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邪恶追索(马修·斯卡德系列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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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邪恶追索(马修·斯卡德系列之十三)- 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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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时之后,我又去看了一遍,再过一个小时后又看了一遍。然后我打了个盹,睁开眼睛时,已经十一点四十分。律师事务所的灯火尽熄。我走过去,再度掏出万能钥匙,然后等我钥匙放回口袋时,灯还是没亮。
那个锁比巴里什的门要好,我想着可能得打破玻璃闯进去了。我已经准备好要这么做——我认为附近不会有人听到,就算听到也不会注意——不过首先,我用随身的小刀凿进门缝,把门锁上的滑轮往后抵,门开了。我开了灯,心想对街上的路人来说,黑黑的办公室里头有人影移动,要比亮着灯的办公室要来得可疑。
然后我找到惠特菲尔德的办公室,开始忙了起来。
我离开那儿时,是凌晨一点半左右。我让一切保持原状,把所有可能留下指纹的地方擦了一遍,倒不是我以为会有人来采指纹,出于习惯的成分更大一些。我在门上凿过的地方抹了点灰尘,免得上头的痕迹看起来太新,然后我关上门,听到门锁在我背后咔搭一声关上。
我累得无法思考,而且想到如果要躲过楼下的警卫,就得再去巴里什办公室的安乐椅上睡到天亮。于是我决定大摇大摆地走出去,下楼却发现大厅是空的,门口有个我原来没注意到的牌子,上头写着本大楼从晚上十点到六点上锁。
这不表示我出不去,而是出得去但进不来。对我来说没问题,我走出大楼,走了三个街口才叫到一辆路过的出租车。前后座分隔的玻璃上头有禁烟的标志。不过前座的巴基斯坦司机却叼着小意大利雪茄吞云吐雾。很多年前,我曾和一个聪明的老警察搭档办案,他名叫文斯·马哈菲,他也是成天抽这玩意儿。我想巴基斯坦计程车司机抽这种小雪茄,比爱尔兰裔警察更适合,不过我并没有搭上怀旧的翅膀。我只是摇下车窗,设法呼吸外头的空气。
我到家时,埃莱娜已经睡了。我在她身旁躺下时,她被惊醒。我吻了她一下,叫她睡吧。
“TJ又打来了,”她说,“你没呼叫他。”
“我知道。他有什么事?”
“他没说。”
“我明天早上会呼叫他。睡吧,宝贝儿。”
“你还好吧?”
“很好。”
“有什么发现吗?”
“我不知道。睡吧。”
“‘睡吧,睡吧。’你就只会说这个吗?”
我努力想着该怎么回答,可是还没想出什么,她就又睡着了。我闭上眼睛,也睡了。
第12章
 我起床时,埃莱娜已经走了。厨房的餐桌上有张纸条,说她去参加东二十五街泰柏画廊的一个拍卖会,又提醒我呼叫TJ。我先冲了个澡,然后烤了个英式松饼。保温壶里还有咖啡,我喝了一杯,又倒了第二杯,然后拿起电话拨TJ的呼叫器号码。讯号声响之后,我按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挂掉。
十五分钟后,电话响起,我抓起话筒。“谁找TJ?”他说,然后没等我回答就又说,“我知道你是谁,大哥,我还记得你的电话。你相信我找个电话要花那么久时间吗?不是坏掉就是有人在打,好像说话越多就可以赚钱越多似的,死霸着不放。你看我该去弄个移动电话吗?”
“我不想要。”
“你连呼叫器都不想要,”他说,“也不想要电脑。你只希望时光倒转,回到十九世纪。”
“说不定是十八世纪,”我说,“回到工业革命夺走生活中的欢乐之前。”
“总有一天你可以告诉我,骑马乘马车的时代有多么美好。我为什么不想要移动电话,因为太贵了。你打给别人要钱,别人打给你也要钱。最重要的,你就没隐私了。有人会戴随身听,其实可能是在窃听你讲电话。怎么会这样呢?”
“我怎么知道。”
“连随身听都不用,有人会在牙齿里头装窃听器,然后你觉得那是中央情报局,叫你应该去邮局把大家都射杀光。”
“你不是认真的。”
“该死,你没说错。”他笑了,“我坚持用我的呼叫器。嘿,大哥,我发现那家伙了。
“哪个家伙?”
“你叫我找的那个家伙。有个家伙射杀另一个家伙时在场的那个家伙。”
“你这句话里有太多家伙了,”我说,“我不知道你在讲哪个。”
“我说的是麦伦那事情。”
“麦伦?”
“在小公园被射杀的那个家伙?得了艾滋病的那个家伙?我想想,叫麦尔吗?”
“拜伦,”我说。
“拜伦·利奥波德。我刚刚怎么说的,说麦伦?我脑袋里一团浆糊了。因为你知道,我没听过有谁叫拜伦的……你还在吗?”
“我在听。”
“你不吭声,我就开始犯疑心了。”
“大概是因为没什么好说吧。”我说,“我不知道你还在找目击者。”
“没人叫我别找了啊。”
“对,可是——”
“而且叫我去查这件事的人,大家都说他就像狗追骨头一样。只要咬住了,就别想让它松口。”
“大家是这么说的吗?”
“所以我也奉行这样的精神,像条狗在追骨头似的。而且,反正也没别的事可做。”
“所以你就找到那个家伙了。”
“只是碰巧而已,”他说,“他不能算是我找到的,不过他看见了整件事,不过应该说是听见比较恰当。一开始他没看到,后来转头去看,只看到后面。所以他看到凶手的背面,而且他没看到枪,只听到枪声,你知道,砰砰。”
“他就只听到这个,砰砰?”
“他听到的是枪声。有人开枪时,你还能听到什么?”
“当时每个公园里的人都听到了枪声,”我说,“而且就算没听到,利奥波德尸体上的子弹也是证明开了两枪的有力证据。所以如果这家伙只是听到枪声——”
“不光是听到枪声而已。”
“哦。”
“如果他只是听到枪声而已,你想我会拿这个去烦你吗?”
“抱歉。他还听到了什么?”
“听到那家伙说。‘利奥波德先生?’然后就再没听到什么了,所以拜伦只是点点头,或小声讲了些什么。然后他听到那家伙说。‘拜伦·利奥波德?’接着也许他抬头,也许他没有,但接下来他就听到那家伙开枪了。”
“砰砰。”
“就像这样。”
“我能见见这个证人吗?”
“他可能不太愿意跟你谈。他已经躲掉好几次跟警察谈的机会了。”
“我想这家伙不会是IBM的副总裁。”
“他在那个公园卖东西,”他说,“那个家伙一开枪,他就打算装做什么都没看到。我也许可以安排你们见个面,可是这不表示他会告诉你什么。何况,你打算问他什么我没问过的问题呢?”
“‘利奥波德先生?拜伦·利奥波德?’”
“不要说得一副他是编出来的样子。”
“不,”我说,“我没那个意思。”
一个小时后,我在十四街一家咖啡店看着他吃薯条。他的奶酪汉堡早已经吃下肚了。他穿着松垮垮的牛仔裤和斜纹厚棉布夹克,上头还有补丁。铁路工人帽放在他旁边的座位上。我告诉他,我都快把拜伦·利奥波德给忘了。
“为什么?”他很好奇,“你的结论是,他是死于自然因素吗?”
“我没有太仔细想过,我只是猜想他是被人误杀的。或者他是因为坐错了地方或说错了什么话,不经意地触怒了某个在那一带混的人。另外他有艾滋病,而且已经发病很久,从外表也看得出来。也许有人对艾滋有恐惧症,认为最好的治疗方式,把病人杀死。”
“就像那些在游民区纵火的人。”
“要迅速解决游民的问题,这会是个方法。但是我认为这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动手的人不是那种只做一次就罢手进修道院的人。”
“他会一做再做。”
“通常都是这样。”女侍者过来,没问就替我把咖啡加满。这里的咖啡不是很好,但是给得很大方。我说:“‘利奥波德先生吗?你是拜伦·利奥波德吗?’”
“就像这样。”
“好确定他没找错人。”
“要找他打算射杀的人。他好像只知道名字,可是从没见过。现在我们来随意地想,对吧?满脑子想法跑来跑去。”
“差不多是这样,”我同意。“听起来好像是雇来的,对吧?”
“那个凶手?你的意思是他是职业杀手?”
“不像职业杀手,”我说,“整件事相对职业的而言说太拖泥带水了。这个下手的对象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一人,生活有规律,没有任何保安系统,要杀他一点也不难。想私下接近他非常容易,如果是职业杀手的话,为什么要在一群目击者面前杀他?”
“大哥,我说职业杀手,那是因为你说他是雇来的。”
“他是业余的,”我说,“雇他的也是业余的。一般来说,要雇职业杀手的话,雇的人本身也得够专业才行。必须要有门路,这不可能去商用电话簿里查。很多普通人会雇杀手,可是雇来的没有什么专业精神可言。”
“所以不见得能杀得了人,”他说,“就像前几天华盛顿高地那样。”
我知道他讲的那件事,这几天报上都在登。一个十来岁的多米尼加裔小女孩,因为父亲管得太严,就找来了当地的两个狠角色想把她爸干掉,而且用她父亲藏在保险箱、认为比银行还安全的那两万块钱来当诱惑。
所以有天晚上,那两个流氓就去她家。她让他们进来,把钱给了他们,他们原本应该乖乖等她父亲回家的,但他们觉得也许她父亲会带枪,那要解决整件事就更简单了,于是他们就朝那个引起整件事的女孩头部开了两枪,然后又同样干掉她熟睡中的母亲和弟弟,就回家了。父亲工作回来后,发现家人都死了,钱又不见了。我猜想他的车也不见了。
“在华盛顿高地,”我说,“每个人都有理由。那个女孩是气她爸爸,两个凶手则是想要钱。”
“那谁有理由杀拜伦呢?”
“我也想不透。”
“他没有钱,对吧?”
“事实上,”我回忆着,“他的钱比应有的多。他领到了保险金,死时银行里还有四万元左右。”
“那不是动机吗?”
“他的遗产都捐给一些艾滋防治慈善机构。其中一些组织募捐时的确有些太过积极,可是我还没听说过他们因此杀人的事情发生过。”
“此外,他们只要等就行了,不是吗?因为这家伙已经快死了。”他皱皱眉,“你猜现在该怎么办吗?应该吃一块馅饼。”我叫了女侍者过来,TJ问他有什么馅饼,认真考虑后说:“山核桃的,”他决定,“上头还要加一些流行的口味,巧克力怎么样?”TJ话里乱夹杂了几个法语,女侍者看着TJ,很茫然,于是TJ又恢复平常讲话的用词,“我要一块山核桃馅饼,”他说,“外加一球巧克力冰淇淋。”她点点头离去,然后TJ眼珠骨碌碌地转,“现在她以为我是博士了,赶快回去查字典。”
“跟她说你拿的是植物学博士。”
“大哥,那还不是一样糟,她会跟我谈她的盆栽。如果杀拜伦不能从他身上拿到钱,那谁会雇人杀他?”
“我不知道。”
“他得了艾滋病,对吧?可是他不是同性恋。”
“他是因为共用针头感染。”
“他是到自己为止了吗?还是又传给别人了?”我的表情大概很疑惑,TJ继续说,“病毒啊,有人让他传染到吗?”
“他有可能到处传染,”我说,“好几年前了,当时他自己也不知道已经感染了。”
“所以他传染给某个女人,然后她丈夫或男友或哥哥想知道她怎么感染的,‘除了拜伦·利奥波德那个没用的废物之外,不可能有别人了。’她这么说。”
“于是那个丈夫或哥哥或随便谁,就出去雇人杀掉拜伦。”
“搞不好是她自己。无论是哪种方法,凶手都没见过拜伦,也许先问问他的名字,好确定没杀错人。‘利奥波德先生吗?你是拜伦·利奥波德吗?’”
“砰砰。”
“就这么回事。”他表示同意。
“那‘这枪是为了希拉,你这个混蛋,’这句台词如何?照原来的说法,拜伦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如果希拉的哥哥是自己动手,他可能就会说些有意义的话。可是如果那个凶手是雇来的——”
“那凶手就不会花工夫去啰唆了。就算是她哥哥自己动手,他也可能准备好要讲些话,却一时紧张忘了说。”我喝了口咖啡,“不过这些我都不相信,”我说,“他一只脚都踏进坟墓里了,谁来会找他报这种仇呢?拜伦·利奥波德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对他来说,最满足的事情就是坐在太阳底下看报纸。不论他跟你有什么仇,只要好好看看他,所有的仇恨都会烟消云散。”
“那不然是怎么回事?自杀吗?”
“我想过。”
“怎么样?”
“比方他不想再活下去了,可是他没法自己动手。所以他雇人替他动手。”
“他害怕把头伸进烤箱里,可是倒是有办法坐在那儿等个人偷溜过来射杀他。”
“我说我想过,但并不觉得可能性很大。”
“何况,他要雇人,难道没跟那个人见过面吗?要是你雇我去杀你,我根本不必问你的名字。”
“算了吧,”我说,“一开始就没什么道理,现在越讲越没道理了。拜伦·利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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