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攸关我国安全之国家”若是受到核大国的威胁，美国将提供保护，此一条款有两点歧义不明之处：如果美国只针对攸关其安全之国家受到核大国威胁，提供保护，试问：如果攸关美国安全的国家，被非核大国威胁时，美国的态度如何？或者说，当它受到核大国不以核武器威胁时，美国的态度如何？如果面临核威胁时，美国的支持多少已属自动发生的性质，试问是否必须先建立正式的盟约关系？
尼克松主义也要求受威胁国家，承担起本身传统防务的更大责任。但是如果受威胁国家寄希望于美国一定会支援，而不肯分担防务责任——尤其是面临核大国之压力时，试问：美国要怎么做？够讽刺的是，尼克松政府强调国家利益，却提供诱因让受威胁国家不多尽力、增强防务努力。因为，如果美国的确以国家利益为主要目标，则它就必须防卫攸关其安全的任何地区，而不问受害国是否值得施援，或对共同防卫有何贡献。因此，所有这些难题日后都在“盟国分担负担”这个大题目下出现。
因此，尼克松主义主要涉及不受正式盟约保护、但受到苏联代理人威胁之地区的危机；事实上，这种危机为数极少。尼克松政府试图设计一套“主义”以避免类似越南的另一冲突，但却发展出主要适用于类似越南情势的主义，可是这类危机又是美国已矢志不再重复者。
不过，在尼克松接任之时，东西方关系已明显需要重新评估。与苏联的冲突促使美国涉入全球参与（ global engagement），而在越南乱局之后，美苏冲突之战略亟待重新检讨。重新评估之所以难，在于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国内针对遏制政策的辩论，是以典型的不计算地缘政治之美国模式进行：一方视外交政策为神学范围，另一方却视外交政策为精神病学的范畴。
艾奇逊、杜勒斯等遏制政策之父，对国际事务深具经验，基本上以神学角度来看待其规划。由于他们认定苏联有称霸世界的癖性，因此除非克里姆林官放弃其意识形态，苏联领袖不会是合适的谈判对手。兼以美国外交政策以促成推翻苏联为主要任务，全面进行谈判或甚至只在外交上提出全面谈判蓝图，即使不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具意义的，除非美国能以“实力位置”迫使苏联改变其宗旨。
像美国这样的社会不曾体验到冲突不能解决的困境，又深信可以妥协来解决争议，很难有足够的耐心去执行如此僵硬的路线。许多相信艾奇逊和杜勒斯道德前提的人士，为了加速谈判的时程，声称苏联制度业已有了转型，或即将转型。美国民心亟盼结束对峙，使得强硬的遏制派也不能不注意到气氛之转变。杜勒斯仍为国务卿时，所谓的日内瓦精神和戴维营精神，即反映出此种新氛围。
照“精神病学派”的说法，苏联领导人对和平的需求，与美国人并无差异。他们之所以毫不让步，部分是因为美国使他们觉得不安全。这一派人士因而力促耐心，以便强化苏联领导人中的爱好和平派之立场；据他们说，苏联领导人分为鸽派、鹰派，与美国政府一样。美国全国大辩论逐渐转向所谓苏联内部变迁的强度，却未能解决那原始的困难；所谓原始的困难，即遏制政策明白在对峙与维持现状之间别无中间立场，从未解答要交涉什么的问题。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两派学者说都遭到一种新激进主义的挑战。40年代的亨利·华莱士方式复活，并贴上新的签，在遏制政策上提出更加骇人的论调。它不仅如其前辈主张的一样，主张美国没有道德权利去反对共产主义，还断言反对共产主义只会助长共产主义。根据这派新激进主义，共产主义不需要被遏制，而需要存活。因为，最终如果它该覆亡，历史本身就会击溃它。
小说家诺曼·梅勒（ Norman Mailer）描绘华盛顿一次示威游行时，主张美国无条件自越南撤军，就归纳了这种观点：
“如果共产主义在亚洲盛行，就会出现分化、宗派。因此，美国退出亚洲也正好就是获致势力均衡。共产主义越是扩张，它的问题就越庞大，忙于料理其征服的世界就使它越软弱。共产主义扩张，就是它自身的遏制。”
新激进主义主张，击溃共产主义最好是依靠其自身的胜利，甚至可能也只有依靠其自身的胜利而达成，而不是经由美国反抗以达成；它等于是宣扬遏制政策的反面主张。过于扩张是共产主义衰弱的根源，共产主义越是扩张，它就更加必然溃亡。美国放弃抵抗共产主义，就种下战胜共产主义的种子，这的确是小说家自相矛盾的说法。
梅勒的诗意得到更世故的学院分析师不露形迹的附和。学界重镇加尔布雷思（ John Kenh Galbraith）等主张的“趋同理论”（convergence theory），事实上坚持，美国没有意义冒巨大风险去反共产主义，因为两个社会注定在自然发展中会变得越来越相似。
东西方关系也已走到死胡同。传统的遏制观念已导致外交僵局。它的主要替代方案乃一种异端主张，要求抛弃一个世代的承诺中所有的假设前提。但是，没有一位负责任的美国总统可以把其国家命运交给所谓历史的力量，迦太基遭到罗马征服者蹂躏后数百年，罗马也从历史上消失了，这对迦太基人又有何可告慰之处？
尼克松完全不接受这三派学说，决定以国家利益为美国长远的外交政策之基本标准。这种作为的最重要工具就是一年一度的总统外交政策咨文。自1970年起，他一连四年发表其美国外交政策年度报告。这些报告由笔者本人率同部属起草，反映出总统的观点，并以尼克松的名义发表。与所有类似的文件一样，作者是谁并无关宏旨，要紧的是总统承担起一切责任。虽然这些报告提出新政府的观念途径，它们在这方面并未完全成功。媒体只顾追逐事件、不重观念；除了有关越南的部分之外，把它们的大部分都视而不见。外国领袖则把它们当做是出于幕僚之手的作品，当报告所述及的情势的确发生时，再来重视它也不迟。
不过，就研究当时世局的人士而言，这些是了解尼克松时期外交政策最佳的地图；就新闻记者和外国领袖而言，也的确如此，这些人在注意外交函电往来和日常事物之际，错失掉许多显著的暗示。报告的主要基调就是，美国外交政策此后将以国家利益之分析为依据；美国将依政治目标，而非法律原则之诠释而决定是否介入。尼克松总统1970年2月18日提出第一次的外交政策年度咨文，表述下列观点：
“我们的目标，首先就是要以坚定的外交政策，长期支持我们的利益。政策越是以切实评估吾人及他人之利益为基础，我们的世界角色就可以越有效。我们不因为已有的承诺而介入；我们有承诺是因为我们已介入。我们的利益必须影响我们承诺之形成，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在英国或法国的国家文件里，这类陈述会被当做陈词滥调，不需要特别注意它。在美国，总统政策说明是基于国家利益，却属空前。尼克松在本世纪的每个前任总统，除了西奥多·罗斯福之外，都把美国的理想主义视为居于许多因素之上，或者不以永久参与国际事务的态度看待未来，而是就事论事。
报告指出，在应付苏联时，美国政策将以确切了解苏联制度的性质为基础，既不低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信念之深度，也不幻想共产党领袖“业已放弃或正要放弃其信仰”，美国也不能允许自己在情感上依赖对苏关系而决定政策走向。进步的标准就是以明确的协定表达出来，反映出相互利益而不是只有气氛而已。总而言之，要缓和紧张局势必须在宽广的阵线上去展开：
“我们看待我们的共产主义敌手，为追求其自身利益的国家，就好像我们也追求自身利益一般。我们将以其行为去评判他们，正如我们期待依照我们的行为而被人评判。明确的协定，及其建构的和平结构，将来自务实地容忍相互冲突之利益。”
1971年的外交报告亦重申同样的调子：
“苏联的内部体制不是吾人政策的目标，然而我们亦不讳言不能接受其许多特征。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就跟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一样，视其国际行为而定。”
对国家利益的强调，受到保守派人士强烈抨击；尤其在越战结束，由国际紧张局势释脱出来的压力减退之际。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当时批评者所指责的尼克松过分倚靠苏联领导人（只要了解到尼克松强调具体细节，以及他对人性持悲观看法，就知道此说不确），而在于究竟什么是最适合阻止苏联扩张主义的战略。尼克松相信，在越南乱局之中，国家利益是抵抗共产主义扩张活动、维持民众支持的最佳判断标准。他的批评者则认为强调国家利益，乃是一种精神上的解除武装。
在决心阻止共产主义势力继续扩张方面，尼克松政府的观点与先前的艾奇逊、杜勒斯所见无异，与其后的里根亦难以区分。越战仍在激烈进行中，尼克松政府对下列诸项苏联的地缘政治或战略性威胁，都苦于应对：1970年，苏联在古巴兴建海军基地事件，苏联地对空导弹移调苏伊士运河事件，以及叙利亚入侵约旦事件；1971年，苏联在印度一巴基斯坦战争时之角色；1973年，就勃列日涅夫暗示将出兵干预以阿战争之反应等等。直到福特政府时期，针对古巴派兵到安哥拉事件之反应，其态度依然如昔。
同时，尼克松政府对待遏制政策亦有异于艾奇逊和杜勒斯的作风，不把苏联社会转型作为双方谈判的先决条件。尼克松与遏制之父在此分道扬镳，选择一条类似丘吉尔曾采取的途径——丘吉尔在1953年斯大林谢世后，主张与莫斯科会谈。尼克松相信，谈判的过程，加上长时期的和平竞争，会加速苏联制度的转型，并强化民主国家。
尼克松揭示的谈判时代，作为一种战略，使美国得以在越战依然进行中，可重新取得外交主动。尼克松的目标是把和平运动局限在越南问题上，不让它使美国外交政策每一方面都瘫痪了。尼克松的方式基本上亦非战术性质。他和他的顾问们相信，两个核大国在紧张缓和之状态下，很可能有暂时性的利益交集。核均势似乎正趋某种稳定状况，或者说可以由单方面努力或武器控制谈判，去达成稳定均势。美国需要有喘息空间以便自越南抽身，并且替越战战后时期建构新的外交政策；同时，苏联或许也有更强烈的理由寻求喘息机会。苏联在中苏边境线部署重兵，暗示着苏联在相距数千英里的两个前线面临紧张局势，或许也已预备与美国试探政治解决之道，尤其是如果我们能在对中国开放方面获得成功的话——对中国开放是尼克松策略的基石。姑不论其意识形态信念为何，苏联领导人或许已在对西方国家关系上发展了相当的利害关系，而不想对峙冲突。在吾人观念里，苏联与西方的对峙冲突越是迟迟不发作，要把苏联帝国拼凑在一起的任务就越难以料理，尤其在其政治问题因经济迟滞而越复杂之条件下。换言之，尼克松及其顾问们相信，时间站在美国这边，而不是共产主义世界那边。
尼克松对莫斯科的观点比他的前任更加精细。他没有把美苏关系看做“全然或全无”的命题，而是一组解决程度各异的问题之混合。他致力把超级大国关系之间所有许多因素拼组起来，求取一个整体的解决之道，既不像“神学派”主张的那么全然冲突对峙，也不像“精神病学派”主张的那般全然调和妥协。他想要强调有可能合作的范畴，利用合作的杠杆来修正苏联在两国不和睦范畴之行为。这乃是尼克松政府给“缓和”（ detente）下的定义，而不是对日后争辩的讽刺漫画。
这个“联系”（ linkage）政策是以某一范畴之合作与另一范畴之进步相联结，它有许多障碍。许多有影响力的美国人迷恋武器管制之情，就是暗礁之一。20年代的裁军谈判，即以把武器裁缩到不具威胁性之程度为标的，结果是彻底失败。这个目标到了核时代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核武器的“安全”程度，根本就是完全矛盾的提法。我们也无法想象，如何在像苏联这么广袤的国家境内，去查验武器已裁至既定水准。要到了冷战行将结束之际，才算真正达成裁军目标。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裁军是附属在减低特定的、可界定的危险这个目标之下；所谓特定的、可界定的危险，其中最显著者即是防止突袭发生——这一切摆在“武器管制”名目下去开展。
决策者并未预料到减低突袭之风险，会在武器管制谈判中成为关键问题。常识似乎指出，超级大国均具有庞大的毁灭力量，可以消灭对方，因此每一方都可以对对方施加无法忍受的损害。然而，1959年兰德公司（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