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方案下潜藏的真实意义。我们细加探究，才发现这个三方联合政府不是要统治西贡，而是要和民族解放阵线交涉谈判最后的解决方案。换言之，以一个共产党员主导的机构，与一个全然共产党的团体去谈判南越的政治前途。河内提议的是通过自身对话结束越战。
然而，议题出现在美国国内的讨论时，可就不是这样。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参议员在其著作《跛足巨人》（The Crippled Giant）中声称，关键乃是在于两个对峙的极权主义者如何做选择。麦戈文参议员1971年主张在西贡成立“混合政府”，到了1972年即将得到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却改口，力主美军撤出越南，并且切断供给南越的军援。尼克松政府愿意冒险接受由国际监督的自由选举，来决定阮文绍政府的前途，但是它不肯推翻这个由其前任政府拥立的盟国政府，来促成美国退出越战泥淖。
和平运动认定的成功之标准，相当简单，就是越战是否真正停止。如果答案为否，就认为美国谈判不力。和平运动不肯谴责河内，不论其谈判立场，或其从事战争的方式，都不加非难，因此使得河内更加蓄意刁难、拖延。到了1972年，美国已经单方面撤退50万大军，西贡已正式提议举行自由选举，美国将于协定达成后四个月内撤出一切部队。阮文绍也同意在大选之前一个月下野。美国也提议组成一个混合委员会监督选举。这一切提议的先决条件是，由国际监督停火，互释战俘。但是这一切措施都不能使批评者减少对美方动机或政策的抨击。
时间月复一月地过去，美国国内辩论越来越集中在河内提出的先决条件——美国定下确切的撤军期限，以示终结战争的诚意。国会各项反战决议案（1971年有二十二案，1972年有三十五案）纷纷以确定撤军期限为主要题目。这些决议案并无法律约束力，使得提案人占尽便宜——与政府唱反调，又不必替后果负责任。终止战争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一走了之，撤军回国——只是越南的问题根本就不单纯。
美国和平运动人士与北越、民族解放阵线和谈代表会面后，一再声称他们“知道”，一旦美国承诺确定期限撤军，决不反悔，战俘释放及其他问题的解决，将立可迎刃而解。事实上，河内从未做此保证，还是坚持1968年争取美军停止轰炸行动时用的老一套，同样含含糊糊令人焦急。黎德寿说，定下撤军期限可以为解决其他问题，创造“有利的条件”，但是等到实际谈判时，他又坚持撤军期限一旦定下，不论有关停火或释俘的其他谈判如何，都应有约束力。实际上，河内的释俘或停火与否，是以西贡政府垮台为前提。黎德寿一再喋喋不休，仿佛在上政治学初级课程，其实骨子里这才是越战之所以发生的原因。
对美国国内大辩论最大的讽刺是，河内实际上根本就对美军单方面撤军没兴趣。讨论越战的许多文献，对于这一点依然不太了解。直到接近尾声时，河内从未偏离其一贯的标准公式：美军除了要定下不可更改的撤军期限，美国还得承诺在退出时推翻南越政府。它根本就对一厢情愿的美国国会议员提出各种不同的撤军时间表没兴趣理睬，除了它们可以激发美国分化以外。为表示修好之意，在撤军时间表上略作让步，不会使北越改变其立场。依照河内的思考方式，越战的结果将由武力予以解决。它会高高兴兴笑纳各项献礼，但绝不至于让这些影响其交涉立场。反战人士认为，如果美国表现出格外的诚意，河内会变得理性些。这一点，他们大错特错。华府听到的河内种种说辞等于是迂回要求投降：无条件撤军，继则推翻南越现有政府，再以河内傀儡取代，然后当美国不再有牌可打时，就可利用战俘谈判予取予求，榨取美方更进一步退让。
事态发展显示，撤军大辩论象征着越战的转折，显示出政府的许多胜利事实上代价不菲。尼克松坚持其立场，不同意定下撤军期限，除非能换取其他的基本目标。但是，他的条件一旦达成之后，他就必须付出代价，同意全部撤军。南越因而将必须依靠自身力量，抵御美国任何盟国都未曾遭逢的强敌之侵凌，美国从来也未曾要求其他盟国去履行这些条件。美国部队进驻欧洲已有两个世代；朝鲜半岛停火亦由美军保障逾40年。只有在越南，美国迫于内部意见分歧，同意不再驻留任何部队；因此，当她必须保护终于达成的协定之时，已经丧失安全系数。
尼克松分别在1972年1月25日和同年5月8日的两项重要演说中，定下美国的和解条件。这些条件是：由国际监督停火；释放战俘或交代清楚失踪美军的下落、生死；继续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给西贡；根据自由选举，由越南各政党去解决南越的政治前途。1972年10月8日，黎德寿接受尼克松的关键方案，河内终于放弃它要求美国与它共谋，在西贡成立共产党政府的条件。它同意停火、释放美军战俘，并且交代清楚作战中失踪美军的生死、下落。阮文绍政府暂不受影响，美国也获同意继续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给阮文绍政府。
黎德寿在此之前根本不肯讨论这些条件。因此他发表下述声明，象征着谈判的大突破：
“此一新方案正是尼克松总统本人所提议者：停火、终战、释俘与撤军。……我们亦提出一些有关政治问题的原则。你们也有此提议。我们应交给南越各方去解决这些问题。”
日后的种种悲剧和争论都不能抵消我们这些制定美国政策的人士当时感受的振奋，因为经过整整四年的痛苦努力，总算成果在望，并且美国不必抛弃曾经仰赖她的人民。尼克松曾在许多场合宣称，倘若他的条件得到接受，他会迅速和解。1972年8月14日，我曾经告诉阮文绍，如果河内接受尼克松总统的方案，不打折扣，美国将迅速签订一项协定。我们有责任信守承诺，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守信。如果我方拖延，河内将会公布其议案，迫使美国政府说明为何出尔反尔，不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引起国会表决中止经费拨款。
河内接受它过去一再拒斥的方案，有以下若干因素：由于针对北越港口布雷，造成其补给供应品耗竭；1970、1971年美军对柬埔寨和老挝的北越庇护所轰炸奏效；北越1972年春天发动攻势失败；尼克松政府恢复轰炸北越，莫斯科与北京并未出面支持北越；加上担心一旦尼克松当选连任，将大力推动摊牌。
决定性的因素可能是，在评估197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时，河内谨慎的评估人有了重大的错误判断。河内似乎相信，尼克松胜券在握，必然以压倒优势赢得连任，将使他在越战上得以放手一搏，全力施为。尼克松政府明白，新选出的国会不会再对尼克松的越南政策友善，甚至可能对他个人更加仇视。国会里已有几十个决议案要求停止拨付战争费用，其中的一个有可能获得通过——很可能就被附加在1973年初必须批准的追加经费法案中，这个追加经费法案是支付1972年击败北越春季攻势的开销。
我很高兴看到和平在望，也希望它能使美国开始国家融合的过程，并且重新建构形成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两党共识。和平运动总算可以达成他们要和平的目标，坚持要有光荣结局的人士也能满意其耐心坚忍得到的成果。我在阐述最后协定的条件之简报中，向四年来在美国国内争辩不休的敌手指出：“现在情势终于明朗，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一方独占痛苦；在这场争辩中没有一方独占道德上风；现在我们终于达成协议，协议中，美国并没有越俎代庖要求盟国接受政治前途，而且这场协定也保持了各方的尊严与自尊；在中南半岛疗伤止痛之际，我们亦可在美国开始疗伤止痛。”
国家团结的一切希望，却在柬埔寨问题上彻底破灭。由于柬埔寨是美国在中南半岛各战场中，唯一不是尼克松继承自其前人的战场，它特别激发党同伐异的辩论，使得这些辩论变成越战期间最尖锐的争议。
我无意在这里重启这些争议，其中细节在我其他著作里已有讨论。基本上，批评政府的人士之指责可以归纳为两大点：尼克松无缘无故把战火延伸到柬埔寨境内，因此之故，美国的政策要为红色高棉（ Khmer Rouge）共产党在1975年胜利后推行种族大屠杀，负起主要责任。
指责尼克松轻率扩大战争，乃是1961。1962年间为老挝局势所产生的战略性误解的再版。换言之，批评者认为即使河内在中南半岛三个国家都从事作战，战争仍可局限在南越境内进行。北越陆军已经在毗邻南越国境的柬埔寨边界建立庇护所网络，可以借由这些基地针对美军和南越部队，发动师级兵力的攻击。这些庇护所的补给供应，由借道老挝的胡志明小道而来，或者由柬埔寨的海港西哈努克维尔而来——都已经公然违背柬埔寨的中立地位。美军加速撤退行动之际，如果这个后勤补给网路安然无损，越来越少的美军对付兵力不减的北越部队，挟无限制外来供应之助，则南越与美军的军事据点必然难以扼守。尼克松政府因而做下战术决定，于1969年针对这些庇护所发动空中攻击，于1970年又发动地面攻击。空中攻击是反击北越对南越发动的一波波之攻击，在北越的攻势中每周有四百名美军阵亡，而且它亦违反了1968年美国停止轰炸北越时，河内与约翰逊总统的“理解”；美军的地面攻击则是保护美军部队撤离（每年达到十五万人）的一种策略。
不挑战北越的后勤补给基地，美国的撤军策略就不会奏效。在这两项决策上，柬埔寨当局都欢迎美国人发动的攻击，视之为确保柬埔寨中立地位的行动；毕竟，没有人邀请北越进入柬埔寨建立据点。
但是，美国这两项军事行动都在国内成为非常情绪化的议题，激起远超过军事策略层面的剧烈辩论。柬埔寨问题立刻被纳入有关越战的大辩论当中。政府的政策反映出战略需求；批评者的焦点则是战事本身的道德性瑕疵。由于美国人不能彻底明白革命意识形态的性质与残暴，更加激发了反战的态度。所有的证据显示，红色高棉的领袖早在20世纪50年代留学巴黎时期，就是狂热的意识形态挂帅的人物；他们矢志消灭柬埔寨现有的社会，要消灭任何略具“布尔乔亚”教育背景的人，以建立一个狂热的乌托邦。那种声称他们是因美国军事行动才变成血手屠夫，因而情有可原的说法，与说犹太人遭到纳粹屠杀的浩劫，乃是美国对德国实施战略轰炸而致，一样荒诞不经。
我无意利用本篇裁判何种情绪为何如此高涨的是非功过。但是，美国人自己必须反省认识，不论对美国决定介入柬埔寨是否明智有何最后裁判，可堪浩叹的是，红色高棉是下手的屠夫，而柬埔寨人民却因美国国内意见分歧而付出代价。反战人士使得美国无法继续支援柬埔寨政府的抵抗红色高棉屠杀行为，反战人士不曾了解在他们力主、最后亦促成的断绝美援之后，势必继而发生流血悲剧。不错，他们也为事后的悲剧大为震骇。但是他们对进行种族屠杀的屠夫的判断错误，在他们日后检讨时的反省中，却仍未痛加针砭，反倒推之于自己的同胞。
对一个社会的大考验即是，它在追求共同目标时能否捐弃歧见；以及它是否谨记，社会繁荣进步是因为能调和成见，而不是冲突斗争。美国在中南半岛这个考验上败得很惨。
伤痕深重，以致和平亦无足喜悦。冀望协定能成为全国融合契机的希望淡化了，因为草约达成至实际订约中间隔了三个月之久，尤其是在1972年12月下半月还发生美军轰炸机空袭河内事件。虽然民间损失十分有限，因此而爆发的反战示威风潮却使得协定虽于1973年1月27日签订，仍产生一丝疲惫的松弛感。
就反战人士而言，河内接受美国的和平条件并未使他们缓和下来。他们担心，如果尼克松的光荣和平理念确立，美国或许有朝一日还会再涉人同样的国际行动，过度干预；就他们看来，越南不折不扣是个令人鄙夷的象征。因此，他们迎接和平协定时的怀疑心态，就与他们对战争与外交的行为一样半信半疑。反战人士纷纷声称此一协定是一出政治戏目，同样的条件四年前就出现了，而且它出卖了阮文绍——却不曾检讨，要求阮文绍下台，正是和平运动多年来的重要主张。
没有一种说法可以比指称美国与河内签订协定是为了影响国内大选，更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尼克松曾计划在大选前签订协议将弊大于利；他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之势已经无可撼动，若是激辩和平条件反会破坏其优势。他决定接受协议的动机，恰恰与批评者所指称的完全不同：他一再向美国人民担保，只要政府揭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