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之性格，部分源自政府长期之政策”。25年后，克拉瑞登爵士
（ Lord Clarendon）也附和这种看法，他曾说克里米亚战争是“文明对
野蛮之战”。19世纪英国主要致力于钳制俄罗斯兼并波斯，向君士坦
丁堡及印度进发的野心。此后要再经过数十年德国的穷兵黩武，目中
无人，英国才将主要的安全考虑转向德国，直至20世纪后这疑虑才
真正成为事实。
英国政府更替的频率比所谓的东欧强国要频繁：英国主要政治人
物（帕默斯顿、格莱斯顿及迪斯累里）在位期间都很顺利，没有波
折，梅特涅、尼古拉一世及俾斯麦也一样。但英国政策目的的一贯性
却颇不同凡响。一旦择定方向，它便会坚持到底，令人产生信赖感，
因此英国在稳定欧洲局势上可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
英国在面临危机时能临危不乱，是其代议政体的本质使然。自
1700年起，民意在英国外交政策上即扮演重要角色。18世纪欧洲所
有其他的国家，都看不到有关外交政策的“反对”意见；在英国则已
是体制的一部分。18世纪托利党一直是代表国王的外交政策，倾向于
干预欧陆的纷争。罗伯特爵士（ Sir Robert Walpole）等人的辉格党则
偏向对欧陆的纠纷保持某种距离，且更重视对海外的扩张。到19世
纪，两党的角色对调。帕默斯顿所属的辉格党代表积极派，德比
（ Derby）与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的托利党则不赞成与欧陆有所纠
葛。像柯布登（ Richard Cobden）这类的激进人士，也跟保守派立场
一致，赞成英国保持不干预态势。
由于英国的外交政策是公开辩论的产物，因此人民在战时表现得
出奇的团结。再者，由于外交政策如此公开，有时首相换人，政策也
会180度大转弯，虽然这种情形并不常见。例如，19世纪70年代英
国对土耳其的支持，到认为土耳其人道德可疑的格莱斯顿，于1880
年大选中击败迪斯累里后，便突然告终。
无论何时英国都把本身的代议政体视为特例。其对欧陆政策唯国
家利益是图，不涉及意识形态。每当它对某国的革命表示同情时，如
1848年对意大利的革命，都明显的是基于实际的理由。因此帕默斯顿
曾赞许地引述坎宁对务实原则所发的箴言：“因反对创新而抵制改进
者，终有一日当改进已成常态，便唯有接受创新。”这是经验之谈，
并非在吹嘘英国的价值观或制度。整个19世纪，英国均根据一国的
外交政策来评断这个国家，除格莱斯顿时期略有中断，英国对他国的
内政体制并不在意。
英美对时时刻刻陷入国际事务都不太感兴趣，但英国采取孤立主
义的理由，与美国有很大的歧异。美国自认为其民主体制应为世上其
他国家的典范；英国却觉得本身的议会政体与其他国家无关。美国相
信推广民主政治可确保和平；更应该说，要获得可靠的和平，除此之
外别无他法。英国或许会对某种政体特别青睐，但不会为它冒险。
英国虽对法国君主专制被推翻及再出现一个拿破仑，怀有依历史
经验而来的疑惧，1848年帕默斯顿却以下述的英国政治务实原则盖过
此一疑惧：
“英国行事所依据的不变原则，即承认一国自行选定的
体制为其国体。”
帕默斯顿主导英国外交政策近30年。1841年梅特涅曾语带推崇
但略显嘲讽地分析其务实的作风：
“帕默斯顿爵士何所求？欲令法国有感于英国之强大，
并证诸埃及事件之结果操之于其手，且法国无插手余地。又
欲向德、法二强表明英国无求于彼二国，有俄罗斯之援手已
足矣。再者，即挟英国或将与法国靠拢之顾虑，以令俄罗斯
就范，且不致蠢动。”
这段话描述英国对均势的了解可谓一针见血。最后英国靠着它走
过19世纪，仅与一个强国发生相当短暂交战，即克里米亚战争。虽
然一开始各方根本无此意，但正是克里米亚战争，使维也纳会议费尽
心血所建立的梅特涅秩序崩溃。东欧三王国团结的解体，使温和中庸
的道德因素自欧洲外交消失。随后是15年的乱世，继而再出现的稳
定却十分不可靠。
第五章 两大革命家：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
欧洲新秩序
克里米亚战争后梅特涅体制的崩溃带来近二十年的冲突：皮耶芒
（ Piedmont）战争及1859年的法奥战争，1864年因石勒苏益格公国与
荷尔斯泰因公国（ Schleswig，Holstein）而起的战事，1866年普奥战
争及1870年的普法战争。自这个混乱局面中出现了新的欧洲均势。
曾参与三次交战并鼓动其他上述争战的法国，不再能主导德国的情
势。更关键性的发展是梅特涅体系的道德约束力消失。这个剧变可自
一个新出现的名词见出端倪，代表纯讲实力的均势政策的德文字Re
alpolitik（现实政治或权力政治），取代了法文的raison d，etat（国家至
上），但实际意义上并无改变。
这欧洲新秩序是两个差距十万八千里的人的杰作，即拿破仑三世
（ NapoleonⅢ）与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他俩后来更成为针锋
相对的敌人。他们无视于梅特涅的信条：为求稳定，欧洲各国合法正
统的王位必须保留，民族与自由运动必须镇压，最重要的是国际关系
须由理念相同的统治者共同决定。现在这两个人物却以现实政治为政
策基础，即国际关系纯由实力决定，强者掌控全局。
拿破仑三世是曾横扫欧洲的拿破仑的侄儿，年轻时他曾加入意大
利秘密社会组织，反抗奥地利的统治。1848年当选总统，后在一次政
变后于1852年自封为皇帝。俾斯麦出身普鲁士名门，他激烈反对
1848年的自由革命，1862年因时势而成为首相，普鲁士强势国君因
为军费与难驾驭的国会相持不下，别无他法，唯有请俾斯麦出掌大
局。
在他俩相互为用之下，维也纳会议的安排完全被推翻，由共同的
保守观念衍生而来的自制更完全被打破。然而没有比这两人个性更具
差异的了。铁血宰相与莫测高深的法皇，因反对维也纳国际体系而结
合。他们都视1815年在维也纳由梅特涅擘画的国际秩序为眼中钉。
拿破仑三世不满的原因是它以围堵法国为目标，虽然他没有叔父拿破
仑那般狂妄的野心，但这位反复无常的皇帝认为，法国偶尔获得一些
领土并不为过，因此不希望出现团结的欧洲来横加阻挠。他更觉得世
人均以法国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表征，而维也纳体系欲压制这两
种思想，便是想钳制他的野心。俾斯麦反对梅特涅体系，是因为它使
普鲁士在德意志邦联中的地位在奥地利之下，他也认为邦联中保留了
太多小国令普鲁士有志难伸。若要完成普鲁士的历史任务，统一德
国，则维也纳体系势必要推翻。
虽然对既有的国际秩序均深恶痛绝，这两位革命家最后的成就却
是天南地北。拿破仑三世努力的结果是适得其反。他以维也纳体系的
终结者、欧洲民族主义的启蒙师自居，却把欧洲外交导入一片混乱，
且法国从中一无所获，反而是其他国家受惠。他制造了有利意大利统
一的环境，更无意中促成了德国的统一。这两国的统一削弱了法国在
地缘政治上的地位，法国素来在中欧享有的绝对影响力也遭破坏。法
国固无能力阻挡这两国走向统一，但拿破仑三世反反复复的政策却使
统一的过程大为加快，同时也？肖解了法国依据其长远利益建构国际秩
序的能力。他要打破维也纳体系是因为他认为法国受到孤立，这也代
表某种程度的事实。但到他的统治于1870年结束时，法国比梅特涅
时代更孤立。
俾斯麦的功绩则截然不同。少有政治家能像他这样创造历史的。
他上任之前，德国的统一原看好会由有国会有宪法的政府来完成，这
也是1848年革命主要的目的。五年后，对解决已持续三代的统一问
题他已进行得差不多了，但他不是以民主宪政，而是依恃普鲁士的强
大优势来推动统一。俾斯麦的做法从未获得很多人的拥护。新德国对
保守派而言太民主，对自由派而言太专制，对正统派而言太重实力，
但它却是一位天才人物的精心制作，这个天才主张导引他在国内与国
际上所解放的力量，利用其间的矛盾对立——这一点他做得相当成
功，后世无人能望其项背。
拿破仑三世：摧毁维也纳体系
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有杜依勒利官之谜（ Sphinx of the Tuilerie。）
之称。外界总认为他雄才大略，颇有一番图谋，至于他葫芦里卖的什
么药就无人知晓——药是一点一滴慢慢显现的。大家多认为他得以结
束法国在维也纳体系下的外交孤立，又以克里米亚战争促成神圣同盟
的解体，的确是深不可测的英明。唯有一位欧洲领袖，即俾斯麦，自
一开始便看穿他。1850年俾斯麦对拿破仑三世就有如此的嘲讽：“他
喜怒无常反令人高估其智慧。”
拿破仑三世也与叔父一样深以非正统王室出身为憾事。虽他自认
是革命家，却极渴望为欧洲各正统国王所接受。当然，若神圣同盟仍
秉持原有的信念，则必会设法推翻1848年取代法国君主专制的共和
政体。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暴力此时仍令人记忆犹新，但外国的干预使
法国革命军在1792年踏上欧洲各国的领土。同样对外国干预的戒心
使行共和的法国誓言向外输出其革命。在禁制不成之余，保守势力各
国只得勉强承认法国共和，起先它是在诗人政治家拉马丁（ Alphonse
de Lamartine）治理之下，后来拿破仑三世当选总统，最后他为推翻宪
法限制其连任，干脆在1851年12月发动政变，次年称帝，法国进入
第二帝国。
拿破仑三世称帝后承认的问题再起。此次牵涉到的是要不要承认
拿破仑三世的帝位，因为维也纳和约中明白禁止波拿巴（Bonaparte）
家族再登上法国王位。奥地利率先接受了无法改变的事实，其驻法大
使胡布纳男爵（ Baron Hubner）曾提到其上司施瓦曾伯格亲王
（ Prince Schwarzenberg） 1851年12月31日有感而发的一句话：“讲原
则之时代已成过去。”它也象征梅特涅时代的结束。
拿破仑三世心上第二件大事是别国国君会不会称他为“兄弟”，
一如他们彼此间的称谓，还是会在称呼上歧视他。后来奥地利及普鲁
士君主妥协，沙皇尼古拉斯一世却不让步，只肯称他为“朋友”。以
沙皇对革命分子的观感，他必然觉得这个称呼已太抬举拿破仑三世
了。胡布纳曾记下如下的感受：
“有如受欧陆王族世家无情之呵斥。深深啃噬着法皇拿
破仑之心。”
无论这种感觉是真有其事，还是无中生有，却反映出拿破仑三世
与其他欧洲君主间的鸿沟，这是造成他对欧洲外交不顾一切猛加挞伐
的根本心理因素。
他一生最讽刺的对照是，内政比外交更为他所擅长，但他对内政
无多大兴趣，对外交又欠缺胆识。每当他暂时放下自诩的革命使命，
对法国的发展便有重大贡献。他把工业革命带到法国。他对大规模借
贷机构的鼓励，对促进法国经济发展居功厥伟。将巴黎重建为如今的
磅礴气势，也应归功于拿破仑三世。19世纪初，巴黎仍是个中世纪城
堡，街道狭窄弯曲。他授权亲信豪斯曼男爵（ Baron Haussmann）并给
予经费，建造出有宽广街道、宏伟建筑、一排排林荫的现代化都市。
建造宽广道路的原因之一固然是为方便枪弹的发射，但无损于市容的
伟大壮丽。
可惜他热爱的还是外交，却常受左右为难的情绪所煎熬。一方
面，他明白自己绝无可能实现求得正统地位的宿愿，因为那是由出生
所决定，无法靠后天的赐予。另一方面，他又并不真想在历史上留下
正统主义者之名。他曾是意大利独立斗士（ Carbonari），又自视为民
族自决的守护者。同时，他反对冒太大的风险。拿破仑三世最终的目
标是废除维也纳和约有关领土的条款，改变此约所依据的国家制度。
但他从未觉悟，要达成他的目标也会导致德国统一，并就此让法国永
无主宰中欧的希望。
他反复无常的政策正反映出其难以取舍的困境。由于不信任那些
“称兄道弟”的国君，他转向依赖民意为政权基础，因此其政策往往
随他对民意不同的解读而起伏。1857年观察人微的胡布纳向奥皇奏
报：
“其（拿破仑三世）视外交仅为保障其统治，合法其王
位，建立其王朝之工具。任何可维持其人望之途径、施为必
不放过。”
由于缺少内在的定力使他不致迷失方向，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