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商贾，都是“官商士”一体的显赫门第，在朝中也都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
修改《盐铁律》，首先就要损害他们的利益，北疆系内部的争斗将异常激烈。但不管北疆人怎么自相残杀，对朝中其它权势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对于重修《田律》，两位大臣持保留态度。
限田罚租，牵扯面太大，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官吏和士人，甚至军功阶层，利益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害。田地越多，利益受损越大。
杨彪沉吟良久，建议道：“从今年上计的情况来看，各地人口都在增长，但由于二十年战乱，人口折损过半，短时间内，土地的供应量还是可以满足人口的需要。换句话说，土地兼并的情况还没有严重到影响百姓的生存。相反，限田罚租反而会引起朝野震荡，不利于州郡的稳定。”
“朝廷对土地兼并的惩处一直非常严厉，目前的土地兼并主要是隐性的，并没有公开化、扩大化，还在朝廷的控制范围内。而且有些土地兼并是出于迅速恢复农耕的需要，和恶意兼并土地是有区别的，朝廷应该慎重甄别，不能简单处理，一刀切。”荀攸也劝道，“考虑到限田直接冲击到军功阶层的利益，我建议还是缓一缓。”
“我为什么恳请长公主殿下召回各州刺史？就是为了这事。我也想知道土地兼并是不是严重到了必须修改《田律》的地步。”李玮说道，“但实际的情况是，问题非常严重。”
“因为二十年的战乱，大汉人口是减少了，朝廷在实施‘计口授田’和‘土断’等政策的时候，完全可以保证富乡、狭乡的百姓都能分到足够维持生计的田地。但问题是，同样因为二十年的战乱，有些人在北疆的庇护下，在朝廷的庇护下，已经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这些财富如何才能传承下去？如何才能保值增值？土地，只有购买土地才能让他们的财富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地保留下来。”
“朝廷有政策，严禁兼并土地，那他们怎么办？打压粮价，抬高耕畜、铁具、食盐等等农夫必需品的价格。农夫就算日夜辛劳，还是一无所有，最后只好把土地的租种权卖给他们，自己宁愿做个雇农、佃农以便维持生存。”
“按照新田制，土地的所有权是朝廷的，农夫们只有租种权，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土地兼并了，谁知朝廷上有政策，各地下有对策。有钱人仅仅以低廉的价格，甚至一个钱不出，就把农夫们手中的土地租种权拿去了。”
“这是一种变相的土地兼并。如果这种事情不能遏制，任其发展下去，朝廷的田租会越来越少，粮价会越来越低。本朝粮价最低的时候，就是孝宣皇帝朝，五钱一斛。但那时人口多，口赋算赋的收入高，盐铁官营收入也高，而且社稷稳定，没有战乱，朝廷财赋很充裕，现在呢？现在田租是朝廷财赋收入的大头，在平叛大战还在继续，社稷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朝廷财赋的减少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我们要想完成中兴大业，就要向他们低头，就要向他们借钱。没有钱还，就要放弃打击土地兼并，就要默许他们兼并土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很简单，朝廷越来越穷，赊借的钱越来越多，被迫无奈之下，只好修改《田律》，出卖土地所有权，把土地卖给农夫，其次就是卖官鬻爵，以便筹措钱财维持朝廷的运转和各项国政的开支。”
“农夫手中的土地租种权已经给有钱人掠夺了，土地事实上已经控制在有钱人手里，我们出卖土地所有权，等于把土地卖给了有钱人。这些有钱人几乎没有花钱就拿到了大量土地的租种权，然后又名正言顺地把这些土地变成了他们的私产。农夫们呢？无论土地的价格多么低廉，他们都已早早失去了土地的购买资格，他们依旧一无所有。”
“我们说重农，重农，说农是国之根本，但事实如何？事实上，农夫们一年辛苦到头，什么都没有，连赖以生存的土地都没有，这难道就是大汉中兴的目的？”李玮越说越激动，用力擂了几下案几，“我们的良心呢？我们的良心在哪？大汉能走到今天，是谁给我们耕种粮食？是谁给我们制造军械？是谁给朝廷缴纳财税？我们就这样对待为大汉中兴而流血流汗的百姓吗？我们的良心难道都让狗吃了？”
屋内寂静无声，几位大臣都没有做声，沉默不语。
“丞相大人，这都是你的推测之言。虽然各地门阀富豪用各种手段大肆掠夺农夫们手中的土地租种权，但按照《田律》，这些土地还是朝廷所有嘛，并不是门阀富豪们的私有财产。严格地说，这并不算土地兼并。”
李玮从堆在身边的文卷中抽出了几卷竹简，然后重重放到案几上，“这是各州刺史的奏禀，诸位大人可以看看。事实上，这不是我的推测。这些被掳掠了租种权的土地正在变成各地门阀富豪的私产，土地兼并的大潮正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悄无声息地席卷而来，负债累累的朝廷因为没有财赋，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事态一步步地恶化，茫然无措。”
“怎么会这样？”大司马徐荣诧异地问道，“中原大战结束后，青兖两地爆发了圈地炒地的风潮，朝廷不是惩治了一次吗？难道还有人胆敢公然和朝廷对抗？”
“不是有人和朝廷对抗，而是朝廷引发了这场土地兼并的风潮。”李玮叹了一口气。
“朝廷虽然负债累累，但平叛的仗要打，而且战场越来越远，越来越多。另外长安要重建，洛阳要修缮。西疆打下来后，河西的长城和各地边塞关隘要重修，西疆各郡要赈济，这些都要粮食，要物资，要徭役。在粮价被朝廷死死控制的情况下，盐、铁、耕畜等价格飞涨，甚至雇人代役的价格也涨了很多。农夫的地只有那么多，产出也只有那么多，收入也只有那么多，其它东西涨价了，收支严重不平衡，他们就没有办法生存了。这时就形成了出卖土地租种权和向子钱商（高利贷商人）赊贷的热潮，伴随这股热潮产生的还有一股热潮，那就是弃田从商或者做佣工。”
“农夫们在田地里辛辛苦苦，但赚不到钱，甚至危及生存，无奈之下，他们一部分人做了佃农、雇农，一部分人到作坊里做工，还有一部分人拿着出卖了土地租种权或者赊贷的钱到商市里做小买卖。这些年打仗、城池重建，物资消耗量和贩运量非常大，各地作坊、商市都很多。作坊需要人手，工价很高，而商市有利可图，弃田从商者比比皆是。”
“土地没人耕种，或者耕种的人手严重不足，粮食就会减产。粮食减产，首当其冲遭到打击的就是各地府衙。朝廷为了筹措粮食，这几年都给各地府衙下达了定量，完不成规定数量的，轻则免职，重则坐牢。各地官吏情急之下，只好拿出手里的特权，把所有出卖了土地租种权而又荒废不耕的土地做为可垦可不垦地（可以耕种但收益很低的地）贱卖给门阀富豪，让他们雇人耕种，以保证自己能完成朝廷下达的粮食定量。那些门阀富豪不费吹灰之力，用很低的价格就拿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土地。”
“这种情况前几年就已经开始了，但朝廷为了让所有的土地都能产出粮食，为了照顾各地府衙的实际难处，也就默许了。但到了今年，这种情况就泛滥了。有些地方的门阀富豪和官府大吏互相勾结，想方设法夺取农夫手中的土地，还有一些地方官吏竟然以官府的名义购买农夫手中的土地，以便增加职分田，给自己和掾属们谋取私利。”
李玮看看徐荣、杨彪等人，连连摇头，“这就是现状。你们说要不要限田罚租？要不要课商重税？要不要立即增加谷价？”
杨彪苦叹，“仲渊啊，我知道你这个丞相难做，但你不要为了确保农夫们的利益，而打击王公贵族、门阀富豪啊，尤其这个限田罚租还牵扯到军功阶层的利益。”杨彪望了一眼神情冷峻的张燕，接着说道，“孝哀皇帝年间，丞相孔光会同大臣师丹、何武提出了一个限田限奴之策，其中规定诸侯国王、列侯、公主、关内侯、吏（官吏）、民（一般富豪与商贾）占有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这个奏议遭到了朝中上下的激烈反对，后来不得不搁置了。”
“从我们这个角度看，孔光的这个限田三十顷还是相当宽松的，但你如果再看看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颁布的以军功爵高低及其他身份为依据的受田受宅地《二年律令》，你就知道这个限田数额太低了。吕后二年颁布的《二年律令》其实就是名田制，赏赐出去的土地有受无还，长期占有，世代相传。其中规定侯爵级，包括彻侯和关内侯。彻侯除封邑外，另受一百零五座宅基地。卿爵级，包括大庶长至左庶长九级，最高级的大庶长可受田九十顷，宅基地九十座，最低的左庶长还可受田七十顷，宅基地七十座。由此可见他这个限田数额要损害多少人的利益，遭到的阻力会有多大？打击面太大了。”
“今天你这个限田罚租也是一样。你拟定的限田数额是二十顷，而中原大战结束后，朝廷赏赐给秩俸两千石大吏的田地就是十五顷。关中大战、洛阳大战、西疆大战、豫州大战，朝廷每次赏赐给有功将士的都是田宅，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军中普通将校至少都有田地三十顷以上。你说你这个限田数额如何能够得到朝中大臣们的同意？”
朝廷没有钱财，只能把土地赏赐给军功者，正好人口骤减，荒芜土地又多，所以从中原大战结束后，朝廷也仿照本朝初年的《二年律令》制定了赏赐之法，也就是始于商鞍变法的“名田制”。名田制是军功爵制的基础，普通军功阶层有了田地也就迅速变成了富豪，而功勋显赫者慢慢也就成了高门大族。
杨彪作为门阀世家，当然不会同意限田罚租之策，但他不好直接反对，马上把矛盾转嫁到了军功阶层身上。
张燕一直不说话。李玮的改制之策他和徐荣早就看过了，实施的难度很大。要想成功，必须“以进为退，步步为营”，否则肯定失败。这是纯粹的利益之争，就象买卖双方在商市上讨价还价一样，买家和卖家要讨价还价，直到双方都做出了可以忍受的让步，到了都能接受的价格，交易就能成功。
李玮为此精心设计了三个改制方案，今天拿出来的，是要价最高，条件最苛刻的方案。
“太尉大人呢？你的意见呢？”杨彪看到张燕不说话，干脆挑明了，直接问，“各部将军、校尉们为了大汉中兴，浴血奋战，甚至战死疆场，为了什么？朝廷这么做，会让他们寒心的。车骑将军尸骨未寒，朝廷就要欺凌他的寡妻孤儿，这也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吧？”
“为了什么？为了活着，为了不再吃人肉。”张燕冷笑道，“麴义大人马革裹尸，难道就是为了钱财？为了让百姓失去田地，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相信麴大人如果还活着，他一定会支持丞相大人的改制之策，支持朝廷限田罚租的决策。”
杨彪笑容一僵，非常尴尬。
“这只是丞相大人的一个奏议，还要朝议商讨，还要征求各方意见，不要急，慢慢来，慢慢来……”徐荣急忙打圆场，“对改制之策的其它议案，太傅大人还有什么意见？”
杨彪冷哼一声，不愿再说。
“荀大人，对于入粟拜爵之策，你可有什么看法？”徐荣微微一笑，转头去问荀攸。
“入粟拜爵，最初始于大秦。秦始皇四年（公元前143年），天下大疫。始皇下令，凡捐助朝廷千石粟者，则拜爵一级。本朝则是孝文皇帝朝的御史大夫晁错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而最先提出来的。今天丞相大人重新起用此策抑止土地兼并，的确是个上佳的办法。”
“不过……”荀攸稍稍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从抑商这个角度出发，我反对让商贾输粟入官。”
“商贾逐利，对农夫的欺诈最为厉害。农夫的收入大部分自于谷粟，为了缴纳赋钱，他们要出卖谷粟。卖给谁？商贾。商贾用什么价收？他要获取钱财，就要尽可能压价。农夫们遇到灾祸急需钱财时，商贾们更是卑鄙无耻，往往乘人之危以最低廉的价格掠夺农夫们的财产。如果农夫们没有东西卖，就要向他们借子钱（高利贷），这常常是农夫们最后陷入卖儿卖女，家破人亡之境的最直接原因。”
“所以，我觉得当年晁错大人说得对，要让那些没有市籍的富人输粟入官，然后朝廷赏给爵位，有罪可以免罪。这些没有市籍的富人一般都以入仕和耕种来获得财富，但这些人地位低，财富也不是很庞大，在当地影响力很小，家中虽有存粮但因为价格太低，无利可图，所以一般也不愿意卖。如果朝廷下旨，能用爵位和免罪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