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嫡。”
这种事情在大唐的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最著名的有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稍次一点的是玄宗对自己堂兄弟还有自己儿子干的血案。不动刀兵的也有，比如李承乾还有让皇帝。就是李诵自己，也曾经遭遇过这样的威胁，结果是最后把威胁他的舒王李谊变成了不会威胁人的死人。有了前车之鉴，李诵自然大力巩固太子李纯的地位，想不到还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不开眼的还是不开眼。本来以李诵的实力和李纯的根基，一个巴掌就可以把存了夺嫡之心的其他亲王的心思扑灭，可是这次这事情确实扎手，李诵认为这个便宜逆子很有眼光，起码他知道该怎么借势。
太子李纯多次立下大功，他的地位现在看来不可撼动，可是并不代表无法撼动。眼下在某些人之间就开始进行了运作。其实太子能不能站得住，不是看太子的功劳有多大，而是看太子的支持者有多少。不然，就算是太子上位，也会被撵下去。这个阴谋的操纵者就是看准了这一点。
从李诵给商业松绑开始，到开展海贸，开垦荒地安置流民，鼓励农业，裁减军队，裁汰冗官，兴办武学，改革科举，增加明算等科目的分量，削平藩镇，李诵的新政刚下去时，除了安置流民和裁汰冗官，大都不显山不露水，可是却在数年之后，显现了巨大的威力，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以世家大族为代表的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冲击。当这些世家沉浸在权势利益的喜悦之中的时候，猛然间发现，自己有了被新的集团取而代之的危险。一旦这种危险露到了明面上，生死角逐即将开始。而对于根深蒂固的世家大族和得益于新政的新兴力量来说，这场生死角逐的关键就在于上面有没有人，换言之，就是掌握国家机器的君主，是倾向于新政的，还是倾向于保守的。
如今随着新政的深入，新旧两党已经逐渐形成，对于太子来说，眼下最重要的是保持皇帝信任的同时，获得外界有力的支持以自固。商山四皓的故事对历代太子都是良训。这个时代的商山四皓，是根深叶茂的旧派世家大族，还是在新政推行中获得利益的新兴的世家以及商贾呢？而无论新派还是旧派，也都希望能有一个能维护自己利益的天子，如果继任的国君偏向任何一方，对另一方而言都肯定是一个大灾难。换言之，如果储君亲近一方，那就注定要失去另外一方的支持。这另一方的支持，很可能就是决定未来国君的外力因素。
新旧的矛盾在历史上早在八年前就爆发了，那时候被旧派支持上台的李纯将激进改革的王叔文一党全部贬斥，并下了“遇赦不赦”的狠毒诏书。李诵放缓了改革的步伐，甚至将原先东宫集团的骨干逐次外放，保持了朝廷内部的一致，同时采取利益均沾的渐进式的改革，这才取得了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辉煌胜利。可是再是渐进式的改革也会有矛盾爆发的一天。事实上李诵很清楚，如果不是一开始自己果决出手解决了宦官集团，只怕有得力支持的旧派早就发难了，绝不会坐等在新政中获利的集团坐大到今天。
在朝廷的新政中获利的一个是商人，一个是小世家和新世家，还有一个就是农民。现在朝廷的重商政策使得商贾阶层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本来毫无地位的商人大都是依附于世家的，而随着在政治上对商贾的束缚也逐渐放松，商贾子弟开始等同于良家子，开始倾向于独立了。从办《今春秋》开始，商人就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李诵的默许乃至放纵之下，现在商贾已经形成为一个有利益诉求的群体，并且渴望在朝政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这次筹划的收复陇右河西之战，背后就有几家大商会的影子，毕竟打通了河西走廊，大唐的商路才可能贯通。有的陆路的大商人甚至扬言说，如果朝廷的大军能够收复安西和北庭，他愿意捐出一半身家作为军费。虽然有点暴发户的心态，但是这也说明了大唐商人的自信和富有。
出于平衡的需要，小世家和新世家历来是朝堂上不可少的花边，有许多时候小世家里往往能出大人物，这就是各方势力妥协的结果。但是小世家还有新世家的根基毕竟不如老的世家那么深厚，而且大都会在短时间内选择通过联姻等形式和老世家结成利益同盟，借助大世家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也成为大世家的外围附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朝廷百年来不断通过培植新的世家、扶持小世家来平衡大世家，可是努力总是如同肉包子打狗。世家依然占据着大量资源。到了李诵的时代，重商的杠杆搅动了世家之间原来的势力分配。
从海贸开始，李诵就授意柳宗元侧重于扶持小世家以及于世家保持距离的中等规模的商贾，七八年下来，许多中等规模的商贾跻身豪富，身家远远超过了原来那些依附世家的大商贾，搞得长安、洛阳这样的政治中心还有扬州、杭州、广州、江陵这样的商业都市房价暴涨，而许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小世家在撕掉轻商的面纱后，实力陡然暴涨。假以时日，这些新兴的世家必然会拥有和那些抱残守缺的老世家一较短长的势力，成为一些老旧世家的眼中钉，肉中刺。而靠着新政取得军功和政绩的新世家，比如高崇文这样的，出身市井，没有那么多束缚，从新政中获益极多，这些人必然也是新政的支持者。
新政很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使得大量已经沦为流民的农民重新拥有了土地或者较为稳定的工作，尽管这些土地大多是处于边地，还有江南荆楚一带的未开发的不毛之地，但是农民们还是感恩戴德，卖力劳作，即使是在边地成为屯民的流民也是如此。所以说中国的老百姓要求是最低的呢，有口饭吃就不会造反，做了分内之事的官员都会被抬举为青天。可叹的是那些号称诗礼传家的世家大族，居然连这一口饭都不肯给他们吃，最后弄得个玉石俱焚的结果。
和农民一样得利的还有市民，随着长安拆除各坊之间的围墙，各地纷纷效仿，市民经济也随之活跃起来，市民也逐渐形成了一个阶层，和农民不同，这个阶层生长在城市，前身是各种身份的人都汇聚在这个阶层里，比如寒门士子，落魄贵族，新兴商贾，务工农民。这个阶层不缺钱，不缺见识，不缺钱，其中有不少人家经营几代往上一步就是新士族。农民和市民也是新政的当然支持者。
在朝廷，新政的支持者力量也很强大。韦执宜、柳宗元、王伾、程异、吕温、韩泰、陈谏、韩晔、凌准、陆质等当年的东宫集团成员逐渐成长为朝野和地方的重要力量，而袁滋、郑絪等保守力量先后被贬斥、外放出朝，启用的旧臣如陆贽，新拔擢的一干重臣比如李吉甫、李绛、裴垍、裴度、韩愈、崔群等人虽然有人出身世家，但是大都是开明之人，目光长远，而且也是新政的获利者，就算心理上仍然站在保守派一边，可是心理能抵触，手能推开吗？
不过新党的实力虽然壮大迅速，但是毕竟根基浅薄，而且主要得力于皇帝掌握的国家机器的强力支持，一旦失去了这种支持，好日子就会到头，他们的产业可以轻松地转入既得利益者名下。而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旧党现在虽然从新政中获利不如新党，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几百年的世家大族，无数从曾经的新政获利者转变为既得利益者的新兴家族，就如炭火一样，虽然火头看起来不大，只要一拨弄，就能燃起滔天的火焰。
就李诵本人而言，自然是希望自己的继任者偏向于支持新政。李诵深知，只有新政继续，这个帝国才不至于日渐衰落，在九世纪退出历史的舞台，自己开创的中兴事业也才能继续下去。而自己的继任者，会是新政的支持者吗？
这个问题必须处理好，不然西征的开始就是内斗的开始，西征的结束，或许也就是新政的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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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长缨在手 第一百一十九章 … ～论 证（上）
李诵思来想去，这些便宜儿子们的立场还真是难说。从利益的角度而言，李纯和大多数皇子都在新政中获益良多，但是又因为出身和婚姻的关系，和保守的旧党关系紧密，后知后觉的旧党在新政中能获利的大多是得益于李纯和其他皇子的帮助，比如太子的老丈人郭家就是在太子党的帮助下在市舶司挂了号，分了不小的一杯羹。
这个事情还真是难办哪。不过李诵转念一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皇子们和新旧两党都纠缠不清，也就意味着他们的立场都是在两党之间摇摆的，看重的是新旧两党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利益，而所谓新旧两党的区分不就是在新政中获利的多少吗？自己所要做的，就是让皇子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从新政中获取更大的利益，让即使是旧党的人也变身为新党，那么不管未来的继承人是谁，即使他是借着旧党的力量登了基，将来也会趋向于新政的。
“郯王李经，桂王李纶。”
李诵盯着吕元膺秘密报告上的名字，捡起放在桌上的摇铃，晃了两下。吴赐友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李诵面前。李诵道：
“太子最近如何？”
吴赐友道：
“回陛下，太子近日在东宫连续召集名士，讨论有关治国问题，希望在经筵上能胜过别人。近日出入东宫的有陆质大人，柳宗元大人，符载大人，杜司空，李德裕大人，窦义将军，高骈将军，白居易大人，元稹大人，还有前司马王建，前员外郎张籍，前进士孟郊，前别驾牛僧孺，员外郎李宗闵，员外郎王涯，上将军王承元，布衣张宿，柏耆等人。”
李诵“唔”了一声，吩咐道：
“太子那边留心些。再安排人手，注意郯王和桂王的一举一动。”
吴赐友“诺”了一声，又悄无声息地退下了。
自从李诵放宽对皇子们的限制之后，不但是太子李纯，就是郯王李经还有其他一些皇子最近都广泛邀请官员名士登门，在努力地钻研治国之道。有意思的是李造还邀请了一些商贾到府上商讨。这个举动引发了朝臣的争议，有监察御史甚至上书弹劾，引经据典地论述圣人之道，先贤之业，隐晦地指责皇帝的某些行为成为了皇子们的不良楷模，要求加强对皇子的管理，重新明确士农工商的阶层，以免败坏人心。这样的话李诵当然是当成放屁一样，限制商人，你以为今年的加薪是从哪里来的？
不过李诵也没有责罚那位御史，结果皇帝的沉默被理解为了默许，一些和商贾走的比较近的皇子、大臣，开始半公开地邀请商贾上门，或者不拒绝商贾的拜访了。开始商贾们走的都是后门，接着走的就是偏门了，再走就是走正门了，还好没有人大胆到开大门迎接，不然只怕御史们的口水就能把他们淹死。
皇帝的沉默在亲商派看来是对结交商贾的默认，但是在另外一部分人看来何尝不是对御史弹劾的默许呢？于是对亲王大臣结交商贾的行为的弹劾如同漫天飞雪一般飞向朝廷，用以收集举报的密匦里也是塞得满满的，都是对商贾向宗室贵胄乃至权臣行贿以取利的举报。在世家大族报纸上，也纷纷发表了对商贾逐利行贿行为的批判，各地关于商贾暴发户为富不仁仗势欺人的恶行也揭发出了许多，不少恶行让李诵都觉得匪夷所思，秘密派出粮秣统计司干员前往调查。
而商贾也不甘心刚刚漂白的颜色再被抹黑，在一段时间的准备后，《今春秋》《洛闻》等背后有豪商大贾的报纸也开始组织反击，对一些本来是被污蔑的事件予以了澄清。对本来是事实的部分案件予以了辩解和摘清，强调那是个别素质不高的商贾的个体行为，和大唐整个积极健康向上爱国热心公益的商人阶层之间不能划等号。接着，商人的胆子虽然小些，深入调查部分却又拐弯抹角地暗示那些为非作歹的都是有钱有势的商贾，这些商贾的势来自于某些世家大族，或者就是出于世家大族的指使。这样一来造成的轰动一点也不比世家大族搞得媒体攻势小，许多被世家压迫过的市井小民对此是大声叫好，自然也有站在商贾一边的御史上书建议调查相关案件了。
这样的事情是在大唐历史上，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的。所以交锋也蔓延到了早朝上。首先是礼部侍郎韦执宜上奏此事，请求上谕对这种有失君子风度的攻击是否要加以整治，宰相武元衡就出班上奏道：
“斯时斯事，衣冠世家竟然至于斯文扫地，实乃商贾骄纵之过。孟子曾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如今看来，商贾们哪里还有治于人的样子，已然是要骑到士人头上了。臣不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