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出毛病吗？ 且看人口过剩问题。且看卡尔洪（Calhoun）的有名的模式。那些生
活拥挤的老鼠种群和它们的恶性社会病态、全都是它们自己的行为偏斜造成的。我
的回答是：否。你只需要找出那捣乱者，在这个事件中，就是卡尔洪教授本人，那
么，那个系统就会自我纠正。那些老鼠的麻烦，不在于生活拥挤的老鼠有着出毛病
的内在趋势。它们的麻烦，在于那些科学家，他们把那些老鼠带离其广阔的天地，
把它们放进了一个过于狭小的箱子。
我不知道纽约城的卡尔洪们是谁，但在我看来，似乎有一个不过分的建议，就
是找出他们，确认他们，然后把他们干净利落地除掉。没有他们和他们的干预，这
个系统会良好地运转，也许不完美，但在其中过日子还是可以的。
有一长列疾病，医学上叫做“原发性的”（idiopathic），意为我们不知道它
们是什么引起的。现在，这个名单比从前短多了。百年以前，伤寒热和结核性脑炎
等常见的传染病都被归入原发性疾病。最初，当这个术语首次进入医学语言时，它
跟现在不同，曾有着高度的理论意义。当时人们认为，大多数人类疾病是原发性的，
归咎于这样那样的内装的缺陷，是某种体液出了什么差错。“原发性的”一词，顾
名思义，是指某种有自己的根源的病，一种原发的，没有任何外在原因的病。随着
医学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本世纪医学的发展，这类疾患的数目日见其少，于是、这
一术语也失去了原来的教条意味。我们现在使用原发性一词，仅仅指称，某一特定
疾病的原因尚不知道。极有可能，在我们跟医学科学结束关系之前、走运的话，我
们将会发现，所有种类的疾病都是某种捣乱的结果，而再也不会有什么原发性疾病
了。
假以时间，加上更多的运气，社会科学方面也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论委员会
自我的标记不可逆转地、毫不含糊地配置在我们的行为之中，不论我们聚会成
团体或独自散步，都一样。实验室之外，谁也无法知道任何别人的独有的免疫标记，
我们没有任何把握嗅出各个人的外激素区别。因此，我们据以彼此分别的，唯有行
走的姿态、声音，写信的方式，转头的方式等。我们在这事上不会出错。没有人真
正很像任何别的人；这儿那儿偶有相似者，但没有确切的复制品；我们是40亿各各
独特的个人。
于是，当委员会集会时，每一个成员必定是一个演员，不可控制地扮演着自己
的角色、读着据以识别他的文字，宣称他的身份。这件事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能量，
一旦开了头，就没有多少机会作成别的事了。许多委员会在某一年被任命，然后一
直工作好几年，直到下一个十年期，可除了每个成员的这些连篇累牍、无法打断地
展示自己的持有行为标记外，并没有发生许多事情。
假如不是每个个人有这种强制性的行为，委员会将是个令人惊叹的进行集体思
维的发明。可这种强制性行为是存在的。我们似乎是设计好的、编了码的，就是要
把个人放在最高的优先地位。我们必须首先干这事，不管代价如何，即使它意味着
整个群体受伤致残也在所不惜。
这当然是民主制度背后的思想动力。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制度竟然运转，更不
用说运转良好了。个人是真正的人类财富，只有他得到了良好的培育，能够充分表
达其个性，他才能对社会有充分的价值。像许多吸引人的想法一样，这个想法也是
古老的本色中国货。诚实是最为个人的品质。团体和社会不能拥有它，除非一个个
凡人拥有它。这就是文明进程的艰难之处。
但个性可能被过分地伸张。你在委员会中几乎总能看到它。有一些非常古老的
字眼用来批评过分地展示个性。如果某个人太不合群，过于索寞，跟人老死不相往
来、他的行为被称为独行（egregios）。这曾经是个好词，意为出类拔萃，意为特
出、独到。然而、通过语言学上的词义转贬过程、这个词具有了反社会的意味。个
性太强的人被称为怪异， 奇怪，乖张，最坏的词是白痴（idiots），来自idios，
最初的意义是个人的或私人的。
如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各种组织日趋复杂、数目众多的我们越来越密集地装
在一起，委员会的工作可以严肃得要命。当需要预言未来时、就更是如此。我们每
一个人都本能地知道，有一项责任是不能信任地交托给任何单个人的；我们必须一
道来作。
由于前头的种种问题都很紧急、老式的标准委员会近年来设计出种种变体，以
便更好地进行集体思维。现在，有了头脑公司，这是委员会和工厂产下的杂种，是
专营思维的公司。有了政府委员会和董事会，其成员被召集到华盛顿，奉命坐下，
去思想出集体思想来。工业企业已经组织起自己的恳谈小组，在这里，执行人员坐
满一屋子，互相拍桌子瞪眼睛大喊大叫，希望激发出新的想法来。可是，旧有的麻
烦依然存在：聚在一起进行集体思维的人们首先是一些个人，需要表达自我。
避免这一麻烦的最新发明是达尔菲技术。这是本世纪60年代的发明，是兰德公
司人的点子，他们不满意委员会为将来制定计划的方式。这方法听起来有点简单而
傻气。其法是不召集会议，而是向小组的成员分发问题单，每个人把答案写下来，
悄没声儿地寄回来。然后，这些答案再散发给所有成员，要他们重新考虑，注意别
人的不同意见之后，再次填写问题单。如此这般。通常三个循环足矣。那时候能够
达成的一致意见达成了，最终的答案据说是基本可靠，并常比第一轮更有趣。在此
法的某些变体中，参与者在提供答案的同时，也引入新的问题。
得知达尔菲方法竟然可行，有时效果还极好，我们几乎感到大丢面子。人们的
第一反应是愤慨，认为这又是一个社会操纵、社会科学圈套的例子，是行为控制。
但后来，大量例证说明这一技术当真行之有效。而对这一例证——至少在工业
和政府的未来预测中——人们一定要从中找出些好的东西。
也许，这方式究竟能既保留个人及其全部自我，同时又把头脑联系起来，以便
使小组能进行集体思维。简言之，这是两全其美的方式。
达尔菲方法的实质，是真正安静而多思的对话。对话中，每个人都得到聆听的
机会。闲谈的背景噪声，反复出现的虚荣的声震，从一开始就消除了。有了思考的
时间，没有了话音，因此也没有提高嗓门的叫喊。这样看来，它就是一个伟大的发
明。达尔菲之前，委员会开会时，真正的聆听几乎总是不可能的。每一个成员的功
能都是讲话。其他人讲话时，每个成员都在忙活着思考，下一个轮到他时该说些什
么来支撑自己原米的立场。委员会真正做的是辩论而不是思想。把要求得分、引导
讨论、保全面子、博取喝彩、压下反对者的叫喊、吓退反对者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
除去，一组聪明的人得以坐下来安静地思考。这个主意不错，我很高兴它可行。
达尔菲这名字起得很有意思、显然暗示了它起的天启预言的作用。最初的达尔
菲（Delphi）是阿波罗的所在、而阿波罗是预言之神。不止于此。他还是一些最优
良的希腊品行、如节制，稳健、细心，注重律条和慎重等的来源。实际上，从词义
学上来讲、阿波罗一开始可能是个委员会。阿波罗（apollo）一词（或许足有关的
词apello）最初意为政治的聚会。人们一定很早就认识到，大众的会议对于考虑下
一步该怎么办是很重要的，对人类社会是基本的，因此需要融入神话，而且要创造
出一个司命之神，于是产生了阿波罗，多利安人（Dorian）的预言之神。
人们并不真的认为，达尔菲的女预言家发布关于未来问题的明确回答。相反，
她的宣布常常含有像《易经》一样的模棱之处、其设计也同样提供多种选择，让人
可能从中挑选。她象征的更像一个委员会的议程。当她狂迷而倒在鼎上，喃喃着模
棱的话语时，她成了今天的问题单。细节的描述涉及对预言者声明作出的详推细勘，
那是exegetai（诠释者）的任务。那是个公民的委员会，部分由雅典的公民选举产
生，部分由达尔菲预言家任命。这个制度似乎在长期内行之有效，构成了希腊宗教
的法令和法律基础。
于是，今天的达尔菲代表着一个改进了的古代社会设计，对委员会的程序作了
新颖的修正，这一程序制约着一组组的人们，让他们更安静地想，更安静地听。这
方法作为正式的程序看似新鲜，其实非常古老，也许跟人类社会本身一样古老。因
为在现实生活中，这总是我们作出决定的方式，尽管总是以散漫无章的方式进行。
我们把话传开；我们冥想不同的人会怎样论述这个问题；我们读诗；我们默想文学；
我们播放音乐；我们改变主意；我们达成谅解。社会是这样演进的，不是靠大声喊
叫彼此压倒，而是靠独有的个体互相理解的独特能力。
大脑里的扰频器
语吉学家在理论问题上有很多争论。他们也应该争论。可以想见，那些穷其一
生来参悟语言之谜的，就是说、要整个儿理解人类的学者、会经常各执己见，甚至
弄得烦燥易怒，彼此不耐烦。叫人更为忧虑的是，他们比其他学科的同行们争吵得
更多。
而对语言学家，特别是那些担当哲学家之任的大学问家，有一个很难的技术问
题：他们不得不用来进行研究的唯一工具，正是他们欲加研究的那个系统。这位得
他们特别容易遭到自海森堡以来物理学家们牢记不忘的那种危险。语言学家越接近
问题的核心，就越需要用正在操作的那一机制来审视那个机制；难怪在问题的答案
似乎伸手可得的时候，它就突然抽搐，震颤，在一片烟雾中逃之夭夭。
你可以在某些有关语言的书中看到这一现象。在那些其作者本人并非科班出身
的语言学家、因而小心翼翼的书中，情况就更是这样。这些作家是从局外进来向大
众解释一些事情的，因而他们总是达到一点，在这一点上，文章本身突然间变得极
难理喻，解体为无意义的废话。这种事通常是在语言学逻辑的要点业已阐明，转换
语法的基本想法经过了解释，是不是一些语言比另一些更“复杂”这个问题得到了
论述，对句子作深层分析的数学技术已充分描述了之后才发生的。用这么多有力而
有用的信息装备起来，非专家于是勇往直前，不知道他此刻正在跨越边境，进入一
个未知的，或许是不可知的国土，然后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我不太清楚在通讯的这一阶段上发生了什么。我愿意相信，信息的传输机制出
了什么毛病，一经传输，给读者的就成了废话。但这一点上我可能错了。也许那究
竟是平直清晰的散文，而问题出在我这头，出在我的脑子里。也许我没有为这种讲
话而设的感受器。
或者，信息进入时我把它改变了，但并没有意识到我正在这样作。
在其他场合，在一些不牵涉语言学的事情上，我有过问样不受用的疑虑。有一
位耐心而文雅的数学家曾给我解释过哥德尔定理。正当我要整个儿接纳它、不住地
点头欣赏，赞叹这整个思想之美时、我突然听到水银质的墙中开关啪嗒一响，那思
想一下子在我头脑里变成了废话。听电子音乐时我有过类似的体验、而在阅读诗论
的时候还有过更糟糕的体验。那体验不像是抹掉数据或失去兴趣或走了神儿，决不
是。其时，我的脑子如有异常，那便是更加警觉，热切地抓住每一个语句，可尔后，
开关一下子关上了，而进来的则转变成深不可测的密码。
这使我对大脑，至少是我的大脑，有了一种说法。我相信在大脑的什么地方，
可能在右半球、有某种中枢，它有种扰频作用，类似那些装在政界要人电话上的电
子装置，它能把所有机密的语句即时转变成无意义的噪音。
也许，在涉及语言的情况下，需要秘密。可以想见，假如找们对自己的所作所
为有某种全面的、有意识的理解，我们的语言就全沦为永无休止的磕哪巴巴，甚至
会成为一片死寂。 要驱除那些最简朴的句子，可爱的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Levens）式的句子，比如，“那人回答道，事情就是那样，在蓝吉他上变了样，”
是心智上不可能作到的。作这种事，监测所有的肌肉，紧盯着句法，警惕由语序的
最微小变化而带来的语义灾难，留心声调，还有眼角嘴边上的表情，最要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