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治人者的东
西。特别落在巫史的手里的时候，更不必说了，他们都是酋长之下，万民之上
的人。社会改变下去，学习文字的人们的范围也扩大起来，但大抵限于特权
者。到于平民，那是不识字的，并非缺少学费，只因为他限于资格，他不配。
而且书籍也看不见。中国在刻版还未发达的时候，有一部好书，往往是〃藏之
秘阁，副在三馆〃。连做了士子，也还是不知道写着什么的。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
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常看见挂着写上〃敬惜字纸〃的篓子；至于符的驱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着尊严性，那么，知道文字，这人也就连带的尊严起来了。新的尊严者日出不穷，对于旧的尊严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们一多，也会损伤神秘性的。符的威力，也就因为这好像是字的东西，除道士以外，谁也不认识的原故，所以，对于文字，他们一定是要把
持。欧洲中世，文章学问，都在道院里，克罗蒂亚（！^^&^是到了十九世纪， 识字的还只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语，退步到对于旧生活刚够用。他们革新的时候；就只好从外国借进许多新语来。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份、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单是这条门槛，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汉朝的扬雄的喜欢奇字，就有这毛病的，刘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几乎要跳河。唐朝呢，樊宗师的文章做到别人点不断，李贺的诗做到别人看不懂，也都为了这原故。还有一种方法是将字写得别人不认识，下焉者，是从《康熙字典》上查出几个古字来，夹进文章里面去；上焉者，是钱坫的用篆文来写刘熙的释名，最近还有钱玄同先生的照说文字样给太炎先生抄
《小学答问》。文字难，文章难，这还是原来的；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的故
意特制的难，却还想和大众有缘，怎么办得到。但，士大夫们也正愿其如何， 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跟着不尊严了。说白话不如文言的人，就从这里出发。
不过，鲁迅指出文学存在于有文字之前，古代文学乃是不识字的作家所创作的。他说：文学的存在条件，首先要会写字，那么，不识字的文盲群里， 当然不会有文学家的了。然而作家却有的。你们不要太早的笑他，他还有话说。他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的，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 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是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这正是其一。就是《诗经》的《国风》的东西，有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 口相传的。王官们检出它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
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从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一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到现在，到处还
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他传述着童话和故事，
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他提出一句有
力的结论：〃要这样的作品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这作家能写字，同时
也还要读者们能识字以至能写字，一句话：将文字交给一切人。
鲁迅也和其他进步的文艺批评家一般，相信每一种新的文艺思潮，都由
汲取民众的文艺新作风而起的；他说：不识字的作家，因为没有记录作品的
东西，又很容易消灭，流传的范围也不能很广大，知道的人们也就很少了。偶
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旧文学
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
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也却刚健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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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他就对于大众语问题有所交代了。他说到了〃专化呢？还是普遍化呢？〃的问题。他说：中国的言语，各处很不同，单给一个粗枝大叶的区别
就有北方话、江浙话、两湖川贵话、福建话、广东话这五种，而这五种中，还有
小区别。现在用拉丁字来写，写普通话，还是写土话呢？要写普通话，人们不会，倘写土话，别处的人们就看不懂，反而隔阖起来，不及全国通行的汉字了。这是一大弊病；他的意思是：在开首的启蒙时期，各地方各写它的土话，用不着顾到和别的地方意思不相通。我们的不识字的人们，原没有用汉字互通着声气，所以新添的坏处是一点也没有的。倒有新的益处，至少是同一语言的区域里，可以彼此交换意见，吸收智识了；那当然，一面也得有人写些有益的书。问题倒在这各处的大众语文，将来究竟要它专化呢？还是普遍化？ 他说：方言土话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他们那里〈指浙江绍兴）叫
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他们发达上去的，就是专化。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
但专化又有专化的危险。言语学我不知道，看生物是一到专化，往往要灭亡的。未有人类以前的许多动植物，就因为太专化了，失其可变性，环境一改，
无法应付，只好灭亡。幸而我们人类还不箅专化的动物，请你们不要愁。大众是有文学的，要文学的，但决不该为文学做牺牲；要不然，他的荒谬和为了
保存汉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国人做文盲来殉难的活圣贤并不两样。所以我想，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
的，是一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
鲁
评传
他说：几个读书人在书房里商量出来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听其自然，却也不是好办法。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已
有着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不是官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说的吃力听的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展，也是大众语中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简直是主力。他说要在方言里加人新的去，那〃新的〃来源就在这地方。待到这一种出于自然，又加人工的话一普遍，我们的大众语文，就箅大致统一了 （鲁迅一生
游历的地方不多，他并不知道若干省与省的接境边区，如福建的浦城，江西的玉山，浙江的江山，就流行一种近于国语的普通话，而王阳明所教育出来的绩
州话，更是标准的普通话。抗战时期，在西南大后方，也就因为五方杂处，产生了新的普通话，更是替他的作品作注解的^。他说：〃此后当然还要做。年深月久之后，语文更加一致，和'炼话'一样好，比4古典'还要活的东西，也渐渐的形成，文学，就更加精彩了 。，，
鲁迅对于大众自己创作这一点，也有他的独到的见解（开首，不消说，先要觉悟的读书人来做，后来就由大众自己来动手）。他嘲笑有人怕大众如果都会读写，就大家都变成文学家了。这是怕天掉下来的好人；他说：在不识
字的大众里，是一向有作家的。先前是，农民还有一点余闲，譬如乘凉，就有人讲故事。不过这讲者，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较的见识多，说话巧，能够使
人听下去，懂明白，并且觉得有趣。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话来，也就是作品。倘有语言无味，偏爱多嘴的人，大家是不要听的，还要送给他许多冷语、讽刺。
我们弄了几千年文言，十来年白话，凡是能写的人，何尝个个是文学家呢？即使都变成文学家，又不是军阀或土匪，于大众也并无害处的，不过彼此互看作
品而已；还有一种是怕文学的低落。大众并无旧文学的修养，比起士大夫文学的细致来，或者会显得所谓低落的，但也未染旧文学的痼疾，所以它又刚健
清新。无名氏文学如《子夜歌》之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他先前巳经说过。现在也有人介绍了许多民歌和故事，还有戏剧。他举了他在《朝花夕拾》所引《目莲救母》里的无常鬼自传为例，说是因为同情一个鬼魂，暂放还阳半曰，不料被阎罗责罚，从此不再宽纵了。〃那怕你铜墙铁壁，那怕你皇亲国戚……〃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过，何等守法，又何等果决，我们的文学家做得
出来么？这是真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作品，由他们闲中扮演。借目莲的巡行来贯串许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莲救母记》是完全不同
的，其中有一段〃武松打虎〃，是甲乙两人，一强一弱，扮着戏玩。先是甲扮武松，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 ，甲道：〃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给你咬死了 。〃乙只得要求互换，却又被甲咬得要命，乙说怨话，甲便道：〃你是武松，不咬，不是给你打死了？〃他说，比起希腊的伊索，俄国的梭罗古勃的寓言来，这是毫无逊色的。他主张到全国各处去收集，一定有很好的作品可以找到的。
他又指出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象的愚蠢（若干错误的看法，他们不但看轻了大众，也；轻了自己，仍旧犯了古之读书人的老毛病），他说：〃读书人
常常看轻别人，以为较新较难的字句，自己能懂，大众却不能懂，所以为大众计，是必须彻底扫荡的；说话作文，越俗就越好。这意见发展开来，他就要不自觉的成为新国粹派。或则希图大众语文在大众中推行得快，主张什么都要
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这当
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但这样下去，可以成为大众的帮闲的。说起大众来，界
限宽泛得很，其中包括着各式各样的人，但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由他看来，其实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他们要知识，要新的知识，要学
习，能摄取的。当然，如果满口新语法、新名词，他们是什么也不懂；但逐渐的检必要的灌输进去，他们却会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许还赛过成见更多的读书人。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两岁，就懂许多话能说许多话了。这在他，全部是新名词、新语法，他那里是从《马氏文通》或《辞源》里查来的呢，也没有教师给他解释；他是听过几回之后，从比较而明白了意义的。大众的会摄新词汇和语法；也就是这样子，他们会这样的前进。所以新国粹派的主张； 1 虽然好像为大众设想，实际上倒尽了拖住的任务。不过也不能听大众的自｜ 然，因为有些见识，他们究竟还在觉悟的读书人之下，如果不给他们随时拣； 选，也许会说拿了无益的，甚而至于有害的东西。所以，迎合大众的新帮闲， 是绝对的要不得的。
他郑重地说：〃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但这些知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 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家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①他所指示的途径，比上文所引的他写给我的信，更具体更积极些，
也指示了那以后的文艺路向。
笔者有一回，在同济大学的文艺研究会讲演鲁迅的文艺观。我说：鲁迅^ 的杂感不可以呆看，那是因人因地而发的，时地不同，批评的对象也不同，他传 的说法也就不同了。正如孔子的《论语》，其中弟子问仁，他对每一个弟子有
每一种的答案，并不拘于一说的。鲁迅虽曾说过从古语中借用成语的话，但当时人提倡整理国故，读古书古文，要从《庄子》、《文选》找辞汇的时候，他就
提出了异议。周氏兄弟，他们对于中国古书古文的研究，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