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重心逐渐移往柏林。出人意料的是，事后想起来，史特瑞
斯曼在国内的人望在这段期间一直走下坡。全国散漫的民族主义自德
国对杨格计划（ Young Plan）的反应中可见一斑。这是1929年道威斯
计划五年届满时盟国所提议的后续计划。它再把德国赔款金额降低，
并设定一个截止日期，不过是很久以后。1924年道威斯计划在德国保
守派的支持下为德国所接受；1929年时，杨格计划的条件虽更加有
利，却遭到有新窜起的纳粹党以及以共产党为后盾的保守派猛烈抨
击。最后德国国会仅以20票之差通过这个计划。
几年之间，所谓的洛迦诺精神代表着一次大战中的敌对国家寻求
和好的心态。但德文“精神”这个字也有“鬼魂”的意思，到20世
纪20年代末期，德国民族主义圈子内渐渐流行开洛迦诺“鬼魂”的
玩笑。这种奚落凡尔赛国际秩序根本精神的态度，即使在经济大恐慌
尚未激化德国政治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之前，即德国经济复苏的承平时
期便已然存在。
史特瑞斯曼死于1929年10月3日。之后便没有人能够取代他，
因为德国找不出聪明才智能与他相提并论的领袖人物，更重要的是，
因为德国的复原及欧洲的平静，有极大部分应归功于西方列强对他个
人人格的信任。有很长一段时间，一般普遍认为史特瑞斯曼集所有
“欧洲好人”的特质于一身。就这一点来说，他应可说是伟大的阿登
纳（ Konrad Adenauer）总理的前辈，阿登纳意识到在德法历史宿仇的
鸿沟之上，其实两国有着共同的命运。
但是当史特瑞斯曼的文件对外公开时，其内容似乎与外界对他良
好的评价相抵触。文件中透露的是一个工于心计的现实政治奉行者，
以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坚持追求传统的国家利益。在他以为，这些
利益十分明确：使德国恢复到1914年前的地位，解除赔款造成的财
政负担，取得与英法对等的军事待遇，修改德东的边界，完成奥地利
与德国的统一。他的助理史特恩·鲁巴斯（ Edgar Stern Rubarth）对史
特瑞斯曼的目标有如下的说明：
“史特瑞斯曼曾对我坦承他最终的希望是：使莱茵区重
获自由，收复欧本和马尔梅迪与萨尔区，完成与奥地利的统
一，以及用托管或其他方式在非洲取得一块殖民地，以保证
重要热带物资不虞匮乏，也为年轻人用不完的精力开创出
路。”
由此可见以二次大战后的用语来说，史特瑞斯曼并非“欧洲的好
人”，但在当年尚欠缺这种观念。西方政治家多与他有相同的看法，
即凡尔赛和约需要修正，尤其是西边的国界，而洛迦诺仅是其间的一
个阶段。对法国而言，在经过一场元气大伤的战争后，还不得不与重
新站起来的德国相往来，当然是痛苦难当。但这也真实地反映了新的
权力版图。史特瑞斯曼明白，即使在凡尔赛的重重束缚之下，德国仍
有实力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由此他得出一个现实政治结论：他有
机会重建德国到至少1914年前的水准甚至更高。
他并不像民族主义者所批评的，而且与纳粹的作风正好相反，他
是靠着耐心、妥协及欧洲各国取得共识的有利环境，达到他的目标。
心思敏捷使他能够以文字上的让步，尤其是在敏感而具象征意义的赔
偿问题上，以此换取终止对德国的军事占领及促成长远的变革，这些
变革必然能使德国居于日益重要的枢纽地位。不过他与民族主义分子
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凡尔赛和约无需做大幅的更动。
史特瑞斯曼之所以有机会推行其政策，全拜德国资源丰富与实力
十足之赐。战争并未使德国实力瘫痪，凡尔赛和约反而增强其地缘政
治地位。就连二次大战更惨痛许多的失败，也难以泯灭德国在欧洲的
影响力。我们不应认为纳粹对西方价值观的攻击是延续自他，比较正
确的看法应当是，纳粹激进的作风打断了史特瑞斯曼以渐进且几乎必
然是和平的方式，逐步使其国家达成在欧洲的决定性地位的轨迹。
久而久之，史特瑞斯曼的战术很可能转变成战略，权宜之计可能
变成信念。在当代，埃及总统萨达特（ Sadat）最初与以色列和解的
动机，几可确定是为了瓦解西方对阿拉伯人好战的印象，使以色列居
于心理战的守势。他跟史特瑞斯曼一样，想要在敌人与其盟友间制造
裂痕。他满足以色列合理的要求，希望借此软化以国对拒绝归还阿拉
伯尤其是埃及领土的坚持。但时间一久，萨达特真的成为和平的提倡
者与国际嫌隙的弥合者，而原先他很可能只是摆个姿态。到后来，追
求和平与和解已不再是萨达特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而变成独立存在
的价值观。史特瑞斯曼当年是否也走向同样的道路？他出师未捷身先
死，使这个疑问成为历史上未解的悬案之一。
史特瑞斯曼死时，赔偿问题已即将要获得解决，德国的西界也已
确立。德国仍想修改东边国界及凡尔赛和约的裁军条款。想以占领其
领土来向德国施压的做法被证明无效，洛迦诺改良式集体安全的安排
无法平息德国对平等待遇的要求。欧洲政治家们不得已只有寄和平的
一切希望于全面裁军的承诺。
德国有权获得公平待遇的观念，如今已深植于英国人的心中。工
党首相麦克唐纳（ Ramsay Mac Donald）早在首次出任此职时，即
1924年，便宣示以裁军为首要施政目标。在1929年开始的第二任期
中，他停止在新加坡建造海军基地，也不再增加巡洋舰与潜艇。1932
年他的政府宣布延后建造飞机。在此事上他的主要顾问贝克（ Philip
Noel Baker）曾表示，唯有裁军始能避免另一次战争。
不过德国要求平等与法国国家安全之间的矛盾仍未解决，或许是
因为这个矛盾根本解决不了。1932年，希特勒上台的前一年，法国总
理赫里欧预言：“不是我有幻觉。我深信德国希望重整军备。我们正
处于历史的转折点。迄今德国一直奉行顺从的政策。但如今它正展开
积极的政策。未来则将是主张领土要求的政策。”这番话最值得注意
的是其消极被动的语气。赫里欧完全未触及当时仍属欧洲规模最大的
法军，因洛迦诺而成为非武装的莱茵区，仍在解除武装状态下的德
国；或是法国对东欧的安全责任。法国不愿为其信念而奋战，就只能
听天由命。
英国是自相当不同的另一个角度来看欧陆的大势。它想要与德国
修好，便不遗余力地压迫法国同意让德国享有同等的军备水准。裁军
专家素以善于设计符合安全问题表面要求、却不考虑实质的裁军计划
而著称。因此英国专家拟出准许德国享有同等军备水准但不许征兵的
提议，因而在理论上让法国保留了受过军训的后备军人人数较多的优
势（仿佛德国已走到这一步，还会找不出良策规避这最后小小的一点
限制）。
同样是希特勒上台前这关键性的一年，德国的民主政府已有充分
信心敢于退出裁军会议，以抗议它口中所说的法国的歧视。经保证
“在未来提供所有国家安全的体系中将享有平等权”，德国才重返会议
桌。这含混其词的语句虽指出理论上的平等权，但这个体系中的“安
全”规定却使其很难做到平等。当时的民意已无法理会这些字句上的
斟酌。作为英国工党喉舌《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直指这
种安排“未合理承认各国平等的原则”。保守派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则赞许这是“及时匡正了不平等”。
“安全体系中的平等”，这种安排基本上就有矛盾之处。法国已无
力于保护自己对抗德国之侵略，英国一再拒绝能够建立勉强近乎地缘
政治均势的英法军事同盟（虽然根据一次大战经验连这种均势都值得
怀疑）。英国虽坚持纯就形式上的平等，结束德国的不平等待遇，但
对于此种平等对欧洲均势的影响却默不作声。1932年，语带恼怒的首
相麦克唐纳对法国外长保罗·邦库赫（ Paul Boncour）表示：“法国的
要求总是会制造难题，每每需要英国承担更多的义务，此时此刻这一
点无法予以考虑。”这种颇伤和气的僵局一直持续到希特勒在1933年
10月退出裁军谈判。
经过十年由欧洲占据外交重心的时日，突显出集体安全制度及国
际联盟本身之空洞的，却是大家意想不到的日本，由它开启了20世
纪30年代侵略行为日益升级的十年。
1931年日本军队占领满洲，法律上它是中国的领土，但中国中央
政府的统治权有多年无法及于此地。国际联盟自成立以来从未尝试过
如此规模的干预行动。但即使是宪章中第十六条所规定的经济制裁，
国联也没有执行的机制。在犹豫不决之际，它充分暴露出集体安全的
基本困境：没有国家准备与日本开战（或是能够在没有美国的参与下
这么做，因为日本海军称霸亚洲海域）。就算有实施经济制裁的机制
存在，也没有国家愿意在经济恐慌时期缩减与日本的贸易；但另一方
面，也没有国家愿意接受日本占领满洲。国联各会员国中，无人知道
该如何克服这些由自己一手造成的矛盾。
最后大家终于想出一个不必采取任何行动的办法。其形式便是派
出调查团，这是外交官们希望不必有所作为时标准的对策。这种调查
委员会需要时间来筹组，来进行调查，然后达成共识，到这个阶段，
运气好的话，问题本身可能都已经不存在了。日本对这种模式深具信
心，还率先建议进行调查。后世称为李顿委员会（ the Lytton mis
sion）的调查团在报告中说，日本有合理的冤屈，但错在没有先尝试
尽一切和平的救济手段。既占领了比本国国土还大的土地，对如此温
和的谴责日本仍感到难以接受，随即退出国际联盟。这是这整个组织
趋向解体的第一步。
在欧洲，这整个事件被视为在偏远大陆才会发生的出轨行为。裁
军谈判照常进行，就仿佛满洲事件不曾发生，使安全与平等之间的争
议流于形式上的辩论。然后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掌德国政
权，并证明凡尔赛体系的确是不堪一击。
第十二章 假象破灭：希特勒的崛起与凡尔赛和约的毁灭
世界史上最大的灾难：希特勒的崛起
希特勒的崛起代表世界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如果没有希特勒，
基础薄弱的凡尔赛国际秩序原可以和平或至少不致酿成巨祸的方式被
推翻。在这个倾颓过程之后，德国必然会成为欧陆最强大的国家；而
之所以会演变成一场充满杀戮与毁灭的人间悲剧，全都是一个恶魔般
的人物造成的。
希特勒以他善于煽动的口才爬上高位。他跟别的革命领袖不同，
他是个政治独行客、冒险家，不代表任何重要的政治思想流派。据
《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所透露，他的个人哲学有最稀疏平常
的，也有稀奇古怪的，集右翼、激进与传统观念于一身，并加上动人
的包装。单凭这套哲学，绝无法开创一股当发展到极致时能引起革命
的思潮、如马克思的《资本论》（Das Kapital）或18世纪哲学家的著
作。
长于煽惑人心的鬼才使希特勒一飞冲天登上德国领导人宝座，此
后这一直是他维持权位的法宝。他凭借草莽英雄的本能，以及对心理
弱点奇准无比的掌握，排除异己，让他们始终抬不起头来，最后只有
纷纷求饶，甘愿受他的控制。在国际上，他则毫不留情地利用民主国
家对凡尔赛和约自知理亏的心理。
希特勒身为政府元首，执行政务却全凭直觉，而非理性分析。他
自诩为艺术家，从不肯定下心来，总是游移不定、坐立难安。他不喜
欢柏林，在巴伐利亚的隐居所才能找到慰藉，有时一住就几个月，但
即使在那里也很快就会感到厌烦。他讨厌按部就班的工作程序，他的
阁员们也很难见得到他，因此决策过程往往是一时高兴，心血来潮。
凡是新鲜刺激能投其所好的就能兴旺发达，凡是需要持续努力的就会
枯萎凋零。
煽动术的秘诀在于能够将情绪及挫折感压缩到关键性的一刻。在
此刻让其追随者及一般群众感到满足，并与他们建立一种催眠的、近
乎感官的关系，这正是希特勒的专长。在国外，当全世界认为他追求
的是正常且有限度的目标时，他无往而不利。外交上的重大胜利全都
发生于他执政的前五年，1933到1938年，而且都是因为各国受到他
的蒙蔽，以为他的目标只是在调和凡尔赛体系与它所标榜的原则。
一等他脱去主持正义的伪装，便信誉扫地。一旦他开始肆无忌惮
地为侵略而侵略后，就不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