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可能可以卸解赫鲁晓夫最后通牒的胁迫，一个接一个没有结论的谈判能使冲动的赫鲁晓夫把最后通牒的时限一延再延。在阿登纳极端恼火的情况下，麦克米伦于1959年2月底3月初到苏联访问11天，当时赫鲁晓夫已经数度重申他最早的最后通牒。麦克米伦此行并未获致具体成效，赫鲁晓夫却借着他在场重复胁迫言词。但是，麦克米伦依然不屈不挠地追求安排一系列会议的目标，认为这是避过赫鲁晓夫期限最务实的手段。他的回忆录中记述这一段经过：
“我忧心忡忡地推动以一系列会议，一点一点稳步走向‘和平共处’（用一句当时的流行话来说）的观念，即使不是和平，至少和平共处也能在世界不受挑衅。”
然而，当和谈成为他们自己的目标，他们就只能听任有心破坏谈判的一方的牵制，或起码摆出随时可以不谈的姿态也能占了上风。因此，赫鲁晓夫发现他能够界定什么事“可以谈判”。为了让对话能持续，麦克米伦用尽心智想在苏联的议程上找出若干项目，可以在比较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交涉。1958年11月27日，也就是收到赫鲁晓夫的柏林问题正式通牒的翌日，麦克米伦曾致函其外相劳埃德（ SelwynUoyd）说：
“我们不能回避谈判，如何去执行它？这一定会导致谈判统一的德国之前途，以及脱离计划（ Disengagement Plans）吗？”
各种不同的计划的共同特点是，在中欧建立有限度武装的地区（指的是德国、波兰和捷克），并且核武器由这些国家撤出。就麦克米伦而言，以及较低程度下就美国领导人而言，这些武器部署在哪里主要只有象征性的意义。由于核战略必须仰赖的核武器实力（绝大多数的美国核武器并未部署在欧洲大陆），与苏联讨论脱离计划，在麦克米伦看来乃是争取时间的一种无害的方法。
阿登纳反对所有这些办法，因为一旦美国核武器撤出德国，它们势必撤回到美国境内，这势必中断阿登纳认为的欧、美核防务极其重要的政治关联。他的推理，或至少他的国防专家的推理是，只要这些核武器部署在德国领土，苏联必然投鼠忌器，不摧毁核武器，就不敢冒险进攻中欧。加上要进攻中欧就得发动核攻击，美国必定会加以反击。
然而，如果美国撤回核武器，德国就有可能受到传统武器的攻击。阿登纳不敢确定，一旦德国受到毁灭性打击，美国领袖是否将以发动核战争做反应。因此就柏林问题探索出谈判方案，就代替了继续争辩大西洋同盟的军事策略。
每当麦克米伦或艾森豪威尔两者之一采取任何具体的外交主动，另一方的反应就必然印证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少不了虚荣心，彼此要互别苗头。虽然两人私交甚笃，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为了麦克米伦径赴莫斯科访问，甚为恼火；同年秋天，麦克米伦获悉艾森豪威尔邀请赫鲁晓夫到戴维营进行会谈，大大发作一场：
“（艾森豪威尔）总统深陷于‘没有一次高峰会议不是在外交部长会议时即有进展’的结论。他所能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以宴客作乐代替讨论磋商。因此他邀请赫鲁晓夫到美国做客，也答应将要访问俄罗斯。这些看来挺像奇怪的外交手法。”
怪倒不怪，但是无可避免地，当赫鲁晓夫察觉英国不会与美国各行其是，他就全力在艾森豪威尔身上下工夫。在赫鲁晓夫看来，麦克米伦把美国劝诱得肯坐下来谈判，作用已毕。以最后分析而言，能决定让赫鲁晓夫得遂心愿与否的唯一交手对象是美国总统。因此，所有主要问题的谈判是由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的会谈，以及后来由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日内瓦的会谈。可是，美国越是独占了国际对话的机会，越是在若干北约组织盟国之中制造诱因，使得他们追求获致某种程度的自由空间。当苏联对西欧的威胁渐渐消失，对莫斯科的畏惧心理也逐渐消失；大西洋盟国内部意见参差也就较少危险，戴高乐即企图利用这种局势，鼓励欧洲采取比较独立的政策。
但是，英国愿意奉谁为老大，唯其马首是瞻，却毫无疑问。麦克米伦宁愿追随美国，而不愿追随欧洲，因此他没有理由去鼓励戴高乐的办法，并且他从来不曾追随以任何名目要使欧洲与美国分手的动作。然而；一旦遇上防卫英国重大利益，麦克米伦与戴高乐可就一模一样的坚定不移了。这个情形在所谓“天雷事件” （ Skybolt Affair）中最为明显。
为了延长轰炸机群的寿命，英国决定向美国购买还在研究中的远程、空中发射巡弋导弹“天雷”。1962年秋天，事先没有照会英国，肯尼迪政府便取消天雷研究计划，表面理由是技术难突破，事实上是为了减低对飞机的倚赖，认为飞机没有导弹来得强，并且几乎可以肯定说也是为了不让英国有自主的核武实力。美国事先未与英国咨商就单方面做此决定，使得英国轰炸机实力迅速过时、老化。法国一再声称别依赖美国，这时似乎得到验证。
然而，天雷事件接下来的发展却证明，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还是有利。麦克米伦此刻发动他耐心培养对美关系时建立起来的大小人脉关系，并且也不太客气地扬言：
“如果利用研发天雷导弹遭遇到困难为理由，迫使英国得不到独立的核实力，其结果的确非常严重，赞成拥有独立核实力的英国人士，以及反对它的人士，都将深刻忌恨此一作法。它冒犯了国家荣誉意识，也势必遭到吾人全力抵制。”
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在拿骚（ Nassau）会谈，于12月11日达成协议，修改英、美核合作关系。美国在弥补英国买不到天雷导弹的遗憾，另外售给英国五艘北极星导弹潜水艇和相关导弹，英国即可因此发展自己的核弹头。为了吻合美国要集中控制核战略的条件，英国同意把这五艘潜水艇“指派”交给北约组织调度指挥，唯“国家最高利益濒危”之际则不在此限。
英国部队纳入北约组织却变成徒具虚文的规定。由于只要基于“国家最高利益”需要，英国就可以自由使用这些潜水艇，加上由于照定义而言，除非是国家最高利益濒危，根本不会考虑用到核武器，拿骚协定实质上是把法国人极力以对峙企图争取的行动自由，给了用咨商方式来交涉的英国。英国和法国对于核武器态度的差异在于，英国预备牺牲形式、只要内容，可是戴高乐却极力要重振法国声威，把形式和内容等同来看待。
当然，法国的情形完全不同，因为它一点也没想要获取和英国相同的对美国决策之影响力。因此，在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提起大西洋合作的性质这个哲学性的议题，总要争取欧洲的盟主地位，至于美国却要借此重新认识欧洲外交的历史作风。
美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即以过去其他国家未曾得有的方式，主导世界事务。美国人口并不算多，却产出全世界1/3的物品和服务，加上它在核科技上享有极大优势，可谓得天独厚，远胜过任何可能的敌手。
数十年来，美国由于得天独厚，她的领袖忘记了，受战祸蹂躏、暂时无力且软弱的欧洲曾独领风骚主导世界事务历两百年的那份叱咤风云的威势。他们忘记了欧洲生龙活虎地发起工业革命，也忘记了欧洲的政治哲学孕育出国家主权的观念，更忘记了欧洲式外交的繁复的权力均衡体制运作了近三百年。欧洲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复苏，它的若干传统外交模式就会再生，尤其是法国，自黎塞留以来，现代统治术即源生于法国。
戴高乐：重振欧洲雄风
没有人比戴高乐有更强烈的重振欧洲雄风之意识。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与美国争端迭出最高潮之际，流行的看法是指责这位法国总统仍然偏执自大。殊不知他的问题恰恰相反：他必须力图重振充满失败感、薄弱感的法国之国家意识。法国不像美国那样日益超级强大，也不像英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做是整体的、学习的经验。很少国家有法国的惨痛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全国青壮年几乎牺牲殆尽！浩劫余生的法国人明白法国绝对经受不了另一次类似的惨痛经验。在这种思维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成噩梦成真，使得1940年法国战败，不仅是军事失利，更是心理重创。虽然技术上说来，法国是战胜国之一，法国领袖心知肚明，她是借他人之力而获得拯救。
和平并未带来喘息机会。第四共和重蹈第三共和的覆辙，政局不稳，政府更迭频繁，法国必须面对殖民地纷纷独立的严酷的事实。法军经历了1940年的奇耻大辱之后，刚刚组建起来，就得再打将近二十年的殖民战争，并先后在中南半岛和阿尔及利亚战败。美国有稳定的政府、全面战胜更强化了她的自信，可以专心致志从事其价值认定的任务。戴高乐则统领着一个遭受一个世代的冲突、数十年的败战羞辱的国家，他评断政策不太依据现实的标准，大体是以是否能有助于恢复法国尊严作为依据。
法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因为双方都彼此有深刻的误解，似乎从来就话不投机。虽然他们大体上都不是虚夸自大的人，美国领袖倾向于对其务实观点过于自信。法国人民在太多的热情破碎、太多的梦想粉碎之后，已变得狐疑多心，戴高乐认为有必要以一种高傲、甚至骄恣的态度来弥补长期以来民心的不安全感。美国领袖个人觉得受辱和历史上的高傲感与戴高乐的个人高傲和历史上的受挫辱感，交织在一起，出现了美、法两国之间的心理鸿沟。
由于华府认为西方盟国的利益理所当然会一致，认为稍有意见不同，彼此咨商一下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依美国人的观点，同盟就好比是公开上市的公司；在其中的影响力要反映每一人的所有权比重，应该以一个国家对共同目标的贡献比例来计算。
法国几个世纪以来执行外交的传统，没有一种因素可以导致这样的结论。自黎塞留以来，法国的外交主动无不出自评估风险与报偿。出自异样的传统，戴高乐较少关切咨商机制的性质，比较重视汇集各种方案以备意见不一时可拿出来应变。戴高乐认为这些不同的方案会决定相对的交涉议价地位。在戴高乐看来，国与国之间关系健全与否，视利害评估而定，不是看发生争端是否有正式的解决程序而定。他不认为和平不是常态，而是必须自利害冲突中挣脱出来的东西：
“人‘受其天资所限’，可是‘欲求却无穷’，世界因而充满着相互抗拮的力量。当然人的智慧经常成功地制止这种对抗蜕变成为残酷的冲突。但是，竞争的努力就是生命的环境。……就最终的分析而言，永远是在均衡中找到和平。”
我和戴高乐有短暂的交往，好生领教了他的原则。我们初次见面是尼克松1969年3月访问巴黎时。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举办一场盛大宴会，一名助理在人群中找到我，说是戴高乐想和我谈话。我带着敬畏之情，走近这个高身材的总统。一见到我，他立刻屏退周遭的人，没有一句寒暄客套，开门见山就问我：“你们为什么不从越南撤退？”我有点腼腆地答道，单方面撤退会伤害到可信度。戴高乐不为所动，又问所谓可信度会在什么地方出现？我一指出中东地区，他立刻变得忧心忡忡地评论说：“真奇怪。我认为正好是在中东地区，你的敌人才有可信度的问题！”
翌日，尼克松在和戴高乐会谈后，邀我对戴高乐陈述的欧洲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组成的观念加以评论。戴高乐不喜欢和助理辩论，或者说要辩论也不愿当着助理的面去辩论。我却莽莽撞撞地请教他，法国有何妙计去阻止德国人主宰他刚描绘的欧洲呢？戴高乐显然认为这个问题不值得多费唇舌详尽作答，只简洁地吐出：“通过战争啊！”——距他与阿登纳签署两国永久友好条约才六年！
专心致志于追求法国国家利益，构成了戴高乐的冷漠孤高，以及外交上毫不妥协的作风。美国领袖强调伙伴关系，戴高乐却强调国家有责任照料自己的安全。华府希望把整个任务的一部分摊派给盟国每个会员承担，戴高乐却认为这样的分工会把法国贬抑到附属地位，并且摧毁了法国的认同感：
“大国不可能容其命运由其他国家（不管它有多友善）的行动来代为决定。统合后的国家失去对其国防的关注，因为它不再负责防务。”
这个说法解释了戴高乐近乎标准化的外交程序，以最少的说辞提出方案，如果方案被拒，干脆就单方面付诸实施。就戴高乐而言，万事莫如法国人自认为和被外人视为，一切都以法国人的自由意志行事为最重要。戴高乐把1940年的战败羞辱视为短暂挫败，有待严正、不妥协的领导人来加以克服。以他的思维方式，法国绝不能接受一丝一毫屈从附属他国的表象，即使对它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