叶，不如卖叶，不要再去养蚕。”
茅盾又把养蚕的危险说了一遍。
丫姑老爷听着觉得有道理，但沉默了半晌，摇摇头说：“少爷，不养蚕也没有法子想。卖叶呀，廿担叶有四十块卖得算是顶好了，一担茧子的‘叶本’总要廿担叶，可是去年茧子价钱卖到五十块一担。只要蚕好！到新米收起来，还有半年；我们乡下人去年的米能够吃到立夏边，算是难得的了，不养蚕，下半年吃什么？”
“可是今年的茧子价钱不会像去年那样好了！”茅盾说到这里，望了一眼这个丫姑老爷，又说：“你是自己的田，去年这里四乡收成也还好，怎么你就只够吃到立夏边呢？而且你又新背了几十块钱债？”
“有是应该还有几担，我早已当了。镇里东西样样都贵了，乡下人田里种出来的东西却贵不起来，完粮呢，去年又比前年贵，——一年一年加上去。
零零碎碎又有许多捐，我是记不清了。我们是拼命省，去年阿大的娘生了个把月病，撑着没有看郎中吃药，——这么着，总算不过欠了几十洋钿新债。
今年蚕再不好，那就——“丫姑老爷苦着脸，向茅盾诉苦到这里，便嘎然而止。
茅盾点点头，又安慰他几句，丫姑老爷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向茅盾告辞。
茅盾在乌镇这几天，忽然对小镇经济有了新的认识。在研究上海金融经济过程中，本来缠绕心头的农村、乡镇的经济状况，总算有了一个大概的比较，也有了许多令人心酸的例子。镇上几个熟悉的小商人告诉茅盾：“市面已经冷落得很，小小镇头，旧年年底就倒闭了廿多家铺子。”诉说时，个个都哭丧着脸。茅盾在故乡的半个月时间中，所见所闻所感是一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