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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政府不认同此一国际关系观点。把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排除在美国的外交考虑之外，等于是让美国把一只手绑在背后到国际上去运作。我们相信，增加美国的外交政策选择，将使莫斯科立场转化，而非趋于强硬。尼尔逊·洛克菲勒1968年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我替他起草一份政策声明，提到：“我将开始与共产党中国对话。在华府、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微妙的三角关系中，我们加强对她们两者之选择，也就增进了与任何一者互相包容的可能性。”尼克松则更早就提出一模一样的观点，其用词吻合美国传统的世界共同体观点。1967年10月，他在《外交季刊》上撰文说：
“就长期观点而言，我们根本不能让中国永久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独自孕育幻想、‘坚持仇恨和威胁邻邦。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不可能听任十亿人口愤怒地在孤立状况下生活。”
尼克松在争到总统候选提名后不久，就变得更加明确。1968年9月，接受某杂志专访时，他声称：
“我们必须不忘掉中国。我们必须不断寻求机会与她谈谈，也与苏联谈谈。我们必须不只注意是否变化，我们也必须寻求机会制造变化。”
到最后，尼克松达成其目标，不过中共之所以重新加入国际社会，出于害怕遭过去的盟友苏联攻击的心理，大于计及与美国会谈或许有利的因素。尼克松政府没有立即了解到中、苏关系此一方面，还是因为苏联本身的行动才被提醒注意。苏联外交政策弄巧成拙，把克里姆林官最担心害怕的事助长起来，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1969年春天，中、苏部队在乌苏里江双方边境发生一系列冲突事件。根据过去20年的经验，华府最初视之为这一定又是中共偏激领导人挑起这些争端。但是，苏联外交手法拙劣，引起美国重新评估。苏联外交官把苏联版的事件经过，向华府仔细通报，并且追询：如果冲突升级，美国持何种态度？
美国对此一议题上显示不特别关切，苏联却破天荒地急切要咨询华府态度如何；这使得我们自问：苏方向我们巨细靡遗地详做通报，可能不只是意在筹谋对中国发动攻击那么简单。由于苏联的简报激发美方做情报研究，更增强了此一疑虑，因为情报显示：这些冲突一成不变都发生在苏联主要补给基地附近，离中共通讯中心很远——这个形态令人不免启疑，判断苏联部队实际上先动手侵略。其他证据也加强此一分析的可信度，因为苏联迅速沿中、苏4000英里长的边境部署重兵，很快就超过40个师的兵力。
如果尼克松政府的分析正确无误，一项重大国际危机已在全世界不知不晓中酝酿着。苏联若是对中共实施军事干预，将是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对全球均势的最严重威胁。针对中国施行勃列日涅夫主义，意味着莫斯科将试图让北京政府像去年的捷克一样，屈膝臣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而将屈服听命于一个核超级大国——这将是可怕的中、苏集团复活之征兆，也是50年代令人不寒而栗的噩梦。苏联是否有能力实现这样一个大计划，的确不太肯定。然而，明显的是：这个风险冒不得，尤其是苏联政府一向以地缘政治观念思考其外交政策，美国更是不容任何险着。如果认真看待势力均衡的问题，则任何可能爆发地缘政治动乱的情况，都必须加以抵制；一旦变迁已发生，再要反对就太迟了。最起码，抵制的代价也会呈现指数增加之势。
这样的考虑导致尼克松在1969年夏天，做了两项不寻常的决定。第一个决定就是抛开构成现存的中美对话之全部议题。华沙会谈定下的议程十分复杂，耗费时间。各方都强调本身的愤懑：中共要谈台湾的前途，以及被冻结在美国的资产等问题；美国方面则寻求中共宣布放弃对台湾动武、中国加入限制武器谈判，并且解决美国人对中国提出的经济权利主张。
中、苏、美三角关系
尼克松决定集中在中国对与美对话的态度这个较为广泛的议题。优先重点摆在确认中、苏、美三角关系的牵连范畴。如果我们能够确认我们的猜测为真——即苏联与中国彼此之间畏惧对方之心，远大于他们对美国之戒惧——美国外交上就会有一史无前例的大好机会。如果关系能在此一基础上改善，传统的议程悬案自然水到渠成，会有解决；如果关系不能改善，传统的议程也就依然不得解决。换言之，实质议题会因中美关系修好而解决，不是替如何修好定下限制。
为了实施把两极对峙的世界转化为战略性的三角关系之策略，美国在1969年7月宣布一系列的单方面主动议案，来显示态度已有转变。原先不准美国人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禁令取消；美国人可以携带价值一百美元的中国制物品进入美国；也准许在某一限量之内的美国货物输往中国。这些措施本身都不算太具重大意义，但是旨在传达美国有了新作风。
罗杰斯国务卿在尼克松许可下，于一项重要演说中透露这些信号。他在1969年8月8日于澳大利亚宣布，美国将欢迎共产党中国在亚洲、太平洋事务上，扮演重大角色。如果中共领导人放弃他们内省式的“世界观”i美国将“开启沟通渠道”。罗杰斯的谈话是二十年来美国历任国务卿，对中国最温和的谈话。他吁请各方注意，美国在经济领域单方面采取若干主动，旨在“提醒中国大陆人民，我们对他们之历史性友谊关系”。
但是，如果1969年夏天真正有苏联进犯中国之险，就不会有充分时间让这些复杂局势逐渐暴露出来。因此，尼克松采取或许是他任内最大胆的措施，向苏联提出警告，如果她进攻中国，美国不会视若无睹。不管中国即时对美国持何态度，尼克松及其策士们认为，中国的独立是维持全球均势不可少的因素，也认为与中国的外交接触，攸关美国外交弹性。尼克松向苏联提出警告，也是具体表示出他的政府新策略将使美国政策以仔细评估分析国家利益作为基础。
尼克松关切苏联沿着中、苏边境部署重兵，批准在1969年9月5日发表一份措词强硬的双边声明，声称美国“深为关切”中苏爆发战争。副国务卿理查得逊（ Elliot Richardson）奉命传递此一讯息；理查得逊的职位可以令苏方明白他是代表总统发言，同时也不致让美国正面向苏联的挑战过于明显：
“我们不会利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敌对，求取利益。这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意识形态的歧义，不关我们的事。但是我们不能不深为关切，这一争执的逐渐升级将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
当一个国家宣称放弃利用另外两方之间的冲突求利，事实上也就是宣示它有能力这么做，另两者最好节制自己以保持此一中立态势。同理，当一个国家表示她“深为关切”军事行动之可能性，也就是传达她将会帮助他确定的侵略行动之受害人——虽然帮助的方式尚未明白表示。尼克松因此可谓本世纪美国历任总统中最特殊的一位，他表露出：预备支持一个20年来美国并无外交关系的国家，他的政府迄今与这个国家亦无任何层次的接触交往，甚至这个国家的外交官和媒体一有机会就痛诋美国“帝国主义”。它揭示出美国又回到现实政治的世界来了。
为了强调新作风，每一年的总统外交政策咨文都要强调美、中关系改善之重要性。1970年2月——华府与北京之间出现任何直接接触之前——外交咨文呼吁与中国展开务实谈判，并且强调美国不会与苏联勾结，对付中国。这当然是向莫斯科警告的反面说法；它暗示，华府在情势逼迫下有其选择考虑。1971年的咨文重申美国愿意与中国建立接触，并且再向中国担保，美国没有不良意图：
“我们预备与北京建立对话。我们不能接受其意识形态观点，或者共产主义中国必然在亚洲施展霸权的理念。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对中国施加一种国际立场，否定了它的合法国家利益。”
这份咨文再次重申美国在两大共产主义中心之间的冲突中，保持中立立场：
“我们不会有任何动作去激化此一冲突，也不会去鼓励它，认为我们会与一方勾结，去对付另一方，乃是荒谬的想法。同时，我们也不能允许共产中国或苏联指挥我们的政策，去对付另一方。我们对中国、对苏联，不仅要听其言，也要观其行。”
一再声称放弃与任何～个共产主义巨人勾结，等于是邀请他们都与华府改善关系，也等于是向他们警告，继续对美国保持敌意，后果自行负责。就某一程度而言，中国与苏联都计算到他们需要美国的善意，也担心美国偏向其敌手，因此他们都有诱因改善对美关系。两者也都被明白告知——的确，信息摆在那里，谁都可以明白读到——与华府拉近关系的先决条件就是节制，不得威胁美国的重大利益。
事情的发展显示，要界定对华关系新架构容易，要实现它却不易。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孤立十分彻底，彼此都不知道如何与对方接触，也不知道如何去找到共同语言沟通，可以向对方担保：修好并非陷阱。
中国方面的困难更大，部分原因是北京的外交十分妙微与间接，大部分超越我们在华府的官员。1969年4月1日，也就是尼克松总统宣誓就职两个多月之后，即将被任命为毛泽东的继承人的中共国防部长林彪，向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报告，不再用在此之前美国是中国头号大敌的说法。林彪形容苏联同样对中国有重大威胁，这一来，三角外交关系的基本先决条件已经完备。林彪亦重申毛泽东1965年接见美国记者斯诺（ Edgar Snow）讲过的话——中国在其国境之外没有任何部队，并且除非中国领土受到侵犯，也无意对外掀起战争。
毛泽东的信息未受到注意，部分是因为中共过分高估斯诺在美国的重要性。斯诺是长期同情中国共产党的美国记者，北京领导人认为他在美国对中国问题享有特殊的可信度。然而，华府认为斯诺是共产党的工具，不预备相信他享有的秘密。毛泽东故意在1970年10月1日中共国庆日观礼台上，把斯诺安排在他身边，美方没有注意到其中的意义。毛泽东1970年12月接受斯诺访问时，表示他愿意邀请尼克松以访客身份或以美国总统身份，到中国大陆访问；这个信息，美方也未予重视。虽然毛泽东还指示译员把笔记递给斯诺过目（以示具诚心邀请），华府从来不知道有此一邀请，直到数个月之后通过其他渠道已安排好尼克松访华之行时，才知道有这一段公案。
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国在1969年12月于华沙恢复外交接触。但是，与过去一样，并没有令人满意的进展。尼克松指示十分干练的、谨慎的美国驻华沙大使斯托赛尔（ Walter Stoessel），利用社交场合接触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邀请他恢复大使级会谈。斯托赛尔的机会在1969年12月3日到来，场合挺怪异的——南斯拉夫借华沙文化官举办时装表演。中国代办完全没有得到北京的训令，指示一旦遭到美国外交官接触时应该如何对应。斯托赛尔好不容易堵住其译员，这个信息才得以传递出去。到了12月11日，中共代办终于接到指示，知道如何与美方交涉，才邀请斯托赛尔到中国大使馆，恢复华沙会谈。
但是，双方几乎立刻发生僵局。双方的标准议程都没有可以探究地缘政治根本问题的空间——根据尼克松的观点，后来发现毛泽东、周恩来也有同感，中、美未来关系的发展有待于这些地缘政治根本问题如何解决。甚至，这些问题在美方而言，还得通过向国会及主要盟国咨商的繁冗过程，如果能有何进展，这些进展也必然缓不济急，且人人有成见。
结果是，华沙会谈在美国政府内部制造的争议，更大于双方在会谈中的争端。因此，尼克松和我在1970年5月，听到中共以抗议美军攻击柬埔寨越共庇护基地为借口，中止大使级会谈的消息时，反而如释重负。此后，双方都试探是否还有比较具弹性的接触渠道。巴基斯坦政府满足了此一需求。双方接触步调加快，在1971年7月我秘密访问北京时，达到最高潮。
中国领导人是我所遭遇到的对手中，最能接受尼克松式外交手法的一群人。他们和尼克松一样，认为传统的议程是次要的，最要紧的是找出是否有可能在一致的利益上合作。这也就是为什么日后毛泽东见到尼克松，开口就说：
“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