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责任。
在19世纪下半叶主导英国政治的这两位伟人，上述的反应将两
人正好相反的性情表露无遗：迪斯累里锋芒毕露，才华横溢，敏锐机
智；格莱斯顿则学问渊博、态度稳重、信仰虔诚。这的确是很大的讽
刺，维多利亚时代由乡绅及笃信英国国教的贵族家族组成的托利党，
居然会选出一位犹太裔的豪爽之士为领袖，由精英分子形成的保守党
派却把一位圈外的能人志士推上了世界舞台的最前端。犹太人获得如
此高位的他是第一人。一个世纪后，同样也是看似高高在上的托利党
（即英国保守党），而不是自诩为进步的工党，让一位蔬果商人之女即
撒切尔夫人（ Margaret Thatcher）登上首相宝座，她又是一位了不起
的领袖人物，也是英国第一位女首相。
迪斯累里的崛起颇出人意料之外。年轻时他是个小说家，更像是
文人而不像是政治决策者，原本极可能终此一生做个成功的作家，没
想到却成为19世纪英国政治的主角之一。他跟俾斯麦一样，都赞同
将投票权扩大到全体男性，他有把握英国的中产阶级会投票给保守
党。
身为托利党党魁的迪斯累里，对帝国主义自有一套论点，与17
世纪以来英国所奉行的以商业为主的扩张政策颇不相同，有人曾说英
国是因商业扩张而无心插柳地建立了帝国。对迪斯累里而言，大英帝
国不是为商业需要而是为精神需求而存在，也是英国之所以伟大的基
本前提。在著名的1872年水晶官（ Crystal Palace）演讲中他说道：
“此一问题非同小可。症结在于英国是否甘于不求长进，
一切追随欧陆，模仿欧陆，到一定时间后走上势不可免的命
运；抑或是要成为泱泱大国，成为帝国，使后世子孙得以君
临权位的巅峰，不仅为其国人也为全世界所景仰尊敬。”
对此深信不疑的迪斯累里必然会反对俄罗斯对奥斯曼帝国的威
胁。就欧洲均衡的角度，他拒绝接受三帝联盟的解决办法；就大英帝
国的角度，他反对由俄罗斯来执行欧洲列强对如何处置君士坦丁堡所
达成的共识。因为在19世纪里，视俄罗斯为英国世界地位主要威胁
的观念已渐渐根深蒂固。英国认为在海外的利益遭到俄国的两面夹
攻，一面是针对君士坦丁堡而来，另一面是经过中亚逼向印度。俄国
在19世纪后半叶向中亚扩张的过程中，其处心积虑的侵略方法后来
成了公式化。每次被侵略的对象一定是远离国际焦点的偏远地带，使
西方人很少能确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依旧不改沙皇其实很仁民爱
物，是他的子民好勇斗狠的成见，借此把鞭长莫及及混淆视听当做了
俄国外交政策的工具。
欧洲各强国中，仅英国关切中亚。当俄罗斯南侵步步逼近印度，
英国屡次抗议，但总被俄国首相哥尔查科夫搪塞过去。哥氏往往也不
清楚俄军的行动。英国驻俄大使奥格斯特爵士（ Lord Augustus Loftus）
推测，俄国对印度的进逼“非出于俄皇之授意，虽俄皇享有绝对权
威，实乃军方跋扈使然。既建有庞大之常备军，为其寻求出路便势在
必行。一旦侵略之举启动，如中亚，领土征服即接二连三，欲罢不
能。”当然这番心得几乎是前面提到的哥尔查科夫的看法的翻版。另
一方面，俄国究竟是因骑虎难下还是刻意扩张才威胁到印度，对英国
而言并没有差别。
同样的模式一再重演。每一年俄军都会更深入亚洲心脏地区。英
国随即要求解释，所得到的不外乎种种保证，保证沙皇无意于并吞一
尺一寸的土地。起先这些敷衍之词还能把事情摆平。但令人不安的是
俄国又会再一次进攻，重新挑起问题。比方1868年5月俄军占领撒
马尔罕（Samarkand，在今日乌兹别克境内）后，哥尔查科夫告诉英
国大使安德鲁爵士（ Sir Andrew Buchanan）：“对该地被占领，俄国政
府不仅不愿其发生，亦深表遗憾，并保证不致永不放手。”当然我们
也知道，撒马尔罕一直在俄国统治下，直到一个多世纪后苏联解体时
才终止。
1872年同样的文字游戏又在东南边数百里外重演，这次是位于现
代阿富汗边境的诸侯国希瓦（ Khiva）。沙皇的侍从武官苏瓦洛夫伯爵
（ Count Shuvalov）奉派到伦敦向英国保证，俄国无意于在中亚再取更
多领土：
“我皇不仅毫不据有希瓦之野心，甚至曾三令五申加以
禁止，又频频指示应保有不致导致持久占据希瓦之情势。”
这些保证言犹在耳，消息传来，俄军将领考夫曼（General Kauf
mann）已攻破希瓦，并订下内容与苏瓦洛夫所言迥然不同的条约。
1875年，同样的手法又用于阿富汗边境的另一个诸侯国可干
（ Kokand）。这一次哥尔查科夫感觉似有必要对俄方的言行不一致有所
解释。他很天才地想出一种前所未见的片面保证与正式双边协定间的
差别（前者在他看来是不具约束力的）。他曾写道：“英内阁由我方数
度自动善意地陈述我方对中亚之看法，特别是我方之坚定决心，决不
采取兼并或征服政策，似因而信以为我方已就此事与其订下确切之约
定。”言下之意，俄罗斯将坚持在中亚行动的自由，其进退存乎莫斯
科一心，即使它本身提出的保证亦不足以限制其行为。
迪斯累里不会允许俄国如法炮制地逼近君士坦丁堡。他鼓励奥斯
曼土耳其拒绝柏林备忘录，并继续在巴尔干的镇压。虽然英国表现出
坚定的态度，但迪斯累里在国内却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奥斯曼土耳
其人的暴行使英国民情愤然，格莱斯顿对迪斯累里不顾道德的外交政
策也是冷嘲热讽。因此迪斯累里不得不加入1877年的伦敦议定书
（ London Protocol），与北边三王朝德、奥、俄一同呼吁土耳其停止在
巴尔干的滥杀，改革对当地的统治。土耳其苏丹认为，不论表面上提
出什么要求，迪斯累里一定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因此连这个议定书也
拒绝接受。于是俄罗斯对土宣战。
一时之间俄罗斯似乎赢了这场外交角力。不但有德、奥的支持，
法国也表同情，更甚得英国的民心。迪斯累里则动弹不得；如果助土
耳其一战，他的政府很可能垮台。
但就像过去多次的危机，俄国领袖这次又做得太过火了。俄军在
善战但鲁莽的将军兼外交家伊格纳帖夫（ Nicholas Ignatyev）率领下，
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奥地利对支持俄国的立场开始动摇。迪斯累里
将英国舰队开到达达尼尔海峡。此时伊格纳帖夫宣布的圣斯特法诺条
约（ Treaty of San Stefano），震动全欧。这个条约将削弱土耳其，改建
立一个“大保加利亚（ Big Bulgaria）”国，其国土将延伸至地中海。
各国都相信这个国家一旦建立，必定成为俄罗斯的附庸。
自1815年以来，依欧洲传统概念，奥斯曼的命运只能由欧洲协
调共同来解决，不可由一国尤其是俄罗斯单方面行动。圣斯特法诺条
约有可能使俄国控制重要的黑海海峡，英国决不会坐视不管；它可能
让俄国控制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奥地利决不会任其发生。于是英、奥
均宣布此条约令人难以接受。
突然之间迪斯累里不再孤单无助。他的行动看在俄国领导人眼
里，等于是克里米亚战争时的反俄同盟又死灰复燃。英国外相索尔兹
伯里爵士发表其著名的1878年4月备忘录，说明圣斯特法诺条约为
何必须修改时，连俄国驻英大使也是伊格纳帖夫的宿敌苏瓦洛夫，也
表示赞同。英国扬言若俄国进入君士坦丁堡就要宣战，奥地利则扬言
若巴尔干的领土分配不公，也不惜一战。
俾斯麦最看重的三皇同盟现已摇摇欲坠，濒临破产。在此之前他
一直极端小心谨慎。1876年8月，在俄军假“为正教及斯拉夫世界而
战”之名进军土耳其前一年，哥尔查科夫曾向俾斯麦提议，由德国召
集会议解决巴尔干危机。要是梅特涅或拿破仑三世，他们对担任欧洲
协调的主导者是求之不得的，俾斯麦却犹豫踌躇，他认为召开会议只
会令三皇同盟内部的歧见曝光。他曾私下表示，所有与会国包括英
国，来参加会议，“均是对我国别有用心，因无一国可获我国如其预
期之支持。”他也以为让迪斯累里与哥尔查科夫共聚一堂非明智之举，
他称这两人为“同等危险自负的臣子”。
可是情势越来越不妙，巴尔干眼看要成为一场欧洲大战的导火
线，俾斯麦这才勉为其难地在柏林举行了会议，因为俄国领袖拒往其
他的国都。不过他宁愿不插手寻常的外交庶务，便说服奥匈帝国外长
安德拉西（ Andrassy）发出请帖。
会议定在1878年6月13日举行。但会议尚未开幕，英俄便就主
要问题达成了协议，由索尔兹伯里与俄罗斯新任外相苏瓦洛夫于5月
30日签订。圣斯特法诺条约要建立的“大保加利亚”国由三个新实
体所取代：规模缩小许多的保加利亚独立国；东罗美利亚国（ Eastern
Rumelia）。理论上在土耳其总督统治之下的这个自治实体将受一个欧
洲委员会的监督（20世纪联合国维持和平计划的前身）；保加利亚其
余的部分仍回归土耳其统治。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占领的领土则减少。
在另外的密约中，英国向奥地利保证将支持其占据波斯尼亚的黑塞哥
维纳（ Bosnia Herzegovina），并向苏丹保证将保障土耳其的亚洲领土。
苏丹则报以允许英国使用塞浦路斯为海军基地。
到柏林会议实际开议时，促使俾斯麦同意主办会议的战争危机已
大部分消除。此次会议的主要功能便是对已达成的协议给予全欧洲的
认可。早知道会有如此结果，俾斯麦会不会肯担起可能两面不讨好的
调停者角色，的确是个疑问。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会议即将召开，使得
英、俄很快地以私下方式取得协议，宁可以直接谈判保住既得利益，
以免受后果难测的欧洲会议所掣肘。
协商一项已达成的协议的细节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壮举，因此各主
要国家除英国外只派外相参加。而英国则是有史以来，首次由首相及
外相一同出席在英伦三岛以外举行的国际会议，因为迪斯累里不愿把
已经成功在望的重大外交成就，被索尔兹伯里抢去功劳。自负且年事
已高的哥尔查科夫，50多年前曾与梅特涅在莱巴赫及维罗纳会议上交
手，此次则选择柏林会议作为他在国际政坛最后一次的演出。他抵达
柏林时宣称：“宁可如明星般沉没，不愿如油灯将尽般熄灭。”
俾斯麦曾被问起他认为谁是此次会议的焦点，他的答案是迪斯累
里：“那个老犹太，就是他。”虽然这两人的背景大不相同，却有英雄
惜英雄之感。他俩都是现实政治的信徒，都厌恶被视为伪善的道德外
交。（他俩均看不起的）格莱斯顿宗教意味浓厚的言词，在他们眼中
纯是唱高调。俾斯麦和迪斯累里对巴尔干的斯拉夫民族并无好感，都
认为他们只是一群暴戾、不断惹是生非的乌合之众。他俩有尖酸刻
薄、以偏概全、话中带刺的倾向，不耐枝节琐碎之事，喜好以大手
笔、海派作风推动政策。
或许迪斯累里可谓唯一曾超越俾斯麦的政治家。他抵达柏林参加
会议时已立于不败之地，目标都已达成，一如卡斯尔雷在维也纳会
议，斯大林在二次大战后所享有的地位。所剩不过是如何执行英俄先
前的协议的细节问题，及基本上属军事技术问题的由土耳其，抑或保
加利亚，控制巴尔干的隘口要塞。对迪斯累里而言，柏林会议的策略
问题在于，如何把俄罗斯被迫放弃部分征服领土的不满，由英国转移
到其他国家。
由于俾斯麦本身的处境极端复杂，迪斯累里得以如愿。俾斯麦认
为德国在巴尔干无利益可言，对会议将讨论的问题也没有特别的立
场，只除了几乎不惜任何代价务必防止俄、奥发生战争。他自称在会
上的角色有如“诚实的经纪人”（ honest broker），每次发言时开场白
几乎不外是：“德国在东欧问题上没有任何直接的利益。”
虽然他对眼前的种种钩心斗角再清楚不过了，但是他就像做噩梦
一般，眼看着危险一步步接近，却动弹不得。当德国国会促请俾斯麦
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的答复是他打算保持距离。他以1851年的一
个事例说明调停所可能带来的危险。当时沙皇尼古拉一世介入普、
奥，而且实际上是站在奥国这一边：
“当年俄皇尼古拉之角色便有如今日欲加诸德国之角色；
他（尼古拉）来此说道：‘谁先开枪，我就打他’。结果和
平得以保全。对谁有利，对谁不利，有待历史论定，在此不
拟赘述，仅有一问，俄皇尼古拉为此可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