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天子和朝廷的绝对忠诚。
百姓安居乐业。
黄老之学的“无为”并非绝对“无为”，而是在“法令既明”前提下的君无为（陛下垂拱）臣有为（参等守职，遵而勿失），“法”具有无上的神圣性。因此，君主在根据“道”的要求制订了“法”之后，便应一切“皆断于法”，而不应该“以私而废公”、“以我而释法”。这种不以一己之私利而废天下之公法的“公正无私”的思想在本朝初年很好地得到了贯彻，例如，当年孝文皇帝与其廷尉张释之在处理所谓“犯跸”案与“盗取玉环”案时所采取的态度便是这样一种公正无私的态度。朝廷所信奉的这种“公正无私”的道德思想，使得大汉在立国之初迅速走向了安定和繁荣。
“以法治国，公正无私”是朝廷迫切需要的，也是社稷振兴和大汉昌盛所世代需要的，但目前的经学死死守着“以德治国，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黄老之学的“无为”是以“有为”为前提的“无为”，是君“无为”而臣“有为”，是一种君主驾驭臣下的统治之术，因此这种“无为”又可以称为“无不为”。
在《黄帝四经》看来，“道”虽然“无为”，但“道”却又生“法”，因此作为“执道者”的君主的“无为”也应象“道”那样，是在制定了法令制度后的一种“无为”。但是，君主虽然可以“无为”，大臣们还是必须“左执规、右执矩”，以使法令得以实施。也就是说，君主不要事必躬亲，事事操劳，要任其自然，要善于利用和依靠大臣们去处理各种政事。在臣下奋发有为的基础上君主便可以“无为”了，但君主并不是什么都不干，君主的职责是“虚静谨听”，对大臣们处理政事的情况进行审察，看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名实相符，并据此决定生杀赏罚。
大臣们又应该恪守哪些原则呢？一要谦虚谨慎，勤于政事；二要以身作则，摒除私欲；三要宠辱皆忘，知足常乐。如此一来，国政就会出现“以无统有，执一统众，以寡治众和以静而广”，继而“得众心”的国泰民安的局面。
在黄老之学看来，君主如果能做到清静无为，设官分职，定好名分，便可坐享其成。而作为大臣，如果能恪守清廉勤谨，不求名利，谦恭地教导百姓，那么天下必然大治。
相反，如果象儒家所要求的那样，君权神授，皇权至高无上，权柄集于君主一身，君主做为天下之仪表，事必躬亲，“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事无巨细，都要一一过问，那么，则“主劳而臣逸”，皇权和相权严重失衡，长治久安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了。
黄老之学的“无为”提倡皇权和相权制衡，而朝廷目前急需的就是稳定当前的官制，实现皇权和相权有效制衡基础上的君权至上，所以儒家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所主张的君主集权，已经对社稷稳定形成了威胁，朝廷必须起用一种新儒学作为国策基础，从而稳定和巩固现行制度，并保证此制能长久延续下去。
黄老之学根据天与地各有固定位置（天上地下）和阴阳二气的对立冲突中“阳主阴次，阳动阴静”的特点，提出了尊卑有序，贵贱有位，等级有别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这一点和儒家“有德者受天命为天子”的观点截然不同。
例如孝景皇帝时，《诗》博士辕固与道家黄生曾就汤武除桀纣的问题展开辩论，辩论的主题是汤武除桀纣是“受天命”还是“臣弑君”。
辕固据经义，说汤武诛桀纣，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义行为。黄生引道家说，破帽子还得戴在头上，新鞋子终究穿在脚下，认为汤武虽是圣人，到底不该放桀、弑纣。孝景皇帝下判断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请他们不要再争论汤武除桀纣的是非了，其实也就是不赞成汤武除桀纣。在孝景皇帝看来，道家黄生的臣下绝对忠于君主的思想更有利于维护王朝的统治，而辕固的“受天命”理论则会给社稷稳定带来很大危险，它既可用来论证“强汉”代“暴秦”的合理性，也可以用做发动叛乱和推翻本朝统治的借口。“受天命”的观点成了当初儒学不能兴盛的原因之一。（这个辕固后来又与窦太后争辩儒道两家的高低，窦太后大怒，令辕固和野猪搏斗，幸得孝景皇帝给了他一把好刀，否则他就要被野猪咬死了。）
当今天下，长安有个天子，襄阳有个天子，谁是正统？谁应该受天命为天子？是不是应该有德行高尚的人出来受命于天，重建社稷？
今日皇权沦落，谁来做皇帝，估计没多少人在意，甚至包括长安的很多大臣至今对天子和朝廷的忠诚还是停留在嘴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社稷动荡，生灵涂炭等等，但儒学衰败是个不争的事实。儒学衰败导致人们对儒家的纲常名教，对于“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等儒家学说失望到了极致，在很多人的眼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什么尊卑有序，贵贱有位，都是胡扯八道。
很长时间以来，各方豪雄为了争夺权柄霸占疆土，不惜诛杀无仇之民，攻伐无罪之城，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结果，僵尸动以万计，流血漂橹丹野，黎民暴骨野外，本来绿草茵茵、五谷飘香的原野，变得荒无人烟、满目凄凉，而昔日繁华热闹、车水马龙的城邑，更是成为瓦砾废墟。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公贵族、门阀富豪们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势和实力穷奢极侈，横征暴敛，为所欲为，誓死要榨干百姓的血肉。他们吃喝玩乐，穿着陵罗绸缎，住着琼楼高宇，家里堆满了金银和钱粮，过着荒淫生活，而可怜的百姓们被迫背井离乡，四处流亡，啼饥号寒，人竞相食，白骨蔽野。试问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三纲五常？还有什么礼法名教？还有多少人对儒家那一套深信不疑？
所以，朝廷迫切需要一种新儒学，重建尊卑有序、贵贱有位、等级有别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重建礼法名教，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天子和朝廷的威仪，重建大汉王朝的信心和荣耀。
《黄帝四经》重视农业生产，认为根据天地、阴阳、四时的自然规律，应该颁布相应的农业政策。政策一旦制定，统治者就应“恭俭无为”，不要在农忙季节大兴土木以“逆天时，乱民功”，更不要大肆搜刮民财而使百姓无法继续生产。而要做到这种以不干涉，不影响百姓的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无为”，天子和各级官吏必须在生活上“恭俭朴素”，不尚奢华。
这同样是当前朝廷急需解决的问题。
重农抑商的政策朝廷颁布了不少，但效果不是很好，农夫的收入并没有显着提高。而这些年奢华之风却在朝野上下越刮越猛，而始作俑者就是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尤其是婚嫁和丧葬，更是成了人们竞相攀比花钱的地方。贫苦百姓们在奢华之风的影响下，日子越来越艰难。
儒家的核心是礼。礼制纷繁复杂，诸多礼仪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花费很多钱财，而最花钱的就是婚礼和丧礼。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家资一般在数万钱至十余万钱之间。而一个男子的聘金数基本上是其家资的总数，在万余钱至数万钱之间，加上婚宴花费，一个男子娶亲就足以让其家一贫如洗。
至于丧葬花费更是惊人，孝是儒家仁德治国的根本，是对人的最基本要求。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孝行，首先提倡厚葬。厚葬之风自秦开始，到本朝更是愈演愈烈。曾有人对厚葬习俗感叹说，“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达。”因为埋葬死者而弄得倾家荡产，而卖身为奴，而贪赃枉法，而铤而走险者比比皆是，致使活着的人往往无法维持生活，境遇悲惨。孝文皇帝、孝景皇帝、光武皇帝都曾针对这一弊病而提倡“薄葬送终”，甚至下诏颁令，但收效甚微。
原因很简单，本朝奉行的是儒家学说，要求人们学习《四书》、《五经》，加强“六艺”的教育，通过道德、名节、礼法和知识的教养和修习，使受教者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等，都要接近儒家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社会上做一个仁、义、礼、智、信五常毕备的拳拳志士，成为温、良、恭、俭、让五德在身的彬彬君子。试想在忠孝仁义礼已经深入一个民族、一个王朝骨髓的情况下，一道法令能遏制人们对“孝”的尊崇吗？
物极必反，这个问题在大汉稳定时期或许对社稷的危害不严重，但在如今天下未定、百废俱兴之期，这个问题就直接影响到了百姓的生存，社稷的稳定。
为了解决这一类诸如影响百姓生活，影响社稷安危的诸多问题，朝廷同样需要从儒学上下手，同样需要一个新儒学，需要一个既能教导人们遵守礼法名教，又能教导人们“恭俭朴素”的新儒学，让天下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李玮接着又借助《黄帝四经》说到了“文武兼备、轻赋薄徭、贵柔守雌”等等关于道家黄老之学在戍守疆土、与民修养、选拔人才等等国策上的优越之处。
“朝廷的目标是儒道合一，以儒为主，以道为辅，实现一种‘无为而有为’的治国理念。”李玮郑重提出了朝廷支持儒道相融的建议。
对于朝廷来说，单单依靠经学和道家黄老之学都无法解决在中兴大业推进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目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援道入儒，儒道相融，继而在新经学的基础上再创新儒学。
儒学是以伦理、政治为轴心的人文之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其他诸子百家所难以比拟的，它具有熟通六艺，重在教化和积极用世的优良传统，拥有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念，其本身一直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是维护和支撑大汉的精神支柱，它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
道家黄老之学淡出朝堂三百多年了，再想把它竖起来，事实上根本不可能。
黄老之学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吸取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各种历史经验，兼收了儒家、名家、阴阳家等各家之长，比如黄老之学中的“无为”就吸取了法家的“一断于法”的精要和墨家的“恭俭朴素、强本节用”的思想大义。“阴阳尊卑”就包含了儒家之“善”。据“四时之度”颁布相应的政经制度，实际上就是阴阳家的“因阴阳之大顺”。黄老之学因此成功建构了一个开放的，有着多种学派内涵的，具有很大包容性的灵活而又实用的一系列思想体系，在本朝初年长盛不衰，为本朝昌盛建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董仲舒大师公开援道入儒，儒道相融，吸收了黄老之学的全部精华，并利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体系充实和发挥了儒家义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匪夷所思地构建了一个既有儒家的三纲五常又有道家的“天地、阴阳、四时”，既有儒家的“改正朔，易服色”的“有为”，又有道家的“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的“无为”的崭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经董仲舒加工后，一向被看作“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摇身一变，成了兼具“霸（黄老刑名）王（儒）之道”的大汉官学。既然道家黄老之学的精髓变成了董氏儒学的血肉，黄老之学便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政治和理论上的双重优势，不得不无奈地走向了衰落。
但黄老之学衰落了，并不代表它的理论也就此丧失了生命力。
在黄老之学兴盛之期，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在江淮间形成了一个研究黄老之学的学术中心，在他的主持与组织下，他与他的众多门客们合编了《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这部巨着。在《鸿烈》庞大的编写者中，除刘安外，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人都是当时名扬天下的道家人物。书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是他们写的，因此，此书也成为本朝道家之渊府，是本朝道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孝武皇帝初期，太史令司马谈着写的《论六家之要指》是对黄老之学的又一次学术总结。（司马谈的老师之一就是著名道家学者黄生。）
在王莽的新朝和光武皇帝初期，道学一度再起，著名老学家严遵（蜀郡成都人）着写了《老子指归》，一位托名河上公的隐士着写了《老子河上公章句》。虽然这两本书的理论不同于黄老之学，但对道学还是一种继承和发扬。
此后又有大儒王充发展了道家“自然无为”的理论，以“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为己任，对今文经学和谶纬迷信相结合后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神学迷信展开了全面批判，这直接打击了一部分大儒对经学的尊崇，转而从道学中寻求支援，很早便开始了援道入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