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美国政府的制度，总统是唯一由全国选举产生的官职，外交政策的连贯性出自总统的文告声明。总统文告可以作为对分散各地、自行其是的官僚之最有效的指令，提供一个评论标准供大众或国会辩论之用。里根提出的外交政策理论，连贯性极好，并且具有相当的知识。他具有特殊的直觉能紧紧扣住美国人兴趣的泉源。同时，他也了解苏联制度本质上的脆弱，此一见解与许多专家的意见完全不同，甚至与他自己的保守阵营见解亦迥然不同。
里根具有神奇的才智团结起美国人民。他也具有不寻常的愉悦性格和真正和蔼可亲的特质。即使被他言词讥评的人也很难为之光火。1976年他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曾经抨击过我。多年来身为国家安全顾问，我曾多次向他简报那些他现在抨击的政策，他都没说过反对意见，我却没法对他怀恨。事情一过，我已不记得他在竞选时说了什么话，只记得简报中，里根展现的常识丰富和隽语如珠。1973年中东战争期间，我告诉他：我们会补充以色列损失的飞机，但是对于限制阿拉伯国家的反应则没有把握。里根建议：“你为什么不说，阿拉伯国家宣称打下多少架飞机，你都会全数补充？”——这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让阿拉伯人狂乱吹嘘的数字立刻降低下来。
里根温和的外表下隐藏着非常复杂的性格。他兼具意气相投和冷漠疏远，可以一派乐天，但骨子里却挺孤高。和蔼可亲是他与别人之间建立距离的方式。如果他和每个人都同样友善——对每个人都说同样的故事——就没有人可以自命与他特别亲善。笑话一再重述，可以用来避免所见不周到。里根和许多演员一样，是地地道道的独行侠——魅力诱人，可又自我本位。据信是他亲信的一位人士，曾经告诉过我，里根是他生平所见最友善、又是最疏远的一个人。
虽然里根1976年角逐提名时另有言论主张，其实尼克松、福特和里根历任共和党总统，对国际环境的种种评估，观念上并没有重大差异。三人都决心抵抗苏联在地缘政治上的攻势，也都认为历史站在民主国家这一边。然而，历届政府的战术及其向美国人民说明政策的方式，却大不相同。
尼克松因国内为越战而分裂，大为震骇，遂认为事先表现出有极大诚意求取和平，是为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不得不采取对抗做法时之先决条件。里根领导的美国已经倦于一再撤退，认为要抵抗苏联扩张主义，唯有采取坚定对抗的作风。里根就和威尔逊总统一样，知道在美国历史上，美国人都照着自命与众不同的例外主义之节奏行进，他们势必将在历史理想上找到最终的启示，不会在地缘政治的分析上寻找它。照这样推理，尼克松之于里根，犹似西奥多·罗斯福之于威尔逊。尼克松好比老罗斯福，对国际关系的运作有很深入的了解；里根则有如威尔逊，比较能掌握美国人民的心灵运作。
里根认为美国具有独特的道德立场，其论点几乎与本世纪美国历任总统曾有的说法相同。使得里根版的美国例外主义与众不同者，在于他在执行日常外交政策时，的确以他对此一精神的诠释作为指针。里根之前任总统们以美国原则作为特定方案（例如，国际联盟或马歇尔计划等）的支柱，里根却把它们作为日常与共产主义斗争时的武器。1983年2月22日，他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演讲说：
“把美国人一向珍视的历久弥新之真理与价值，与今天的世界现实面结合起来，我们就在美国外交政策基本新方向方面，奠定一个好开端——这个政策是以对我们自身无比珍贵的自由体制，做出俯仰无愧的说明，作为基础。”
里根认为卡特总统的“过失情结”（ quilt plex）不足取，骄傲地指证美国乃是“今天世界各地最伟大的和平力量”。里根在他就职后第一次记者会上，就公然指称苏联是“非法帝国”，不惜“犯任何罪行，撒谎、欺骗”，只求遂其愿望。里根1983年又宣称苏联是“邪恶帝国”，这是在他之前历任总统不敢公然揭示的直接的道德挑战。里根不理会传统的外交规矩，过度简化美国的道德，执行自己认定的使命，说服美国人民接受：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冲突关系不小，而且若干国际斗争只论成败，不是什么持久力或外交交涉。
里根第一个任期的论调正式为缓和时代画下休止符。美国的目标不再是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十字军任务和改变苏联帝国主义。里根是因为发誓要英勇反共而当选，而且信守竞选承诺。里根处于苏联急遽式微的优势交涉地位，他认为尼克松强调国家利益，太过于相对论；他又鄙视卡特的缺乏自信，认为它太倾向于失败主义。里根提出冲突后果必然惨烈的看法，但是就历史结果的必然论而言，却较可忍受。1982年6月，里根在英国国会贵族院皇家大厅演讲时，描述他对苏联的见解：
“颇为讽刺的是，马克思说对了。我们今天正在目睹一个大革命危机，在此一危机中，对经济秩序的需求直接与对政治秩序的需求相冲突。但是，这个危机不是发生在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自由阵营内，而是发生在马列主义的大本营苏联……
“过分中央集权，几无任何激励诱因，年复一年苏维埃制度倾注最佳资源制造毁灭的器材。经济成长持续萎缩，加上军事生产大增，对苏联人民造成沉重压力。我们看到的这个政治结构，不再吻合其经济基础；这个社会的生产力已受到政治力的挫伤。”
尼克松和我早在十年前有大致类似的说法，却使得保守派对缓和的抨击更加炽烈。保守派不信赖可以借历史演变为缓和出力，因为他们担心与共产党谈判可能导致道德武装解体。但是他们发现必然胜利的观念，是有力的对峙之工具。
里根认为，如果也能让苏联畏惧核战的善恶大决斗，美苏关系一定可以改善。他决心让克里姆林官明白，继续搞扩张主义，风险极大。如果提早十年，他的论调会使国内民间反对声浪闹翻天；如果再晚十年，它又会显得老朽陈旧。但是在80年代的大环境下，它却替史无前例的东西方对话时代奠定了基础。
无可避免，里根的论调受到相信正统思想的人士之猛烈抨击。1983年4月11日，《新共和》出现一篇署名“TRB”的文章，抨击里根称呼苏联是“邪恶帝国”，并称里根的说法是“原始的论调，祸害的象征”；《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 Anthony Lewis）也在1983年3月10日，指责里根的看法“原始、落后”。1981年，哈佛大学著名教授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谴责里根好勇斗狠作风是“铁汉”作风、“新国家主义”，是一种“基要主义者的反应”，对于复杂的世界并无助益；据说，在此一世界里，美国的经济衰弱并不比苏联来得轻。
事实上，里根的论调里没有如批评者所预见的阻碍重要谈判。相反地，在里根的第二个任期里，东西方对话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是尼克松缓和时代开始以来所仅见。可是，这一次的谈判得到舆论的支持，也受到保守派的喝彩嘉许。
如果说里根处理意识形态冲突的方式是简化版的威尔逊主义，他对此一斗争如何解决的观念也一样根植于美国的乌托邦思想。虽然这个问题被包装成善与恶之间的斗争，里根一点儿也没有力主冲突要作战到最后关头。里根倒是标准的美式想法，认为共产党之强悍不让、无知蛮横大于先天恶意，误解大于故意作对。因此，照里根的看法，若能度化敌手，冲突可能就终止。1981年，里根遇到大难而不死，尚在休养中就亲笔写一私函给勃列日涅夫，希望消释苏联对美国之疑虑——仿佛历时75年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靠他个人呼吁就可以消除掉。它几乎和杜鲁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对斯大林做的担保一字不差（详见本书第十七章）：
“不时有暗示指称我方有帝国主义图谋，因此对贵方及新兴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不仅没有证据支持此一指控，另有证据指出，美国在本身毫无危险即可主宰世界之时，也毫无此类作为。请客我说，有关美国包藏帝国主义祸心，或企图借武力强令他国听命的指控，绝非事实。……主席先生，难道我们不应关切，如何消除那阻止你我所代表的人民达成他们最珍视的目标之种种障碍吗？”
我们要如何看待里根这封信的示好语气，以及仅只数周前，大谈苏联领袖有野心征服世界，两者之间的截然不同的姿态？里根不觉得需要就此一明显不一致的说法做解释，或许因为他深信这两个见解都对——苏联的行为邪恶多端，可是苏联领导人在意识形态转变上亦具有可感染之可能性。
因此，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逝世后，里根又于翌年7月11日亲笔给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写信，再度申明没有任何侵袭性质的图谋。安德罗波夫不久亦亡故，另由年老体衰的契尔年科（ Konstantin Chennenko）接任（明显只是临时派任）。里根在日记中写道：“我有种直觉，想和他坦诚交谈，看看是否能说服他接受，如果苏联加入国际社会，将获得实质利益。”6个月之后的1984年9月28日，葛罗米柯访问白宫，这是里根政府上台以来的第一次。里根又再次于日记中写道，他的主要目标是消除苏联领导人对美国的疑虑：“我的感觉是，他们怀疑我方的动机，我方亦怀疑他们的动机，武器管制不会有进展。我相信我们需要会谈，看看是否能使他们明白，我们对他们没有企图，倒是认为他们对我方别有居心。”
如果苏联的行为是因两代人以来对美国长期猜疑而起，里根认定此一感觉已深铸在苏联制度与历史中，也不是没有道理。里根这样一位旗帜鲜明的反共人士，热切希望与苏联外交部长——他可谓共产主义统治的典型代表人物——仅凭一席谈话，就能消除苏联的警惕，说明了美国有压抑不住的信念，深信人与人之间相互了解是正常，关系紧张不是常态，尽最大努力展现善意，可以产生信赖感。
因此，共产主义的祸害里根在1985年首次与戈尔巴乔夫会面之前夕表示出惶恐心理与紧张期待，也不足为奇。他盼望翌日开始的会谈可以解决两代人以来的冲突——此一态度较接近卡特，而非尼克松的立场：
“自从勃列日涅夫开始，我个人就盼望能与苏联领袖一对一地交涉，因为我认为，我们或许可以完成一些外交官因职权所限做不到的事情。换句话说，我认为如果高层人士在高峰会议中交涉谈判，然后两人携手步出会场，宣称‘我们已就此事达成协议’，则官僚也无法阻滞、破坏此一协议。直到戈尔巴乔夫之前，我从未有机会试行我的构想，现在总算机会到了。”
尽管他谈及意识形态冲突，以及地缘政治冲突是活生生的现实，里根在心目中根本不相信紧张是因结构原因而起，或因地缘政治因素而起。他和其幕僚认为只关心势力均衡，格局太小、太悲观。他们不致力于追求渐进成效，而是追求最后结果。这个信念使里根这帮人得到非常的战术灵活性。
一位传记作家曾记述里根有一个“梦”，我本人也曾经听到他说过此一梦想：“里根总统有一个梦想，期盼能带领戈尔巴乔夫游览美国，让这位苏联领袖瞧瞧美国老百姓的生活。里根经常谈到这个梦想。他想象他和戈尔巴乔夫搭乘直升机飞过一个劳工阶级的社区，见到一座工厂，停车场上停满了汽车；他们在上空盘旋，俯视这个愉悦的社区，工人住在‘有前后院草坪的房子，或许车道上还有第二辆汽车或一艘小船，而不是挤住在我于莫斯科所见的兔笼子里。’直升机降落后，里根将邀戈尔巴乔夫敲门，问问住户‘对我们的制度有何看法。工人们将告诉他，住在美国真美好。”
里根清清楚楚地相信他有责任尽快改变戈尔巴乔夫或其他任何苏联领袖的认识，使他们承认共产主义哲学错误，而且一旦苏联对美国真实特征的错误观念得到澄清，缓和修好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就这一层意义而言，尽管里根意识形态狂热，他对国际冲突本质的看法，还依然是十足的美国乌托邦思想。由于他不相信国家利益绝无调和可能，他也不认为国家之间的冲突一定无可解决。一旦苏联领导人的意识形态观点改变，世界就不再有传统外交拼命要设法解决的争端。他不认为在永久的冲突与持续的修睦之间还有中间阶段。
尽管观点乐观，甚至带“自由派”色彩，里根仍着眼于最后结果，一心想由坚定不懈的对峙达成目标。照他的思考方式，致力于结束冷战，不需要创造“有利的”气氛，或照常态谈判论者之说，单方面摆出善意的姿态。多数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