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祖国人民并肩作战，其中有些人还自觉地奔赴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尔后参加新四军、八路军，与人民子弟兵生死与共，抗击日寇。他们作战勇敢、不怕艰苦，奋勇杀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美洲华侨不仅为抗日战争捐物、捐款，热诚接纳和欢迎中国抗日的志士，而且从1941年7月起，特别是从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有大批美国侨民加入到侨居国军队之中。依据美国1940年9月16日公布的征兵法规定，对于居住美国的侨民，只须注册而无受军训及服兵役的义务，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后，美国废除了上述征兵法。1941年12月由罗斯福签署了一个新的征兵法，规定对于居住美国的侨民，包括留学生在内，除敌国公民外，都有受军训及服兵役的义务。美国征兵刚一开始，华侨就踊跃报名参加。1942年2月旧金山第76征兵局开始征兵，华侨和华人报名参加者2600余名。仅加利福尼亚一州，华侨华人报名参军的就有5048人。据统计，在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美国华侨、华人被征入伍的人员有两万人左右，约占当时美国华侨华人总数的1/5⑨。参加美国军队的华侨、华人，在陆军中主要充当杂役、厨子、医生乃至各兵种战斗人员；在空军中主要充当飞行员、枪手及地勤工作者。被征入伍的华裔青年，如能通晓中国语言的，即随其志愿，派遣到中国战场。例如，素有美国“飞虎将军”之称的陈纳德麾下的第14航空队第14服务队就有华裔1400余名，而且几乎全部是广东四邑人士。华侨华人在美军中不仅在打击日寇方面立下功勋，而且也作出了很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的华侨、华人在大战中约死亡215人。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勇士们，美国华裔退伍军人及远征退伍军人会在旧金山的圣玛利公园建立了华裔阵亡军人纪念碑。在1954年5月揭幕时，又竖立了铜牌，镌有阵亡军人姓名，共91名，其中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陈麟贵一名，实为90名。
抗日战争的枪声一打响，美洲华侨、特别是美国华侨十分重视“航空救国”问题。为了“航空救国”计划的有效实施，早在1931年10月10日就在波特兰成立美洲华侨救国会。1932年，美国华侨又成立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义勇团，下设六个团，即波特兰为第一团、凤凰城为第二团、芝加哥为第三团、纽约为第四团、匹兹堡为第五团、波士顿为第六团，并在此基础上公选总司令部，组成别动队，准备随时接受祖国召唤，参加抗日斗争。之后，美国华侨还在洛杉矶成立了美洲华侨航空协会等等。美国华侨华人成立这些航空救国组织的目的是：第一，宣传爱国抗日主张，号召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实际行动投身于“航空救国”运动；第二，筹集资金建立航校，为中国空军培养人才；第三，以募捐的方式，筹措资金，购买飞机或建立中国航空工业基础设施，等等。正是在这些华侨组织的领导和宣传的感召下，美国华侨纷纷投入“航空救国”的热潮。
在这些华侨组织的领导下，美国华侨掀起了为“抗日募捐，购买飞机”，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运动。在美国华侨中一度出现了为航空捐款的一幕幕动人的场面。致公总堂领导阮本万，不顾年迈，奔走各地，募集500余万美元购买飞机。旧金山商会会长邝炳舜到各华埠募集15万美元，又向美国有关部门申请得款44万美元，以开办中国飞机厂。仅五邑籍的美国华侨航空救国的捐款就达200万美元。美国华侨在抗战期间共捐献飞机50架，其中广东台山华侨就独自捐献30架⑩。
在此期间，美国华侨航校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了起来。自1931年10月11日起，美国华侨就开始筹组俄勒冈州的波特兰航空学校。1932年3月，又筹建洛杉矶华侨航空学校。1933年，成立旅美中华航空学校。此外，美国还有芝加哥飞行学校、底特律航校中国学生班、匹兹堡航空学校和波士顿、纽约航空救国会等等。这些航空学校有组织地培养了一批航空技术人员，其中许多人都到达祖国抗日战争的疆场。据统计，在“航空救国”的感召下，仅旧金山的美洲中华学校就培训了机械师12名，飞行员21名，全部回国投入抗日运动，其中有五人为国捐躯。波特兰航空学校共培养30余名学员，其中有22人回国抗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华侨青年大约有1000人左右，其中约有200余名在美国学习航空技术的人员回国为中国空军效力（不包括随美国空军赴华的华侨）。当时中国空军的驱逐机驾驶员中有3/4是来自美国或世界各地的华侨。广东空军中从大队长到飞行员，几乎全部是美国华侨。
在空军对日作战中，我们不能忘记我国第一个烈士黄毓铨及其兄弟黄毓沛。黄氏兄弟均毕业于美国航校。1931年日本向上海发动侵略战争时，黄氏兄弟均在南京第六航空队任职。淞沪战役一打响，中央空军第六队就调赴上海，协助十九路军打击日本。新婚未及两旬的黄毓铨，积极配合黄毓沛队长率机攻击日机，但由于操纵系统失控，机毁人亡，成为我国空军抵御外侮的第一个牺牲者，年仅28岁。人们为悼念他，将他的遗体埋葬于南京的烈士公墓。家乡广东台山县人民并在台城东郊风景区石花山立下纪念碑，表示对他的钦敬和怀念。
1937年8月，日军首次使用自誉为王牌的木更津轰炸机队，由台湾起飞，每次9架分两批偷袭南京、句容和杭州等空军基地。8月14日、15日在南京和句容发生了抗日以来较大的一次空战。美归侨飞行员通力合作，予以迎头痛击，以6∶0大胜日本空军，名震全国。在抗日期间，美国华侨飞行员陈瑞钿勇猛机智，击落日机八架，报刊誉之为空战英雄，世人称他为“中华战鹰”。后被誉为虎将，提升为飞行大队长。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上校秘书长宋美龄和励志社主任黄仁霖亲临句容机场慰问祝捷。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八一四”这个日子被定为国民政府的航空节。
1937年9月19日山西太原空战中，陈瑞钿与日方96式驱逐机单独搏斗，敌机被击落，陈机亦受伤下落。被陈瑞钿击败的这个驾驶员，就是被日军誉为“驱逐之王”的航空队大队长三轮宽。1938年，陈瑞钿不幸在华中地区上空的一次空战中遭到了三架日机围攻，弹尽援绝，跳伞后头部受伤，人们称誉他为“敌航空人员所最害怕的一个中国飞行员”⑾。
加拿大归侨飞行员马俭进在奇袭运城敌机场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运城是华北日军在晋南的重要基地，并在这里扩建了一个大机场。1939年7月25日，中国空军六架飞机分两批轮番轰炸运城机场，马俭进是第一批三名飞行员之一。他们从成都起飞，穿过秦岭南侧，直插运城机场上空，轰炸机场，一举炸毁敌机30余架，是抗战以来第一次成功的袭击轰炸。
与此同时，美国航校还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华侨女飞行员。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家的张瑞芬，为报效祖国，毅然参加林肯航空学校学习。1932年结业，决定回国抗日。辛亥革命烈士秋瑾的女儿王灿芝，亦赴美进入纽约大学航空专科学习，后被美国航空界誉为“东方女飞将”。她们回国后虽未实现其理想，但其报效祖国、奋起抗日的精神，是值得人们敬佩的。
美洲归国华侨以生命捍卫了祖国的领空。他们辗转大江南北，翱翔于祖国的蓝天，参加了南京、上海、广州、南宁、太原、武汉、兰州、成都的空中大战，支援淞沪战役，晋北歼敌坂垣师团大会战、台儿庄大血战以及昆仑关等大战役，赫赫战功，奏凯在蓝天。日寇的所谓“驱逐之王”三轮宽、“轰炸之王”奥田、“王牌”加藤，都一个个败在他们的手下，魂归西天。美洲归侨的战功，享誉海内外。
在孙中山的亲自领导下，美洲华侨筹款购机，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广东航空学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培育航空人才500余名，为建立中国航空事业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美洲华侨黄克锐还筹建与领导中央航空研究院，即我国第一所航空技术研究所，集中航空技术专家，发展我国航空事业。黄克锐还于1930年在广东航空处组织了军办民航，1933年创办广东民用航空公司，1934年创办西南民用航空公司，从而沟通了国内航班与飞往越南河内的国际航班，1938年组建空军运输大队，1941年组建中央航空公司。黄克锐对中国空军和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美洲归侨对中国空军和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矗立起一座座历史的丰碑，铭记在人们的心里。
——————
注释：
①②③④转引自曹瑞炎：《华侨与抗日战争》，第12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⑤⑥转引自曹瑞炎：《华侨与抗日战争》，第12—1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⑦黄警顽：《华侨对祖国的贡献》，第193—195页，上海唐棣社1940年版。
⑧李春辉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第717页，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⑨朱杰勤：《美国华侨史》，第516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⑩关浓：《五邑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五邑侨史》总第16期。
⑾曹瑞炎：《华侨与抗日战争》，第189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第三节 1949年以前美洲华侨对祖国经济建设的贡献
（1）1949年以前美洲的侨汇
从世纪范围来看，华侨大都分布在东南亚地区，在美洲的仅是一小部分。抗日战争期间，美洲华侨仅占全部华侨的2。7％。可是，美洲华侨对祖国经济却有着特殊的贡献，特别是在侨汇方面。
侨汇是指华侨汇回祖国的款项。这些款项，或作赡养家属，或投资企业事业，或捐献给国家，等等。侨汇是华侨同祖国、家属亲友保持联系的重要纽带，也是祖国平衡外汇收入的重要财政来源。
1949年以前，全国每年侨汇到底有多少？因缺乏这方面的完整资料，难以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不过，经过国内学者对一些有关资料的分析研究，已大致有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数字：从1930—1945年这15年中，全国侨汇共14。2亿美元。其中美洲侨汇约占50％。
从1937—1945年，全国侨汇达7。5亿美元，而同期美洲侨汇达5。95亿美元①，约占全国侨汇总数的79％左右。由此可见，美洲华侨在侨汇这一点上，对祖国建设的经济支援尤为突出。这充分反映了美洲华侨的赤子之心。
（2）美洲华侨在国内的投资活动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加速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萌生和发展，美洲华侨亦逐步开展在国内的投资活动。
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正式任命掌管南北口岸的通商大臣操办洋务。以奕訢〔xin欣〕为首的洋务派不仅管理通商，而且开始经营办工厂、筑铁路、开矿山等事务。1862年秘鲁有一姓黎的华侨携资回国，在广州开设万兴隆出口行。该行资金达一万两白银，30个股东，大多为古巴、秘鲁和美国华侨，主要经营商业、汇兑和药材。它不仅是美洲华侨而且是全国华侨在国内投资兴办的第一个企业。
维新派除在商业方面进行投资以外，还在广西开办天平山锡矿公司、在上海开设广智书局，在香港组织振华实业公司和香港华益实业公司等等。
美洲华侨在辛亥革命之后，对孙中山无限崇敬，爱国之心大大增强，回国投资者曾风靡一时。仅在1912—1919年几年之间，华侨投资于商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和房地产的金额已超过辛亥革命前40年的总和②。20年代至30年代初，直至芦沟桥事变之前，美洲华侨在国内投资仍继续增长。
美洲华侨投资领域主要是在商业、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及房地产业。投资地点主要是在侨乡广东，特别是在广州。但由于投资领域不同，投资地区也有所不同，例如农业和畜牧业主要是在江苏省的南京、上海一带，而金融事业又侧重在香港等地。
20世纪20—30年代，美洲华侨把房地产投资作为重点投资项目之一。旧金山华侨陈伯兴投资建设的广州爱琴大厦，规模宏伟，直至60年代仍是广州最高的建筑。广州开办的新亚酒店、香港设立的新亚总店以及后来修建的上海新亚酒店等等，都是美洲华侨投资的结果。
美洲华侨在交通运输业方面的投资，规模最大的是陈宜禧主持修筑的新宁铁路。陈宜禧1844年生于广东台山县斗山区，家庭贫困，1860年赴美国西雅图当勤杂工，后来又参加修筑美国太平洋铁路工程。1904年他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由美国回广州，筹建新宁铁路。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