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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林娜 德米特利耶夫娜 扎波尔斯卡娅是在军队里遇上战争的，她是部队的电话接线员。她所在的那支部队驻扎在鲍里所夫，战争开始后没几个星期就打到那儿了。父母住得并不远，她完全可以回到他们身边，一同向后方撤退。但她作出的是另一种选择，象她的女伴们那样。
“我随着自己的部队撤出了鲍里所夫，”加林娜 德米特利耶夫娜讲述到，“我来又撤到摩基廖夫。德国人在向这座城市狂轰滥炸，特别是机场。而我们就在机场一带建立起通信站。轰炸不分白天黑夜，真是凶猛得很。大批的部队不断地后撤……”
“这时，全体姑娘们象一个人似的，唰地同时向前迈出了一步。我们一共十二人，一直决心保卫祖国。”
“我们没日没夜地干。士兵们把发凡和送到电话总机旁，我们匆忙吃点，在总机旁打个盹儿，然后继续工作。根本没时间洗澡，我只好提出着的请求：”姑娘们，把我的辫子剪了吧……”
战火还没烧到古比雪夫州布祖卢克市，莲诺契卡 雅科夫廖娃就急着申请上前线了。“现在还叫你莲诺契卡，没有叫你莲娜呢，你怎么申请上前线了呢？你妈妈会舍不得的……”邻居大娘们都这么劝到。
可是，小姑娘哪能劝得动呢？诸位一定都记得尤里亚 德鲁宁娜的诗里是怎样写的：
我少年时就走进肮脏的闷罐车，
加入步兵梯队和卫生排。
隆隆的炮声我们充耳不闻，
四一年的一切全都司空见惯。
我从课堂走进潮湿的掩蔽部，
因为不论是“美妇”还是“圣母”“亲娘”，都不如“俄罗斯”这名字
更加使我亲切，向往。
叶莲娜 帕夫诺夫娜 雅科夫廖娃（准尉 忽视）讲述到：
“……当我们重新找上门去时（我记不清那是第几次了），兵役委员会总算没有把我们赶出去。 好吧，就算你们学到了一些专业知识，就算你们能当忽视和司机……可是你还能干什么？你们在战场上能干些什么？……‘我们不相信我们只会给人家添麻烦。我们能干什么？在我们面前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只想打仗，这就是一切，我们还没想到过：打仗，就是做些具体的必不可少的事情。兵役委员会提出的这个问题一下子弄得我们狼狈不堪。”
“我和另外几个姑娘一块儿进了护士训练班。训练班要求我们至少学习六个月，而我们坚决表示：不！时间太长了，对我们不合适。还有一个学制只有三个月的短训班。说实话，三个月我们都认为太长。好在这个短训班就要毕业了，我们便申请参加考核。只学习了一个月，晚上在医院实习，白天上课。一通过考试，我们立刻被派到兵役委员会。就这样，我们总共只学了一个月多一点……”
“但是，并没有把我们派到前线，而是派到了医院。那是在四一年八月底。次年二月，我离开了医院，准确的说是逃出来的，开了小差。我不可能公开提出来。我身上没有证件，也没带任何物品，就这么钻上了卫生专列，写了一张纸条留给院长：‘我不来值班了，我上前线了’就是这样……”。
鲍里索夫市的玛利亚 谢苗诺夫娜 卡丽贝尔达（上士 通信兵）回忆说：
“要是我永远不干通信兵，也许我永远也说服不了自己，因为我不明白这工作也是战斗。有一回，师长来看望我们，我们整装列队。在我们中间有个顾念叫玛伸卡 松古诺娃。这位可爱的玛伸卡一步跨出队列，说：
“将军同志，请允许报告。”
将军回答
“好，你说吧，松古诺娃战士。”
“列兵松古诺娃请求接触她的通信勤务工作，派到射击岗位上去。”
“可是你们还能干些什么？你们在战场上能干些什么？……”
我们不相信我们会给人家添麻烦。我们能干些什么？在我们面前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只想打仗，这就是一切我们还没想到过：打仗，就是需要做些具体的必不可少的事情。兵役委员提出的这个问题一下子弄得我们狼狈不堪。
“我和另外几个姑娘一块儿进了护士训练班。训练班要求我们至少学习六个月，而我们坚决表示：不时间太长了，对我们不合适。还有一个学制只有三个月的短训班。说实话，三个月，我们也认为太长。好在这个训练班就要结业了，我们便申请参加考核。只学习了一个月，晚上在医院实习，白天上课。一通过考试，我们立刻被派到兵役委员会。就这样，我们总共只学了一个月多一点……”
“但是，并没把我们派到前线，而是派到了医院。那是在四一年八月底。次年二月，我离开了医院，干脆说吧，我是逃出来的，开了小差。我不可能公开提出来。我身上没有证件，也没带任何物品，就这么钻上了卫生专列。写了一张纸条留给医院：‘我不来值班了，我上前线了。’就是这样……”
鲍里索夫市的玛利亚·谢苗诺芙娜·卡丽贝尔达（上士，通信兵），回忆说：
“要是我永远不干通信工作，也许我永远也说服不了自己，因为我不明白这工作也是战斗。有一回，师长来看望我们，我们整装列队。在我们中间有个姑娘叫玛申卡·松古洛娃。这位可爱的玛申卡一步跨出队列，说：
‘将军同志，允许报告。’
‘将军回答：
‘好，你说吧，松古洛娃战士，说吧！’
‘列兵松古洛娃请求解除她的通信勤务工作，派到射击岗位上去。’“您知道吗，我们当时全是那样。我简直无法用言词表达，来说明我们那时的心情。我们情绪很大，认为我们所干的这项工作——通信联络，太平淡了，简直是在贬低我们。我们只想到最前沿去。
“ 将军的笑容倏地收敛了：
“‘我的小姑娘们呐！（您要是能瞧见我们当时那副模样就好了――一个个吃不好，睡不安。师长显然已不是作为师长，而是作为父亲来跟我们谈话了。）你们也许还不明白自己在前方的作用。你们，就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军队没有通信联络，就好比一个人身上的血液不流动……’“玛申卡·松古洛娃又是头一个按捺不住自己：
“‘将军同志！列兵松古洛娃象一把刺刀，时刻准备执行您下达的每一项战斗任务I’“后来我们就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刺刀’，一直称呼到战争结束。
“一九四三年六月，在库尔斯克战线，上级授予我们一面团旗。当时，我们这个团，第六十五集团军一二九独立通信团，已经有百分之八十是女子了。我很想同您讲讲——我们那时是什么情形，我们心灵深处产生了怎样的想法您是想不到的。我们团长接过旗帜，发出命令：‘全团官兵，单膝下跪向团旗致敬！’这时，我们所有的女兵，是多么幸福啊！因为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现在将和其他各团队一一坦克团、步兵团……完全—样了。我们站在那儿哭着，个个都泪如泉涌。我们真是太幸福了。把任何任务都交给我们吧，因为我们的祖国正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要对您说的，也许您现在不会相信。我那时因为工作紧张过度，积劳成疾，浑身都是病。我患有夜盲症，这是由于吃不饱饭和神经性疲劳过度引起的。可是授过团旗后，我的夜盲症居然好了。你想想吧，第二天我就没病了，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整个身心都受到一次振奋……”
在这里我又想起了—位游击队女护士的故事，她现在是白俄罗斯国立卫国战争博物馆的讲解员，叫薇拉·谢尔 盖耶夫娜·罗曼诺夫斯卡雅。虽然她讲的不是战争初期的事件，但她说的事儿仍使大家想到了那些事件，而且在每个故事里，你都能发现新的、出人意料的细节，这些细节格外确切、格外全面地传达出那个岁月的气氛。
薇拉·谢尔盖耶夫娜·罗曼诺夫斯卡雅说：
“我所在的游击队并入了红军正规部队。阅兵后，我们被通知上缴武器，干别的工作。我们很纳闷：怎么回事啊？战争还在进行，仅有一个白俄罗斯得到解放，我们怎么能交出枪支？！我们每个人都想把仗打下去。于是我们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们那儿所有的姑娘都来了……我向他们表示：我是护士，请把我派上前线。兵役委员会的同志许诺说：‘好吧，我们一定考虑您的要求，等需要您的时候，我们马上通知您。您先去工作吧。’“我等啊等……可他们根本没来找我。于是我又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一连跑了好多次。最后，他们对我说了实话，护士已经太多了。再不要护士了，不过明斯克市正需要人清理废墟……
“您要问，我们那儿的姑娘们都是些怎样的人？我们游击队有个叫切尔诺娃的，已经怀孕了，还把地雷夹在腰里，紧靠着胎儿卜卜跳的心脏。通过这件事您就可以清楚了，我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又何必说？我们从小就受这种教育：祖国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祖国。我还有一位女友，她带着女儿走遍全城，在小姑娘裙子里，好几层传单裹在身上。女儿举起小手，央求妈妈：‘妈妈，我太挤了……妈妈，我难受……’这时大街上布满了德寇和伪警。
“孩子们也参加了战斗……我们把他们带到队伍里来，但他们毕竟是孩子。当我们被围困时，大家意识到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决定把孩子们撤出前线。可是他们还是从儿童收容所跑回前线来。在路上他们被敌人抓住，但他们还是逃出来上前线……
“当时是怎么回事？还要过好多年，这段历史才会弄清楚，您想想，一个孕妇带着地雷走路……而她还在等着自己孩子的降生……她热爱生活，她想活下去……可她还是那样做……”
用什么话来解释这种热情呢？托尔斯泰把它称做“潜在的爱国主义热忱”。而她们谈起自己来倒简单得很：“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又何必说呢？我们从小就受的这种教育：祖国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祖国。”但我们却必须弄明白这些，要把—切都搞清楚，因为我们是她们的后代，她们的子孙！
我一边听录音，一边浮想联翩……不，我不能设身处地地想问题。我怎么有权在这里谈自己？如果用“我”去度量“她们”，那就不能仅仅是记录，而且还要体验：当年这是怎么回事？我想象着，仿佛亲眼看到她们如何进入弥漫着士兵烟草味的闷罐车一一这些姑娘，头发剪得象男孩子，穿着清一色的军服，不合体的空落落的军大衣，显得那么笨拙、难看。她们还不肯当着女伴的面流眼泪，不好意思接受母亲长时间的拥抱：要知道，她们这是在开赴前线哪！
据她们今天回忆，当时在火车上，年纪稍大的女人都心事重重，默不作声，而她们年轻人一路上又唱又笑。我问她们，她们上前线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回答是一样的：高唱心爱的歌曲。对此我觉得奇怪。她们当时哪懂什么战争？十七八岁的姑娘怎么可能懂得战争？
比如，医士玛利亚·瓦西里耶夫娜·季霍米洛娃回忆说，她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才从护校毕业，分配到列宁格勒地区的一家乡村医院。她刚刚到任，安顿下来，——
“我立即被召到兵役委员会，得到通知说：‘给您两个钟头时间，收拾一下，要派您上前线。’我急忙整理行装，把所有东西都装进一只小手提箱里。”
“您打仗随身带的是什么？”
“糖果。”
“什么？”
“满满一皮箱糖果。先前派我到农村工作时，发给了我安家费。一有了钱，我便用这钱统统买了巧克力糖，整整装了一皮箱。箱子最上面放了一张护校同班同学的合影，上头全是女孩子。
“我到兵役委员会报到。兵役委员问我：‘把您派到哪儿去呢？’我反问他：‘我的女伴要去哪儿？’——我和她是一起到列宁格勒来的，她在邻村工作，离我十五公里远。兵役委员听到我的话笑了：‘她恰恰也是这样说的。’”
明斯克地区贝列金诺中心区的塔玛拉·伊拉利奥诺夫娜·达薇多维奇（上士，司机）还记得这样一件事：
“……我是从司机训练班出来的，学了六个月开车。我是个教师（战前我读过中等师范），但根本无人间津，战场上谁需要教书的？需要的是军人。我们训练班里有很多姑娘，能配备整整一个汽车营。
“有一天外出训练……我一想起这事就不由自主地要流泪。那时在春天。我们打完靶返回营房。我在野外采了一束紫罗兰花，很少的几朵。我采来后，把它绑在枪刺上，就这样一路走了回来。
“回到营地，指挥员召集大家列队，然后点到我的名字。我站了出来，可我忘记枪刺上还扎着一束紫罗兰花。指挥员开始厉声训斥我：‘军人就应该是军人，而不是采花女……’他弄不懂，在这种严酷环境中我居然还有心思想到花儿。
“可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