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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斯通于1963年写道，“我是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在那样的年代，开始了新闻工作生涯的青年必须在一些大型的报纸或杂志社为自己谋一个合适的位置，而我却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新闻记者，没有任何组织或派别的支持……”从I。F。斯通（1907）身上，我们看到了上一代报道丑闻的记者，他们似乎没有继承人。斯通始终是一个记者，他为一系列的左翼报纸工作，最后一种，《纽约每日指南》截止于50年代初期较黑暗的岁月。失业以后，斯通设计了一个方案，他按照那些已被废止的激进出版物的通信名单发出了四页纸的每周新闻信札。1953年，斯通发行了第一期《斯通周刊》，订购者有5000人。
15年来，斯通为他的《周刊》活着，也靠他的《周刊》活着，一个人运作的刊物最终达到7000册的发行量。它表面上故作严厉，孜孜不倦地披露政府和新闻界的谎言及矛盾，成为激进分子不可或缺的资源。罗伯特·斯柯拉在给《斯通文集》写的序中有这么一段话：“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来形容一个把半个世纪的工作生涯献给了每日和每周新闻的人，听起来有点不大对劲儿。但是，斯通过去写的文章似乎在不断增值，准确地说是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哲学家、一个文学家……”
斯通于1971年退职，留下了一个难以填补的空缺；有无数个政府和新闻界的丑闻报道者和批评家，但他们谁都没有斯通的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博大的视野。许多人是偶尔被重用的教授，他们还承担其他义务；一些人是无法对政府官员的非法行为进行专职的严格督察的记者。文化的轨迹是众所周知的：哪里曾经人迹罕至，哪里现在就人头攒动，但他们似乎更沉着、更温和了。
“我们的知识分子们在哪儿？”60年代的口号（按照革命者的说法）是：我们无处不在。当哈罗德·罗森伯格提到伯克利并用它来驳斥那些认为波西米亚群落和流浪的知识分子正在消失的报告时，他并不是完全错了。应当知道：把当前的事当作历史来理解是冒险的，甚或是不可能的；过去与未来的分界很容易混淆。保守派认为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而激进分子则兴高采烈地看到60年代几乎是毫无先兆地来到了。
然而，我们应当抵制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对我们的诱惑。从长期的观点来看，知识分子的工作已改变了；这就是说知识分子的生活和作用都已改变了。在生活和思想之间画出一条直线来是再简单不过了，只要把沉迷于研究和会议论文的教授们同他们在文化方面的贡献对应起来就可以了；要否定其中的联系就太蠢了。哲学史也就是哲学家的历史，新闻史也就是新闻记者的历史。
传统的知识分子生活环境的变化不是瞬间发生的，而是伴随着城市的衰败、郊区的成长和大学的扩张发生的。当快餐外卖取代了油腻的餐勺、自动售货机替换了报摊或绿色的校园排挤掉破破烂烂的城市公园时，没有必要把这些说成是文明的没落。但它对文化生活节奏的影响不可小觑。这种影响对谁都一样，不管他是在城市马路上还是在郊区林荫道上长大的，也不管他是那种被出版商拿捏的知识分子抑或是被三个“裁判”、十名同事、几个委员会和若干系主任拿捏的知识分子。
大学鼓励一种定型的知识分子模式。它并不要消灭那些不能够或不愿意适应这种模式的知识分子，只是不聘用他们。即使是《时代》杂志帝国的亨利·鲁西，这个常常被斥为宣传大师的人，尚能雇用甚至喜欢那些离经叛道、特立独行的人。而大学却与之不同，是由委员会决定聘用与否：受聘者需要学历、关系、谦恭有礼和良好的品行。这与征求某个个人的同意完全不同：要引进一位有才华的学者，首先得获得某个委员会的赞同，委员会再推荐到系里，系里与委员会主席商讨后再向系主任提议，最后由系主任向校长建议。想象一下“埃德蒙·威尔逊教授”或“H。L。门肯教授”简直就有点荒唐。
在书籍的提要和献辞那些少见的角落标志出文化的转变也是可能的。在伊丽莎白时代早期的书籍中通常有辞藻华丽的前言题献给支持作者的资助人，并期望他会从这部作品中获得教益和启发。在17、18世纪，买书和读书的公众取代了资助人，书常常题献给高雅而感兴趣的读者。“读者群不再限于宫廷和贵族，”一个对伊丽莎白时代书籍前言的研究表明，“作者可以毫无麻烦地献给各阶级的读者圈。”“献给绅士读者”或“献给优雅高贵的英格兰女士”或“献给可敬的伦敦市民”都是一些典型的题辞。
跳到当代，打开一本非小说类的严肃读物，就像在浏览私人电话簿。正文前面常常是一列密密麻麻的名单，有同事、朋友、研究所和基金会。无名的读者变成了有姓名、地址和受尊敬的读者。这是风格上的变化，但还不止于此；这是民主时代的出版审查。它意味着作者或作品通过了考查，获得了某个专门网络的许可，这一网络过滤掉了粗鄙的和不可接受的东西。这是一项严肃而规范的工作的标示，它既保护着、也恫吓着作者和评论者。即使是完全文责自负的作者，他的书通过了一大批学者的审查、由一所著名大学出版、又得到许多基金资助，谁还去找他的茬儿？
这都是潮流，而不是自然的法则。这个国家太大、文化太复杂，没法理出个规则。然而，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很容易被辩解得无足轻重，好像任何概括都不可靠而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但不等于说什么事都笃定要发生。知识分子可能到处都有，但在哪里他们几乎都面临着相似的和有限的选择：青年人尤其易受打击，就是因为他们是在知识分子的选择余地日渐狭小的情况下出现的。由此而产生了这样的历史性玩笑：非理性的、前卫的、松松垮垮的60年代知识分子长成了比前辈知识分子更衣冠楚楚、更职业化而深藏不露的一群。有上千名激进的社会学家，但没有米尔斯；有300名好斗的文艺理论家，但没有威尔逊；有大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没有斯威齐或布雷弗曼；有成群的城市批评家，但没有芒福德或雅格布斯。
私人与公众、隐匿与可见、职业与业余，这些都是含义深刻而费解的术语。它们不是简单地对立的概念。今天是隐匿的和职业化的，可能明天就变成了开放的和公共化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主要是教书和彼此为对方写作，不会有什么紧迫感；但他们有学生，这些学生会转向其他方面。每个人都有对自己产生影响的老师，这些老师的名声并不显赫，却对自己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老师激励着、引诱着、教导着自己。文化的传送带有可能彻底转向吗？曾经是公共性的东西现在却悄然无声地进入了大学教室和作业中，这可能吗？
这是保守派的噩梦：当激进派和自由派被从公共的和显眼的岗位上逐出时，他们实际上去充实了教育体系，从内部侵蚀着国家。保守派常常哀叹说，他们把孩子送进了名牌大学，到了圣诞假期时却发现他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当然，“学习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一个系里的四五十名教授中有一个人讲授马克思主义——一个人就已太多了。比如在伯克利，他们对真理的兴趣不大，倒觉得被别人弃之如敝屣的保守主义观念更可信。
但这不过是噩梦而已。至少没有什么理由断定大学是颠覆性的而公共文化是辩护性的，在二者之间出现了裂隙。对大学生概况的研究表明，他们比过去更保守、更关心前途和金钱，而对一些华发渐生的新左派教授思考的东西很少有兴趣。这种情况也促进着专业化，转向更易于接近的同事关系。此外，今天也像过去一样，大学保存了一种文化的呼吸空间，在那里人们可以学习马克思——以及亚当·斯密。这种情况既不应当清除也不应当神化，似乎左翼文学批评家除了自己人之外会对所有人构成威胁。
“公共知识分子”是个充满困难的范畴。“公共专家”（Publicist）这个词如果曾包含着与政府、法律有关的意思的话，现在也已废弃了，成为好莱坞和“公共关系”的牺牲品：它如今指那种操纵媒体的人，挂名的负责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或老式的公共专家是另外一种人，或许正相反，是那种不理会任何人的特立独行的人。而且这还不够，这个定义中必须包括不是单纯专业或私人范围的义务，而是公共的世界——以及公共的语言、方言。
民族与地方语言的精致、新的城市阶级的声音与僵化的拉丁语相对的学院精英们的习语，构成了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文化的特征。埃里希·奥尔巴赫解释说，“整个欧洲，”随着拉丁语的式微，“首先在意大利，然后是伊比利亚半岛、法兰西和英格兰，受过教育的公众操着自己的方言出现了。”方言的运用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因为这意味着曾被排除出宗教和科学论争的许多群体如今要进入论争中了。
例如，伽利略的“罪行”最主要的还不是他所发现的和说出的东西，而是他在何处、怎样说的问题。他放弃了拉丁语而用流畅的意大利语为新的公众写作。正如在一次教皇当局关于伽利略的会议之后佛罗伦萨大使的报告中所说的，“他被告知，如果他要坚持哥白尼的观点，就让他安安静静地坚持好了，不要费那么大力气去说服别人。”而这正是伽利略所拒绝的。一段现代人的叙述中说，他决定，“离开大学而把自己扎根于广泛的、有知识的大众的方言之中。这无疑要损失拉丁语所具有的国际价值，但伽利略并不在乎被逐出那些散落在各处的畏光的学究们的圈子……他只有在大街上、广场上才觉得自在……”
如果要指责年轻的知识分子破坏了一项历史性的使命——即投身于更广阔的受过教育的社会中，那恐怕是不公平的，也未免过于戏剧性了，无论如何这样一项使命是单独一代人所承担不了的。然而屈从于某种新的拉丁语、新的与更广大的公共生活脱离的学究气，这种危险使未来涂上了层层灰色。专业的和晦涩的语言可能成为保护伞和必需品，同时也就可能成了借口和逃遁。
有没有选择？任何既有历史性又有批判性的研究都会产生一个根本的悖论：它勾勒出了构成整个世界的大大小小的趋向——然后又批判它们。毫无疑问，公共知识分子的退位反映出了公众自身的重组；这正好吻合了电视的疯狂发展、郊区的扩张、城市的衰败、大学的膨胀这些趋势。大型公众杂志如《展望》和《生活》的黯然失色，这本身就标志着划分开了那些曾经是同类的公众；它们被“专门趣味”的杂志所取代——网球、计算机、旅游、运动，从这些发展的眼光来看，一般化的知识分子消失而转变为专业性的，看来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不可避免的，并且可能是期待中的。
然而这项研究或任何研究如果仅仅是认可已经发生的和必然要发生的，那就没有意义了。年轻的知识分子响应了他们的时代，正如他们必须要做的那样；而他们也屈从了他们的时代，这却不是必须的。人性并不要顺从历史，而要创造历史。通过这道人性之门，选择的权利进入了历史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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