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想一想，假如高祖皇帝、光武皇帝当年都把武人完全排斥在朝堂之外，严禁武人染指权柄，他们能打下江山，能中兴大汉吗？
我们可以再想一想，假如董卓主政的时候，朝堂上有许多武人和士人一起共理国事，董卓还会那么倚重和迁就士人吗？董卓会实施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亡国之策吗？董卓会把社稷摧毁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们还可以想一想，假如司徒王允大人愿意和武人共理国事，愿意让我、李弘、甚至李傕等西凉诸将走上朝堂，大家齐心协力，共同为稳定和振兴社稷而努力，今天大汉的形势会变得这样险恶吗？
武人必须要走进朝堂，必须要和士人共掌权柄，这是目前拯救社稷的唯一办法。
你们也许和王允大人，还有朝中众多大臣的想法一样，认为李弘将来会和董卓一样，骄恣枉法，危害社稷，甚至走上篡立之路。但你们想过没有，本朝高皇帝、孝文、孝景、孝武皇帝时期，朝堂上都是由武人和士人主掌权柄，很多时候甚至由武人出身的重臣主掌国事，辅佐幼帝。试问，有几个武人曾经阴谋篡立？相反，本朝几百年来，骄纵不法、图谋不轨的，除了外戚和奸阉，就是士人，而许多外戚，本来就士人。
武人最优秀的品质就是忠诫，武人的忠诚是用血和泪锻造出来的，是这世上最牢固最值得信任的忠试。如果你们不相信李弘的忠诫，不相信他对大汉的忠诚，不愿意和他齐心协力，那你们还拯救什么社稷？人与人之间，连最起码的信任和忠诚都没有，连最起码的做人品质都没有，那这个大汉还有什么值得拯救的？
振兴社稷需要改制，改制需要武人的支持，需要武人的支持就要给予武人应有的尊严和权柄。否则，失去的不仅仅是武人的支持，而是大汉社稷。如果大汉社稷倾覆了，士人的生存都成了问题，哪里还有权柄可握？
皇甫嵩随即说到了第三个问题。如果诸位大人认可我的说法，重新审视武人在朝堂上的地位，重新修正既定的振兴之策，那么，我将和长安朝廷中的大臣们努力维持关中的稳定，维持我们之间的默契，让你们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有足够的时间实施和推行新政，发展实力。
皇甫嵩的这份书信在大帐内引起了激烈的辩论。
张温、卢植、丁宫、马日磾、袁滂、陈纪、蔡邕、赵岐等大臣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皇甫嵩的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但事实胜于雄辩，董卓之败，的确败在完全倚重士人；王允之败，也的确败在完全排斥武人。
对于这些早早赶到晋阳，准备实施改制兴国的老臣来说，他们也有深刻的教训。去年晋阳改制失败，正是因为朝廷完全排斥了武人，结果士人之间互相斗了起来。朝廷在没有武人的支持下，改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今年董卓死后，晋阳朝廷无视天子圣旨，更没有把武人放在眼里，依旧把持朝廷，对北疆兵事指手划脚，结果激怒了鲜于辅和李玮。两人起兵包围了龙泉，强行执行天子圣旨，撤消了晋阳朝廷。
目前振兴社稷急需武人征战天下，但士人又极度排斥武人，这显然无助于缓和士人和武人之间的矛盾。
看来，武人出身的皇甫嵩和朱俊已经看到了阻碍振兴社稷的根源所在，他们提出的建议必须要慎重考虑。在未来的岁月里，士人必须要退一步，让出部分权柄，和武人共议国事，大家齐心合力，社稷才有振兴之望。
但要让士人改变几百年来形成的固有观念，让士人尊重和信任武人，让士人放弃部分权柄，让士人和武人同议国事，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过程。
“公达，皇甫大人的意思是让你留在冀州。”丁宫说道，“我看，你就不要走了，就待在这里吧。冀州急需人手。”
荀攸点头笑道，“临行前，皇甫大人，朱大人一再嘱咐我，让我留在长公主身边。下官不走了。”接着他问到了冀州现状，“公孙瓒是不是已经败回了幽州？”
“公孙瓒是撤军了，但冀州的形势非常不好。”马日磾苦笑道，“太傅刘虞大人对大将军率军击杀幽州军的事耿耿于怀，虽然我和公熙（袁滂）百般劝和，但他非常固执，不愿意和大将军联手。”
“幽州贫瘠，流民又多，还要安抚胡人，幽州军的军资也是一块很大的开支，如果没有冀州援助，太傅大人如何支撑？”荀攸不解地问道，“大将军是太傅大人的故吏，两人关系一直非常密切，他怎么会为了公孙瓒而和大将军翻脸？不管怎么说，目前只有大将军才有振兴社稷的力量，他应该义无反顾地支持大将军。”
“公达，有些事你大概还不是很清楚。”马日磾随即把发生在晋阳的皇统风波告诉了荀攸，“太傅大人是个好人，他大概不想牵连大将军，所以回到幽州后，他马上就和大将军疏远了。这次他借着大将军击杀公孙瓒的机会，干脆和大将军彻底翻脸了。”
“那大将军呢？”荀攸急忙问道，“大将军是怎么想的？”
“大将军的态度很暖昧。”张温说道，“太傅大人是不是有‘真龙天子’之命，我们不知道，但对天子和某些大臣来说，太傅大人是不能活在世上的，所以此事很麻烦。”
“太傅大人既然不愿意和大将军联手，那他就是大将军的敌人。大将军是不是要趁机出兵幽州，铲除奸侫，稳定河北的后方？”
“暂时不会。”张温摇摇手，“冀州的稳定和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大将军在冀州流民没有解决之前，不会出兵打仗。河北有三州，并州和幽州都要冀州的帮助。所以乐观一点估计，河北之地要想获得横扫天下的实力，至少需要三到五年的恢复时间，而且还要风调雨顺，没有战火的三到五年。”张温看看众人，捋须笑道，“有这么长的时间实施新政，我们一定能发现其中的诸多利弊，为将来在十三州推广新政获取充足的经验。”
众人随即又商讨了一下河南各州和京畿一带的形势，仔细分折了各方势力的优劣，均感觉在五年内平定天下还是非常有把握的。
大家的话题再度转移到了新政上。
实施新政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士人内部，尤其是研习今文经学的众多地方大吏和门阀世族。
目前聚集在长公主府、大司马府、大将军府和冀州、北疆诸府的士人派系非常复杂。如何制衡各派系士人的势力，成为新政能否得以成功实施的关键。
这些士人有的来自关西弘农，比如杨阀的杨奇。有的来自关中，比如马阀的马日磾、赵岐。有的来自陈留，比如蔡邕。还有的来自颖川的陈纪、陈群父子，来自汝南的袁滂、袁涣父子。
有的士人来自河东，比如卫阀的卫固、卫觊，富豪徐陵。
有的士人来自太原，比如晋阳的王柔、令狐邵、郭蕴、孙资、王泽、王昶父子，前司徒王允的儿子王晨、侄子王凌。
有的士人来自幽州，比如涿郡的卢植，皇室宗亲刘放，右北平的田畴（田畴已被李弘召回邯郸）。
有的士人来自冀州，比如崔烈、崔均父子，他们出自冀州第一门阀安平国的崔家，还有河间的邢颙、中山的甄俨、甘陵的崔琰、崔林兄弟。
来自河内的士人最多，有避祸到冀州司马门阀的司马芝、司马朗，张阀的张范，还司马朗的好友赵咨、常林，还有河内获嘉人、陈留大儒边让的弟子杨俊。
听到这一连串的名字，来自颖川荀氏门阀的荀攸有点骇然心惊，他万万没想到这小小的行辕内竟然聚集了这么多门阀世族的子弟门生。
学术观念上的分歧导致了各方在治国策略上产生了重大冲突。如何减小分歧，缓和冲突成了当务之急。
张温、崔烈等人提供给大将军的名单上，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在学术上和官场上的对手，这次大将军举刀一杀，虽然帮助他们减少了一部分阻力，但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大将军如此嗜杀，那将来会不会对曾经帮助他的人也举起屠刀？
为了安抚冀州各地的门阀世族，减小今、古经学士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宣扬和推广新政，张温等人决定扩建邯郸大学堂，延请各地硕儒名士到邯郸讲学。
这时襄楷大师正好带着众弟子随同流民一起北上到了冀州。赵岐、蔡邕等人大喜，首先把他请到了邯郸。
不久，张温、卢植、丁宫、马日磾、袁滂、陈纪、蔡邕、赵岐、杨奇、襄楷等十位名震天下的硕儒名士联名写了书信，由襄楷大师的弟子分头送达各处。
这次延请的名士有巨鹿郡的鸿儒张牛В秸排＇处避祸的颖川人胡昭，还有就是青州北海的郑玄。
郑玄大师今年六十五岁。
大师先习今文经学，后习古文经学，网罗众家，通融为一，是本朝名震四海的“通儒”，是今、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
郑亥年轻时，赴京城洛阳太学受业。他从师于第五元先（第五是复姓），先后学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等，俱达到了通晓的程度。其中《京氏易》、《公羊春秋》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三统历》、《九章算术》是历数之学的重要着述。
几年后，郑玄又从兖州东郡张恭祖大师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等书，其中除《礼记》和《韩诗》外，均为古文经学的重要典籍。
郑玄向第五元先和张恭祖学习了今、古文经学两大学派的重要经籍后，尚不以此为满足，又从陈球受业，学习了《律令》。在此期间，他还以明经学、表节操为目的，游学于幽、并、兖、豫各地，遍访名儒，转益多师，共同探讨学术问题。
三十七岁时，郑玄西入关中，通过卢植介绍，师从著名的古文经学家马融。马融是扶风茂陵人，学识渊博，曾遍注儒家经典，使古文经学达到了成熟的境地。郑玄投学门下三年不为马融所看重，甚至一直没能见到他的面，只能听其高足弟子们的讲授，但郑玄并未因此而放松学习，仍日夜寻究诵习，毫无怠倦。
有一次，马融和他的一些高足弟子在一起演算浑天（古代一种天文学）问题，遇到了疑难而不能自解。有人说郑玄精于数学，马融于是把他召去相见。郑玄当场解决了问题，这使得马融惊叹不已。此后，马融对郑玄十分看重，亲自授学。
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了七年，因其父母老迈需要归养，于是向马融告辞回归故里。马融认为郑玄一定会超过自己，他深有感慨地对弟子们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意思是说，由他承传的儒家学术思想，会因为郑玄的传播而在关东发扬光大。
郑玄在经学界泰斗地位的确立，源自于本朝今、古文经学两派之间的第三次大争论。
十几年前，孝灵皇帝朝时，本朝的今、古文经学两派曾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争论，这是两百年来，今、古文经学两派之间的第三次大争论，起因是因为一本书。
本朝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何休先生用十七年时间写成了《公羊春秋解诂》一书，对《公羊》一书的内容多所发明。从他的《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三文中可见，他认为《春秋》三传中只有《公羊》义理深远，象墨子的城防一样无懈可击，而《左氏》与《谷梁》二传则存在严重的缺点，根本不值得研究。
郑玄乃针对他的观点，着《发墨守》、《针膏育》、《起废疾》以驳斥之。他认为三传各有其优缺点，《公羊》并非十全十美。
本朝今、古文经学两派的争论焦点其实都在《春秋》三传上，而三传之间的门户之争又都集中在《左氏》是否得圣人真意而“传《春秋》”这一问题上。
《左氏春秋》本是一部内容宏富的史着，与经学没什么关系。刘歆校秘书典的时候初次见到，他认为此书流传不广，必须借经学而大力推行。所以奏请天子，要求立官置博士，以《左氏》依傍今文家的思维窠臼取媚人主。
当时的今文经学博士们实际上并不了解《左氏》，拒绝其进官学。虽然古文《左氏》最终未能被立为官学，但依靠其自身的学术价值，社会影响日益扩大，私学日盛。本朝前两次今、古文经学两派之间的范升、陈元之争，李育、贾逵之争，都是由《左氏》而生。
何休对今文经学家李育在与贾逵的论争中未能占到上风感到非常遗憾，而时下《左氏》越来越兴旺，《公羊》已经退无可据。面对这样的窘境，何休打算以攻为守，于是着立《公羊春秋解诂》，打算重振今文经学在学术上的绝对地位。
郑玄奋起反击，作《发墨守》、《起废疾》、《箴膏育》以反驳何休的论着。
争论旷日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