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馆里不知怎的盯上了我，我起初很不好意思。后来他走了过来，通过译员请求丘达叶娃太太接受他的采访。不用说，我感到惶惶不安。我想，我能跟他谈什么呢？我能说的，只能是在博物馆每天都讲的东西。而他显然对这些不会感兴趣。一开始，他当然对我说些恭维话：‘您如今看上去还那么年轻……您是怎样经历战争的？’我对他说：‘这恰恰证明了，——如果您能理解的话，我们是在非常小的年纪上前线的。’可是，使他激动的是另一件事。
“他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在他心目中，西伯利亚是天涯海角。‘不’我猜透了他的用意：‘看来，最使您感兴趣的是，当时是否发出了全民总动员，为什么我，一个女中学生，也上了前线？’他点了点头，承认我说对了。‘那好吧，’我说，‘我这就来回答您这个问题。’我就向他讲了我全部的生活经历……
“我母亲是什么样，我一点都不记得。她早就死了。父亲当过新西伯利亚县委特派员，一九二五年，他被派往他老家那个村子征集粮食。当时国家很需要粮食，而富农们却把粮食藏起来，宁可让粮食烂掉。我那时才九个月。母亲想和父亲—起回老家，于是父母就一块儿回来了。妈妈把我和姐姐带在身边，因为那时没地方寄养我们。爸爸曾经为当地一个富农家扛过长活，他晚上在会上吓唬从前的东家说：我们知道粮食藏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们不主动交出来，我们找出来可就要全部拿走。
“会开完了，我的所有亲戚都聚在一块儿。我爸爸兄弟五个，后来他们全都和爸爸一样，没有从卫国战争中活着回来。当时，他们坐在一起欢宴，吃西伯利亚的传统饺子。长凳是直着朝窗户摆放的，……母亲正好坐在窗前，一边是窗户，另一边是父亲，父亲这次恰好没靠窗子坐。那时是四月份……可是在西伯利亚，这个时节还是很冷的。母亲大概觉得身上冷（我是到后来，长大以后才明白的），她站了起来，披上父亲的羊皮袄，解开胸怀给我喂奶。这是传来‘半截枪’（为便于携带而把枪筒截去一段的步枪。）的枪声，开枪人瞄准的是我父亲的羊皮袄。……母亲只来得及说了声：‘孩子她爸……就失手把我掉在滚烫的饺子上。那时她才二十四岁……
“我的祖父后来当了本村的苏维埃主席。他是被敌人用毒药毒死，又扔到河里的。我保存了一张照片，是安葬爷爷时拍的。在灵柩上方有一个挽幛，上面写着：‘他死于阶级敌人之手。’“我父亲是国内战争的英雄，反击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的铁甲列车指挥员。一九三一年他荣获红旗勋章。那时，这种勋章是极少的，尤其是在我们西伯利亚，这是莫大的荣誉和尊贵。父亲的身上有十九处伤，简直没一块好肉了。母亲曾经介绍介绍说（当然不是给我讲，是给亲戚们讲），捷克白匪那时判处父亲二十年苦役。母亲请求与父亲见一面，当时她正怀着我姐姐塔夏，已经是最后一个月了。在监狱里有一条很长的走廊，坏蛋们不让妈妈从这儿走着过去看父亲，命令她：‘布尔什维克母狗！爬过去吧……’她再有几天就要分娩了，就这么在长长的水泥走廊上朝父亲爬去。他们就是这样安排我父母相会的。妈妈简直认不出父亲来，他的头发全白了……
“既然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眼前有这样的父亲，当敌人又来糟踏我们的国土时，我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地在家安坐？父亲真是饱经风霜……三七年有人告他的黑状，陷害他。后来他设法求见了加里宁，于是他的名誉得到了恢复。我父亲的名字可以说无人不知……
“您想象一下四一年的情形吧。我还记得中学时代最后一次下课铃。那时大家都有自己的打算，有自己的理想，唉，这就叫女孩子。开过毕业晚会，我们坐船去鄂毕河上的一座小岛。我们离开市区时，城市还是老样子，样样都很正常。我们是那么快乐而幸福……象俗话所说的，都是没被男人吻过的黄花少女，我们这儿甚至连男孩子也看不到。一直玩耍到天色破晓，我们才离岛回城，‘而这时整个城市已经沸腾了，人们都在哭。到处在议论：‘战争！战争！’所有的无线电广播都开着。我们却一点也不明白：什么是战争？我们是那么幸福，酝酿着各自的打算：谁上哪儿学习，选择什么职业……可是突然冒出了一个战争！成年人在哭，可我们一点都不害怕，我们彼比安慰，要不了一个月，‘我们就会敲碎法西斯的脑袋瓜！’——这是战前大家都爱唱的一支歌：我们即将越过国境去追歼敌人……一直到家家户户都得到阵亡通知书时，我们才开始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州小。
“我父亲开始没有被批准上前线。但他一次次到兵役委员会去。父亲终于走了。他身体不好，满头白发，患肺结核，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的。对他来说，年龄又算得了什么？他还是走了，而且参加了钢铁师团，即当时所说的斯大林师团（斯大林的名字意为“钢铁”。—一译者注）。师团成员很多都是西伯利亚人。我们当时也是这样想的，没有我们，战争就打不下去，我们必须参战。快快发给我们武器吧！我们也跑到了兵役委员会。二月十日，我上了前线。继母痛哭着说：‘瓦丽娅，你不要走……你能行吗？你还这样小，这样瘦弱，你算哪一门武士呀？’我从小得过佝偻病，持续了好多年。那是在我亲妈被打死后得的，直到五岁我连路都不会走……可是我的勇气也正是由比而产生的。
“我们坐在闷罐车里走了两个月。两千名姑娘，装了整整一趟军列。每节车厢里都有指挥员，指导我们训练。我们学习了通信联络。列车开到乌克兰，我们在那儿第一次遇到了轰炸。我们当时正在进行卫生检疫和洗澡。我们洗澡时，那儿有位大伯在值班照管澡塘。我们在他面前洗澡，真难为情，就是嘛，我们都是些姑娘，十分年轻的女孩子，可是轰炸—开始，我们全都奔到那位大伯跟前求救。我匆忙穿上衣服，用一条毛巾包住头，我这条毛巾是红色的，我们—奔出澡塘，一个上尉，简直还是个大男孩，冲着我就喊起来：
“‘姑娘，快到避弹所里去！把毛巾摘掉！注意伪装……’“而我却从他身边跑开了：
“我没什么好伪装的！妈不许我披着湿头发到处跑。’“轰炸过后，他找到了我：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指挥员。’
“我不相信他：
“‘你当我的指挥员，还不够格吧？……’
“我跟这位年轻的上尉吵了起来。这个大男孩，顶多只大我一岁。
“发给我们的军大衣又肥又大，我们穿上这种大衣，臃肿不堪，活象捆庄稼。走不成路，动不动就摔倒。开始，适合我们穿的靴子也没有。靴子不是没有，可全是男人的尺码。后来给我们换了一种靴子一—靴头是红的，靴筒是黑色厚帆布的。这下我们可神气十足了！
“我们都很瘦小，套头上装穿在我们身上，简直象条大袍子挂着。凡是会针线活儿的姑娘，就能穿合体的衣服。再说，我们还有别的要求。到底是姑娘家！司务长来给我们量身材，弄得我们哭笑不得。这时，营长过来问：‘怎么样，司务长把你们的必需品都发了吧？’司务长只好支吾着：‘量了……会发给的……’“我在高炮部队当通信兵，天天在指挥所值班，搞通信联络。如果不是得到父亲阵亡的消息，也许一直到战争结束我还会当通信兵的。得到噩耗后，我就向上级申请：‘我要报仇，我要清算法西斯欠下我的血海深仇。’我想杀人，想复仇，想开枪……虽然上级劝我，说炮兵部队的电话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电话听筒可射不出子弹……我向团长写—了申请报告，他拒绝了。于是，我考虑了一下，直接给师长写了信。师长克拉斯内赫上校来到我们团，集合起全体人员，间道：‘想当炮长的姑娘是哪一—个呀？’我站了出来。我是什么模样啊！小小的个子，细溜溜的颈子，而且还挂着一支冲锋枪。枪很沉，有七十一发子弹……可以想见，当时我是怎样一副可怜相……师长看了看我，说：‘你想干什么？’我对他说：‘我想射击。’我不知道师长在想些什么。他久久地打量着我，然后猛地转过身子，走了。‘完了’，我想，‘没指望了，准得拒绝。’不料过了一会儿，团长跑过来对我说：‘上校同意了。’……
“我进行了速成训练，时间非常短，只有三个月。我就这样当上了炮长。确切地说，我被吸收进一三五七高炮团了。最初那段时间，炮声震得我从鼻孔和耳朵往外出血，肠胃痉挛得厉害……夜里还不怎么可怕，最可怕的是白天……好象飞机就冲着你飞来，直对着你的大炮飞来。而且紧跟着你不放松，要把你在顷刻间整个儿地化为乌有。这真不是姑娘们该干的事……我们先是操纵80毫米炮，这种炮在莫斯科防空战中表现出色，后来又用它去打坦克了。于是又配给我们37毫米炮。我们当时在尔热夫一线，那儿战斗相当激烈……春天，伏尔加河上的冰破了……你猜，我们瞧见了什么？我们看到河上漂浮着一大块冰，冰块上有两三个德国鬼子和一个俄国士兵……他们死的时候还互相紧紧抱在一起，然后在这块冰上冻住了，这块冰整个儿地成了血红色。你们想想吧，伏尔加母亲河遍体都被血染红了……
她正说在兴头上，突然叹了口气，不说了。她解释道：“我讲不下去了……让我歇一歇吧，……太难受了……萨莎常常劝我服上两片镇静药片，这样我才不致于大哭大叫……
“听瓦丽娜讲这些，我想起了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亚历山得拉·费多洛夫娜开始说：“特别有一件事，使我们大家极为震惊。我们听说，有一位老年妇女，每天都打开窗户，用小勺子向马路上泼水，一次次，越泼越远。起初人们以为：‘哦，她大概神经不太正常。’在围困期间无奇不有，可是人们到她家去，才弄清是怎么回事。你们听听，她是怎么说的：‘如果法西斯进了列宁格勒，走在我们的大街上，我就用开水浇他们。我老了，再不能干些什么了，可我能这样，拿开水来烫死他们。’她这是在演习……这是个颇有点书呆子气的老妇人。我直到今天还记得她的模样。
选择了她力所能及的斗争方式。你们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形吧……敌人就在眼前，纳尔弗城门一带正进行战斗，基洛夫工厂的车间每天遭到扫射……人们在似乎是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仍在想方设法眼敌人斗争，这种事例太多了。这种精神特别感动人。”
“我从战场上回来，成了残废，”瓦莲京娜·帕甫洛夫娜继续讲她自己的经历，“一块弹片击中了我的脊背。伤口不大，可是我却一下子被掀到远处的一个雪堆里。我本来就一连几天没能烤干自己的毡靴——不是缺少柴禾，就是轮不上我烤火。因为炉子太小，而围着炉子的人又很多。结果等我被人发现时，一条腿已经冻坏了。幸亏我在被雪埋住时，还能呼吸，于是在雪堆上形成了小洞洞，被军犬发现了。它们扒开雪层，把我的棉帽交给了卫生员。我的死亡通知书都填好了，——每人都有这样的通知书，人一死，通知书便寄给家属。人们把我从雪里挖了出来，放到帆布帐篷里，我穿的一件短皮袄浸满了血……可谁也没有注意到我的腿……
“我在医院里躺了六个月。医生想把我的那条腿截去，从膝盖以上锯掉，因为我已经开始患坏疽病了。这时我稍微恢复了神智，不愿意作为一个残废人活下来。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谁还会娶我？既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在生活中纯粹是个包袱。谁会要我，废料一块！我决心上吊自杀……我请求卫生员把小毛巾换一条大的……在医院里，大家都爱逗我；‘这里有个老奶奶，老奶奶躺在这儿。’因为医院院长第一次见到我就问：‘哟，你多大岁数啦？’我马上回答他：‘十九岁……快满十九岁了……’他开玩笑说：‘嚯！不年轻，真是不年轻了，已经这么大把年纪了……’“卫生员玛莎大婶也常常逗我。她对我说：‘我会给你大毛巾的，再说你快要上手术台了。不过我还得监视你。姑娘，你的眼神我可不太喜欢。你是不是在动什么坏脑筋呀？’我没话可说……可是，我看到这件事倒是真的：他们要把我送到手术台上去了。我不知道上手术台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一次也没有开过刀，可我却以为，我的身子将被割得支离破碎。于是我把大毛巾藏在枕头底下，想等没人的时候，等大家都睡熟的时候自杀。床架是铁的，我打算把毛巾系在铁床上上吊。可是，玛莎大婶整夜寸步不离地守着我这个年轻姑娘。直到天亮，她哪儿都不去……
“我的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