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是在数量上多五倍至十倍，装备上好得多的中国部队的炮口下面过日子的。
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经过肯定和下达之后，上面就一再催促下面执行。于是森命令普拉沙德从达旺前往推动。当时搞不到直升飞机，这位将军只好长途跋涉赶到伦坡；即使对健壮的作战士兵来讲，走这一程也是够受的，有个目睹者说，普拉沙德走到伦坡时，“看来够狼狈的”。且不说身体上受折磨，命令一个师长到前线去，除了使那些军事上一窍不通的人感到满足——为了尽快实施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一切能做的事都做了——之外，没有别的用处。况且这样做使他在三天的跋涉途中与全师失掉联系，离开师部的时间就更长了。
那时达尔维准将已经把旅部设在伦坡，九月二十五日普拉沙德将军也到了伦坡。森曾下令要准备一份作战行动方案。乌姆拉欧·辛格把这个命令传达给普拉沙德，普拉沙德现在就叫达尔维准备这个方案。普拉沙德象达尔维一样地知道要赶走中国部队在军事上是做不到的，而准备这样一个方案只会加强最高指挥部对赶走中国部队的幻想。然而，如果这个方案把战术的与给养的问题提得足够有力，可能会对东部军区和陆军总部起教育作用；况且不管怎样，上面已经下令叫准备方案了。
姑且不说给养问题，印度军队所面临的战术问题就是够吓人的。克节朗河仍然不能徒涉，架在河上的狭窄而又滑溜的便桥，全在中国炮火的射程之内。塔格拉山脊由西向东倾斜，因此从东面向前推进要爬陡坡。从中央向前推进，过了河朝山脊的正面上去，也是很陡的，而且中国部队的阵地处于居高临下之势。印度部队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会被交叉火力消灭掉。唯一可行的途径是从西面去接近塔格拉这个目标，就是说，从一个叫章勒（Tsangle）的地方，到叫僧崇（Tsengjong）的山包，从这个山包可以从背后和侧翼进攻中国沿河的阵地。但即使这样一个纸面上的方案也全然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假定的前提是中国方面不会增援，也不会对印度的推进采取相应行动，而是守候在原地，最后不进行认真的战斗就后退。这就是新德里的设想，达尔维就得根据这种设想来制订方案，而不是根据他自己的军事素养所推断的中国部队的可能反应来制订方案。
然而在达尔维和普拉沙德看来，在进攻方案中战术上的明显弱点还不是主要的，需要强调地、详细地说明的是作战行动前必须具备的各种条件。他们要使最高指挥部从这一方面看到里窝那作战行动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增派更多部队之前，需要空投和储存整个旅的三十天的口粮；要运来供一个旅进攻用的最低限度的大炮，即一个半中队的野炮和炮弹；还要有小武器、迫击炮和机关枪用的足够的弹药以及一个旅的全部的武器。要把这一切以及更多的物资在克节朗河储存好以后，作战行动才能开始。所需物资共计五百八十吨。要一个旅进攻一营装备齐全、固守着居高临下的阵地的敌人，要求这些物资决不是不合理的；然而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这又是根本办不到的。哈东山口的陆路只能运送少量物资，况且脚夫也很少。一切物资都要空投到这个地区仅有的一块平地上，它在名叫章多的地方，在河的南边，比河面高出二千英尺。这个空投区很小，只有达科他式（Dakota）飞机才能发挥作用，因为这种飞机可以飞得很慢，有可能把载运的物资投到空投区里。即使这个地方也不能成为一个好的补给点，因为它距离部队的主要阵地太远，一切物资都要由士兵自己从这里经由陡峭难行的小道搬往前沿。可能空投给这个旅的炮，只有那些伞兵携带的小炮，它们的射程甚至抵不过中国步兵用的迫击炮，所以没有多少用处。更有甚者，这一切都有一个期限。除非所需物资在十月十日以前运到，否则就要在六个月以后才能行动。十月下旬就开始下雪，作战行动必须在此以前完成。
乌姆拉欧·辛格将军在九月二十六日乘直升飞机到伦坡。他看了达尔维的方案，建议把所需物资写得再多些，并写上应当更加审慎行事的意见。随后他同意了经过修改的方案，并把它作为他自己的方案，在九月二十九日拿到东部军区交给了森。
这时，在新德里的政界人士，包括政府官员、国大党和反对党，都感到不耐烦了。从一开始官方的评论和情况介绍就是满怀信心的，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也没有真想保密。关于这个命令，英国《泰晤士报》在九月二十三日的一条消息中作了报道，几天以后《印度时报》在下述的报道中加以证实：
印度政府十天前作出必要时使用武力把中国的入侵者撵走的政策决定。据此，已对陆军发出训令说，如果中国部队不在适当的时间内自行撤走，陆军应采取必要步骤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这边的印度领土上清除掉。陆军当局受权自行选定最适合于实施这样一个作战行动的时间和战术，这一行动的目的并不是把中国入侵者俘虏过来，或给予杀伤，而是逼使他们撤回到边界的他们一边去。
第四章 边境战争（3）
很明显，不管向记者介绍情况的人是谁，他仍然希望只要印度“嘘”一声，就可以把中国人吓回塔格拉山脊那边去。这种认为印度的目标能很快地、轻而易举地达到的乐观想法，开始时激起了公众翘首期待的兴奋心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政府所作的保证并未见诸行动，已经泄露出来的要发动进攻的诺言也没有兑现，公众原先对政府表示的决心所感到满意的心情冷了下来，转而怀疑政府是在虚张声势。
塔格拉地区发生小冲突的报道，使人们更加失去耐心。九月上半月，克节朗河沿岸还平静无事。在双方对峙的初期，对方还隔河小心翼翼地表示过一番友好，中国兵向没有烟抽的印度兵赠烟，甚至把一些误投到中国地区内的印度空投物资交还给印度方面。中国部队通过扩音器告诉印度部队说，两国政府即将举行会谈来解决边界问题，并且要求他们审慎行事，不要开火，以免使局势恶化。在这个时候，中国方面继续进行防御准备，挖掘壕沟，清除射线内的障碍物。达尔维准将回忆道，“有时，中国人还很大方地通知我们说，他们要砍倒一棵树，如果我们听到树倒下来的声响，不要受惊。”然而，两军对峙，剑拔弩张，又近在咫尺，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第一次开火发生在九月二十日。中国部队从一开始就在第二号桥的南端设立了一个警戒哨所，印度部队企图把他们赶回去。中国对九月十七日发生的一次事件的叙述如下：
两个中国哨兵在值勤时……六十多名印度士兵从三面向他们逼近。那两个中国士兵立刻向他们高喊，要他们停止。但是印度军队却以更快的速度逼近他们。有几个印度士兵在约十公尺的地方围着他们，有几个士兵还在三公尺处逼近一个中国哨兵，印军还举着英制步枪和加拿大制轻机枪对准中国哨兵，大叫大吼，肆意挑衅。
这个哨所看来又与九月二十日发生的事件有关。关于后一事件，双方都指控对方首先开枪，可是在这次事件中两名中国士兵死亡，五名印度士兵受伤。
北京提出抗议，要求“印度方面立即停止进攻，立即……撤出”，并警告说，如果印度部队开枪射击，中国方面将进行自卫，予以还击。照会说，该“……地区的势态极为险恶，战火可能在那里发生。”（《人民日报》用同样的语调写道：“局势是险恶的，后果是严重的，我们要正告印度当局，勿谓言之不预也。”印度的答复和反抗议使用了几乎与北京相同的语言，要中国“停止在印度境内的侵略活动”，退回到塔格拉山脊以北，否则“要对一切后果负责”。双方都在拔刀——但印度的刀鞘里却是空的。
印度官方指责中国方面挑起塔格拉山脊下的互相射击，这就使记者和政界人士提出更为迫切的问题——陆军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交给它的任务呢？印度政府重要成员和官员们则加以搪塞，说是前方指挥官们办事拖拉，甚至比拖拉还要糟糕。内政部长夏斯特里十月初向我介绍背景情况时说，陆军由于长期处于和平状态已经失去战斗精神，不过正在更换一些指挥官加以补救，必要的行动即将开始。一些官员在向记者介绍情况时则更加直截了当，他们毫不隐讳地把上述情况归咎于前方的军官，归咎于乌姆拉欧·辛格将军。
九月二十九日乌姆拉欧·辛格从伦坡到了勒克瑙东部军区，向森将军递交了书面意见和行动方案。森拒绝接受乌姆拉欧·辛格所开列的作战行动所需物资清单。前面说过，事实上这显然是不可能办到的。乌姆拉欧·辛格在他的方案被否定后，就书面提出抗议，指出命令他采取的行动是不切实际的，森对局势的处理也是不恰当的。东部军区正在直接指挥连、排的行动，他问道：是否可以请他们履行自己的正当职责，只给下面规定任务，而把方法问题留给在现场的人去处理。
乌姆拉欧·辛格的抵抗使森和塔帕尔将军掉进他们自己设置的陷井中。他们一开始就向文官们保证：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是可行的，是可以立即而又迅速完成的。（他们担心的是在边界的其他地方的反响，而文官们保证说，中国不会作出全面的反应，所以这一点也就解决了。）可是三个星期过去了还没有采取行动，而现在乌姆拉欧提出的意见、方案和要求，把问题摆得很清楚：如果还让他负责，里窝那作战行动根本不会开始。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看来很尖锐。但事实上对森和塔帕尔来说，解决办法很简单——把乌姆拉欧·辛格免职就是了。森提请陆军总部注意乌姆拉欧·辛格的书面抗议并说这证明辛格脾气很大，采取不合作态度。十月二日，塔帕尔和森请梅农批准撤掉辛格第三十三军军长的职务。梅农同意。据森讲，他请梅农委派马内克肖少将去接任——就是那个一年前因为对国防部长及其亲信出言不逊而受到指控的山姆·马内克肖。照森的讲法，梅农“蹦了起来”，断然拒绝。虽然马内克肖受到控告后已被宣布为无罪，但是梅农却一直阻挠他晋升为中将。梅农显然已经决定：不能仅仅因为需要马内克肖来负责对付中国部队的军事行动，而起用这个批评过他的人。这又是一个转折点。假如梅农不念旧恶，假如塔帕尔或森以辞职相要挟坚持马内克肖的任命，那么，马内克肖毫无疑问会采取同乌姆拉欧·辛格一模一样的立场。也许正是估计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梅农的决心就更大，森也就更容易接受梅农的决定了。
由谁来接替乌姆拉欧·辛格的问题暂时挂了起来。不过，梅农、塔帕尔和森商定，不能简单地撤掉乌姆拉欧·辛格的第三十三军军长的职务，而应当成立另外一个军去负责东北边界的作战行动。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什么，在档案里查不到，但这是明摆着的。首先是要使事情看起来不那么突然。如果简单地撤掉乌姆拉欧·辛格的职务，人们必然会提出问题。假使真相透露出来，他之所以被免职是由于他对政府已答应的对付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是否切合实际的问题，同上级有意见分歧，那就泄露了内部秘密，公众和政界就会鼓噪起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应当悄悄地把他换掉，而最不露痕迹的做法是让他继续当一个军的军长，但解除他指挥里窝那作战行动的责任。要这样做，最实际的办法是把第三十三军的任务分成两部分：对那加人和对东巴的边界上的作战行动，移交给一个新成立的军负责，由乌姆拉欧·辛格指挥以保持连续性，第三十三军继续负责东北边境特区和里窝那作战行动，但由一位新军长指挥。可是这样做会产生另一个难题——第三十三军的参谋人员怎么办呢？可以假定，他们研究了下级单位的看法后曾向乌姆拉欧·辛格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同意乌姆拉欧·辛格的判断，也认为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是不切实际的。派一个新军长去领导一个旧参谋班底不会有好结果的。他的部下对情况比他要熟悉得多；而他一上任就得否定他们的一致意见，这只有一个极其执拗的人才可以办到。
于是就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军，由一位新的军长指挥，这个军应负责立即实施里窝那作战行动。梅农、塔帕尔和森既要不动声色地把乌姆拉欧·辛格弄掉，又要使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立即开始，这就促使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