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人家受伤都要死了，而你，这温柔的造物，还恶心呢……’我赶快打开急救包，给他包扎伤口。我逐渐镇静下来，提供了我力所能及的战地服务。
“我现在常常看一些战争影片：护士上前沿阵地，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千干净净，不穿棉裤，只穿一条小短裙，小船形帽，凤尾发型……唉，太虚假啦！……难道我们这样子还能去背伤员？……周围清一色都是男人，你怎么能穿着一条短裙这样爬来爬去。说实话，只是在战争结束时，上级才把裙子当作盛装发给我们，也只有在那时，我们才领到了针织品内衣，而不再穿男式的粗布衬衣，我们真是欣喜若狂，为了能让人看到我们里面的内衣，我们就把套头军装前面的扣子统统解开……”
明斯克人安娜·伊万诺夫娜·贝丽娅（第四十八集团军老战士）回忆说：
“我们遇到了空袭。人们全都跑到沟里。我也拼命地跑，忽然听到有人在呻吟：‘救命！……’而我还在继续跑……过了一会儿，喊叫声又传到我耳朵里，我这才突然感到了肩上救护挎包的份量，以及……一种负疚感。恐惧被扔到了九霄云外！我扭头又跑了回来：原来是一个受伤的士兵在呻吟。我立刻冲上去为他包扎，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
死者，别人也许早已司空见惯，而骑兵连卫生指导员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柯尔日却吓得够呛。这个当时只有十七岁的姑娘对此终生不忘：
“在战争中我曾想过：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而事实上好多事情都被我逐渐淡忘了……可是有一幅景象我连细微末节都记得清清楚楚……一个十分年轻的漂亮小伙子被打死，躺在地上。我以为他会得到隆重安葬，但人们只是把他抬起来，送到了一片榛树林里，草草挖了个坟坑……既没有棺材，也没有任何仪式，就把他放进坑里了，然后直接盖上了土。阳光是那么强烈，照晒着他……那是在夏天，连遮太阳的篷布也没有，毫无陪葬，只好让他穿着身上现有的军装和马裤。好在他的服装还是崭新的，显然他刚到前线不久。就这样把他安葬了。坑很浅，刚好够他躺进去。他的伤口不大，却是致命伤——在太阳穴上，血也流得不多。他躺在那儿，就跟活着一样，只不过是脸色苍白。
“扫射之后便开始了轰炸，有一颗炸弹落到弹药箱上，弹药又向四面八方爆炸……飞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可死人总得埋啊！但我们在那种处境里怎样埋葬死者？只好在附近，在我们所待的掩体跟前，挖个坑，把他埋掉就得。只留下一个土堆。不用说，只要是德国人紧跟过来，或者开来汽车，坟头会立刻被压平，成为普普通通的平地，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我们经常在树林里掩埋战友……就在那些橡树底下，在那些白桦树底下……
“直到今天我都没勇气到树林里去，特别是到老橡树和白桦树的树林里去……我不能在那儿坐着……”
这严酷的回忆就象尖声惨叫一般留在她们心中。她们的叙述开始总是平心静气，而到结束时几乎是声嘶力竭了。说完，就抑郁不乐、惘然若失地坐着。每逢这时，我就感到十分内疚，我知道只要我一走，她们就得吞服安眠药片，喝镇静剂。而且她们的儿女们早就用祈求的目光盯着你，意思是说：‘她讲够了吧？别让她伤心过度了……’只有一个理由能安慰我，这就是：我将把她们那生动的声音用录音磁带以及尽管单薄但却比最博闻强记的头脑更加可靠的纸张保存下来。然而，坐着听这些故事，毕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而她们讲述就更费劲了。
亚·杰林吉耶夫娜·德蕾秋克（上士，海军陆战队某营卫生指导员）说：
“我第一次看到死人时，直到低下头来，才弄清那是个死人，我哇地哭了起来。我站在那儿哭啊哭，哭声引来了好多小伙子。战斗十分激烈，伤员多得很，而连队已经冲过去了，迅速推进到很远的地方，把我留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弹坑里，里面躺着重伤员，大都腹部受伤，一个接—个地死去了。每死一个人我就大哭一场。
“有个伤员的断腿卡在裤管里，他大喊着；‘快给我包扎腿呀！’我给他剪开裤管，他请求说：‘小护土，救救我的腿吧！……’”
下面是明斯克市国立口腔门诊所医生玛丽亚·赛丽维尔斯托夫娜·巴若科（战地护士）的回忆：
“我最受不了的是给人截肢……常常要做高位截肢，就是把整条腿都锯下来，当我把断腿搬出去，放到盆子里时，抱都抱不动。我记得，那些断腿都很沉。我抱着，就象抱个孩子……特别是几乎从大腿根上截下来的腿，我最受不了。我常常梦见我抱着这样的腿……
“可是给妈妈写信从来不写这些事。我只写到：这里一切都好，我吃得饱穿得暖。妈妈已经把三个孩子送上前 线；她心里够难过的啦……”
卫生指导员、国际红十字会一级证章一一“弗罗仑斯·南丁格尔”金质奖章获得者玛丽亚·彼得洛夫娜·斯米尔诺娃（当时姓古哈尔斯卡娅）从列宁格勒地区的一个住宅新村写来一封信，信中说：
“我头一次看到伤员，吓得昏了过去。过后就挺过来了。我第一次爬到弹雨中去救伤员时，拼命大叫着，好象要压倒炮火的轰鸣。后来就完全习惯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们五十六集团军三四三师坚守着通往斯大林格勒的一片高地。德国人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它夺过去。战斗打响了，德军坦克向我们进攻，但我军的炮火打得它们寸步难行。德国人退了下去。在开阔地带，我们一个炮兵中尉受伤了，他叫科斯加·胡多夫。几名卫生员冲上去想把他救回来，结果都牺牲了。两条救生犬爬过去（我在那儿生平第一次看到这种狗），也给打死了。这时，我一把扯下棉帽子，挺直身子站立起来，先是小声，然后就高声唱起一支我们在战前最喜爱的歌曲《我陪伴你去建立功勋》。双方的人员——我们这边和德国人那边——全都安静下来。我跑到科斯加跟前，弯下腰，把他抱上小雪橇，拉回我方阵地。我一边走一边暗自想：‘只要不打后背就行，宁可让他们打我的脑袋。’可是直到我把伤员拉回我们阵地，敌人连一枪也没开……
“那时发给我们的衣服根本不够用：因为衣服总是沾满血迹。我救的头一个伤员，是上尉贝洛夫，最后一个伤员是谢尔盖·彼得洛维奇·特罗菲莫夫，迫击炮排的中士。一九七O年，他来我家作客，我把他头部受伤的地方指给女儿们看，那儿落下一块很大的伤疤。我从炮火下一共救出了四百八十一名伤员。有个新闻记者算了算：整整一个步兵营……”
杀人的技术在不断改进，可救人的办法却一成不变——依然要把伤员背在背上运回来。我没有看到过她们在激烈的炮火下怎样背伤员，可是有一次我亲眼见过一群强健有力的男子汉从火车车厢往下卸粮食：扛起六十到八十公斤重的麻袋包（等于人的平均体重），他们的衬衫湿得都能拧出水来。这是个愚蠢的比较，可是我却好象亲眼看到了我所陌生的战场救护工作。我还了解到这样一个秘密：受伤的人通常要此本身的体重重得多，何况是在枪林弹雨之中。
“我们来到前沿阵地，仿佛比那些年纪丈一些的人还能吃苦。我不知道这现象该如何解释。我们把男人背在身上，而他们体重要此我们重两、三倍，除了他本人的体重，还要背他的武器、他身上的军大衣、大皮靴。八十公斤的重量压在身上，一点点往回爬。放下这一个，马上去背下一个，又是七、八十公斤……每次冲锋都得这样背五、六次。而我自己却只有四十八公斤一—一芭蕾舞演员的体重。真不能相信，我们那时怎么能做到这一点……”（斯特列尔柯娃，助理军医）。
薇拉·萨弗隆诺夫娜·达维多娃在战争开始时刚好从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毕业，确切地说——她们是四一年七月六日被授予毕业证书的。她当即申请上了前线。她奉命跟着特工分队秘密前往敌后，走遍了整个白俄罗斯的游击队通道。战后她在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所工作。
“作为史学工作者，我长期从事战争的研究。”薇拉·萨弗隆诺夫娜讲述说：“我在自己制订的诸多研究选题中，自然选定这样一个题目；是什么原因促使女人参加战争的？我认为，这涉及到我们民族的特点。当我们的妇女看到她们的国土要沦丧、民族要灭亡时，她们是不能心安理得地给孩子洗澡，心安理得地烧饭做菜的。另外，妇女解放， 男女平权，在战争初期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比如，我们在战争第二天就从学校跑到了兵役委员会：‘让我们上前线吧！’其实，我们对前线是怎么回事和为什么上前线还很糊涂。不用说，我们被拒绝了：‘去吧，先去通过国家考试。’“我们通过了考试，又来申请上前线。姑娘们都提出了申请……当然，战争，这绝对不是女人的事情。男人才把战争变成自己的职业。女人不可能适应这种职业，尽管她们天生具有适应才能，在吃苦耐劳方面此男人强好几倍，尽管她们是母亲，她们必须保卫、守护自己的孩子，她们比男人更富于韧性——这是她们的天性。然而，她们终究不能习惯战争。
“我们在四二年越过前线，驻扎在一片坟场附近。我们知道，德国人距离我们只有五公里远。这天夜里，他们一个劲地发射伞式照明弹。照明弹一发接一发，此暗彼明，把很大一片地照得通亮。排长把我带到坟场边，指给我看照明弹是从哪里发射出来的，那儿是一片灌木丛，里面可能有德国人。虽说我不害怕死人，从小就不怕坟地，可我那时才二十二岁啊，又是第一回站岗，所以两个钟头里吓得够呛。结果，早晨我发现了一绺初生的白发。我站岗时，眼睛紧盯着那片灌木丛，它簌簌作响，摇摇晃晃，我总觉得好象有德国鬼子从那里走出来……
“深夜里在坟场站岗，这难道是女人干的事吗？我们现在完全是用另一种感情来看待这一切了。男人们对待一切都比较简单，他们往往就是这样想的：该站岗了，该射击了……而对于我们，这毕竟太难以接受了，因为我们有女人的天性。当然，我们全都迫使自己适应战争，迫使自己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可是却要付出十倍的艰辛。
“男人们出于自己的天性，是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事物。我的一位女友的女儿不久前埋怨她的丈夫：‘唉，他居然不记得我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了。他不再爱我了……’是的，男人在这方面是无所用心的：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对于他们是自然而然的。男人对待感情有另一种标准。所以，谈到战争中的女人，必须考虑和顾及到我们女人的心理……
“不过，在危急的情况下，女人，这类柔弱而冲动的造物，却显出比男人更有力更善于忍耐。我们常常一口气急行军三、四十公里……马匹累倒了，男人们支持不住了，而女人却一边走，一边唱。姑娘们能从战场上把身强力壮的男子汉汉背回来，而且四肢不会动弹的男人显得更加沉重，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难以置信的……”
好多年过去了。当薇拉·萨弗隆诺夫娜用见证人和史学工作者的目光来回首往事时，仍然感到惊讶：她当年怎 么会做到这一点的？她们又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但她们的路确实走下来了，困难克服了，仗也打下来了。这种女性的自我牺牲行为，从道德上看真是无法估价。
尼娜·弗拉季米罗夫娜·克维连诺娃（上士，步兵连卫生指导员）回忆说：
“有关部门不批准我上前线，嫌我年龄小，我当时刚过了十六周岁，离十七岁还差得远呢。我们家有个邻居被征召了，她是个医助。拿到通知书，她就哭个不停，因为她家里还有个很小的男孩。于是我跑到兵役委员会对他们说；‘让我代替她去吧……’“战士们有的送我面包干，有的送我方块糖。他们总觉得我可怜。那时我还不知道我们有‘喀秋莎’炮，它就伪装着隐蔽在我们后面。它开始射击时，真是天摇地动，火光四起。刹那间，我都惊呆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喧嚣和闪电般的火光把我吓坏了，我一头栽进水洼中，军帽也丢了。士兵们看了捧腹大笑：‘你怎么了，小尼娜？你怎么了，亲爱的？’“常常进行肉搏战……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呢？记得最清楚的是敌我双方肉搏时的骨头折裂声……肉搏开始了：立刻出现了这种骨头折裂声，软骨咯咯响，坚骨咔咔响。每次冲锋我总和士兵们一块儿上去，当然是跟在后面，稍稍靠后。所以我什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
“战后我回到土拉老家，那时已经多年不打仗了，可我还是经常大喊大叫。妈妈和妹妹就常常深夜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