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认识水平者，在清季社会中绝非个别。例如“曾文正公”的老太爷，一生视医
药为左门歪道，憎而拒用。虽然他没有留下像周汉、崔晾那样的反洋教“杰作”，
但从他自觉自愿地贡献几个爱子与所谓“窃外夷之绪，奉天主之教”的“粤匪”拚
命，足可肯定他对冲击中国圣道的洋教也决不会喜欢。像如此的、仕宦之
家的人物，科学素质是这个样子，我们不妨再进而看看更晚些时候，专理洋务的官
绅的情况。
美国教士丁韪良在中国最早的洋务学堂京师同文馆任总教习期间，有一次，曾
邀请协助他翻译《万国公法》的总理衙门的四位高级官员，参观拍发电报的操作表
演，其中一位翰林竟不屑一顾地对丁韪良说：“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帝国，没有电
报，已经立国四千年了。”在这种情况下，丁韪良故意拿出几样洋玩具来给他们玩
赏，他们却显得非常有兴趣，花不少时间去捕捉磁性鱼和磁性鹅，抚弄这些小玩艺
儿，几乎不忍释手。鉴此，丁韪良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了这样一个带有报复性的评
价：“在文学上他们是大人，在科学上他们是儿童。”＇注＇
知识阶层的状况尚且如此，小民百姓的科学素质更可想而知。他们深信、传布
并受激于有悖科学常识的反教讹言也就不足为奇了。
讹言的焦点——性
当我们梳理清季繁杂的反洋教讹言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醒目的事
实：“性”简直成了辐接之点。传教士皆被描绘成“淫面兽心”的色中恶魔，宣淫
似乎成为其主要职事，一切宗教仪式和活动简直无不与淫乱相关，且情节传述得相
当具体。例如传布甚广、影响极大的反洋教宣传品《湖南合省公檄》中，这样述说
教士奸淫妇女的情事：
传教人伪为无邪，正襟危坐，妇女皆跪前罗拜之。彼授以丸药，名曰
仙丹，实媚药也。服之，欲火内煎，即不能禁，自就之。而伊与淫，名曰
比脐运气。伊原习房术善战，而妇女亦贪恋而甘悦之，故被采战者视本夫
如粪土。＇注＇
由“天下第一伤心人”（崔（日柬））编的《辟邪纪实》的案证专卷中，辑录了
传教士的诸多罪证事例，绝大部分与性问题有关，多系荒诞离奇之说。譬如，有一
则说是湘潭某人入教，浸洗时感通体舒适，便强其妻和儿媳亦行入教。儿媳心存疑
虑，俟其婆母与传教士入室施洗，自己从楼隙窥其所为，便见到这样的情形：
姑（婆母）与教主对坐，似有羞容，教主含水向空喷之，（姑）遂解
衣赤体卧地。教主亦赤体，以水喷其阴户，手揉其胸。顷有肠自阴户出，
教主则割置小瓶中、复散药入阴户揉之。随对面携手绕水盆数十匝，忽倚
臂反手携绕数十匝。其姑似困惫，教主置卧地，又以水喷之，忽跃然起，
乃携绕如前。凡三次，即与奸合。奸后拉坐水盆，为遍浴毕，复含水喷之，
其姑姑如梦初觉者，乃与教主同着衣出，亦谓通身舒爽。
即使说传教士残害人体，也多离不开性器官、性部位。《湖南合省公檄》中就
有这样的说法：
该教有取黑枣探红丸者，处女名曰红九，妇媪名曰黑枣。探取之法，
传教士嘱从教妇女与伊共器洗澡，皆裸体抱登床上，先揉捻妇女腰脊，至
尾间处，以小刀破出血，伊以股紧靠其际，取其气从血中贯通，名曰握汗，
而妇女已昏迷矣。自为仰卧，则子宫露出。已生子者，状如花开，其间有
颗粒，黑斑脂膜，伊以刀割取入盒；未生产者，如含葩吐蕊，鲜若珊瑚，
伊探其中之似珠者，珍而藏之。其余仍纳入阴窍，而该妇女并不知所为，
但神气消阻，纵以药保不死，而终身不育矣。
对妇女切阴割乳，在反洋教舆论中成为常话，甚至有教方割阴出卖每个关银三
两的具体说法。对男人则割阳，对男童吸取“童精”。说传教士的丑陋腥秽，也多
与性物有关，“经水说是上帝宝，妇女经至争饮了”（即所谓吸“红泉”），“妇
女经水当清斋，涂在脸上都不揩”，“所以夷匪身秽腥，总因经水走脾经”。就连
西方的国家、社会，也被描述成以乱伦为常的肮脏染缸。
不正常的性心理
按照儒家传统的道德原则，性本来是一个言谈禁区，但在反洋教讹言中，特别
是多出自士绅之手的宣传品中，这个禁区却成了鼎沸的热点。这种状况的出现，除
了性与“贞节”问题密不可分，是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所不可回避的原因之外，也与
封建观念的长期禁锢所造成的性心理蒙昧和异常有密切关系。
人类受性心理支配的性行为，一方面体现着动物性本能，一方面受着社会的制
约，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性关系方面有
着慎重、严肃的传统美德，这是我们应该珍视的。但封建纲常礼教的沉重枷锁对于
人们性心理、性活动的禁锢、扭曲，未必较之西方中世纪神权戒律的危害为轻，时
间上则更漫长得多。道貌岸然的“圣人”们造就的防淫杜乱的“法宝”乃“坚壁清
野主义”：男女间不能互相授受，不能握手，不能杂坐，不能同行路，不能互相问
病，甚至夫妻也不得随便接近。别说是宣传性科学、进行性教育，就是连接受起码
性知识的正常途径上都竖立了肮脏与丑恶的示警牌。
这样，一方面造成许多人在性生理方面缺少起码的常识。像上文引证的讹言中
所谓“取黑枣”、“探红九”之说，“吸童精”之说，就是明显的例子。
另一方面，也造成有些人性意识的非常状态，神经过敏，无端怀疑：男女混杂
难免淫乱，神父入室必有隐私。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过分地敏感于他人的某种动机，
往往反映自己潜在的同类动机。特别是对干士绅们来说，出于若辈手笔的文字宣传
品中，对教方淫乱情事连篇累犊、绘声绘色、不厌其详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正反
映了他们自己性心理方面的好奇、冲动和欲望。
清季杰士谭嗣同在其名著《仁学》中揭示了这样的道理：“物藏于筐，惧使人
见，而欲见始愈切”，中国习惯上将性之事“悬为禁厉，引为深耻，沿为忌讳，是
明诲人此中有至甘焉，故为吝之秘之”，这样便如“逆水而防，防愈厚，水力亦愈
猛，终必一溃决，泛滥之患，进不可收拾矣”！其实，“男女构精，特两机之动，
毫无可羞丑”，假如像西方那样予以公开的科学解释，“绘图列说，毕尽无余”，
反而会使人们觉得其事不过如此，也就习以为常了。
他的这种见识，不能不说是体现了先进知识分子启封建思想之蒙的一个方面，
这与相关反洋教讹言所表现出的蒙昧落后思想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尽
管不能排除传教士中确有道德败坏之人，但可以肯定地说，当时反洋教舆论对这方
面的指斥是大大地夸张了。并且，其所依凭的原始“根据”，恐怕主要只是教方大
别于中国礼教的西方男女正当交往方式罢了。
新学的窗口
第十二章 新学的窗口
兴学、办报、开设医院……传教士参与的种种文化事业，为的是劝人
信奉上帝。不过，中国人往往吞下“诱饵”，却不上钩。
自始，来华传教士在传扬福音之外，一直兼负着文化传播的任务。到了鸦片战
争以后，他们更直接参与了众多文化事业，在西学东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中国
从传统步入近代也有一定影响。这是龙与上帝双方刀光血影的冲突之外，呈现出的
另一番景象。
出版与兴学
传教士在华出版事业，始自马礼逊。这个开新教来中国大陆先河的传教士，在
华待了27年，做过不少事，其中以相当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文化活动上。其成果主
要是两大部书：一是《神天圣书》，即他翻译的圣经，这是基督教经典首次以中文
最完整而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再一部是《英华字典》，共六大本，合计4995页，该
书为中国英汉字典的噶矢。此外，英文期刊《中国丛报》和中文期刊《东西洋每月
统纪传》的创办，也是由他倡议筹划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是中国出现的第一
份新型中文期刊。
鸦片战争以后，教会在华书刊出版事业迅速发展，到贝9世纪末，外国人在华创
办的中、外文报刊近170种，约占同时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
或传教士个人名义创办的。比较活跃的教会出版机构不下十几家，出版了数以千计
的书籍。
教方的出版物，可分为宗教性和世俗性两大类，世俗性出版物所占比例越来越
大（20世纪以后情况有所变化）。有材料说明，在同治六年（1867年）以前的五十
余年间，新教在华出版的非宗教著作108种，约占其所出书籍总数的14％，到了19世
纪末，非宗教著作达数百种，增长率明显超过宗教类书籍。即使其宗教类书刊也并
非仅囿于纯宗教内容。从世俗性出版物内容看，囊括的方面相当广泛，中、西社会
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风土人情等无所不包，而各科“西学”始终占
相当比重。
墨海书馆和广学会
英国新教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上海
创办了“墨海书馆”，先后由他和另一英籍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主持
经营一。这是清季早期教会书局中有代表性的一家。除印行布道宣传品外，也翻译
出版过一些科技书籍。最著名的有《续几何原本》，此书系接续明末徐光启和利玛
窦所译《几何原本》的后九卷，由中国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译。他们两
人还合译出版有《谈天》等科技著作。不独李善兰，像华蘅芳、徐寿等中国著名科
学家，都与墨海书馆有关。
该馆的工作曾引起时人的注意和兴趣。当时慕名到这里来参观并留馆供职的王
韬，对馆内的设施和工作情况有这样的记述：
以活字版机器印书，竞为创见。余特往访之。竹篱花架，葡圃兰畦，
颇有野外风趣。入其室中，缥湘插架，满目琳琅……车床以牛曳之，车轴
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书楼俱以玻璃作窗牖，光明
无纤翳，洵属玻璃世界。字架东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不容紊乱分毫。
＇注＇
王韬就是在该馆工作期间，奠定了西学知识的基础。他还曾介绍其友蒋敦复为
英国新教教士慕维廉（Willlam MuirheAd）助编《英国志》，这是在华出版的第一
部英国通史和地理书籍。
“广学会”是新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光绪十三年（1887年）成立于
上海，初名“同文书会”，后改名“广学会”。创办人是英国新教教士韦廉臣（Al
exander Willamson），他和李提摩太先后任督办主持会务。慕维廉、艾约瑟（Jos
ePh Edkins）、林乐知、丁韪良、李佳白等英、美新教教士是主要参与者。该机构
所标榜的宗旨是“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这便是
“广学会”的名称由来。
广学会出版的书籍，自光绪十六年（1890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共约400种，
其中非宗教类者180余种，宗教类者150余种，其余为中间类型者。非宗教类和中间
类型两者占总数60％以上，印数则占总数的80％以上，初版、重印合计共达100多万
册。在非宗教类书籍中，有30余种属自然科学类，其余为人文、社科类。
广学会还出版期刊，以《万国公报》最为著名。这是教方所办中文报刊中历史
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家。该刊多载时事评论及中外重大政事法令，宗教
反而不是主要内容。此刊在维新运动时期影响尤巨，一度发行到近4万份，“几于四
海风行”。
不独《万国公报》，广学会的书籍对维新运动也很有影响。光绪皇帝为了参考
西法和了解西学，找来阅读的129种新书中，广学会出版的就占了89种之多。
傅兰雅的贡献
除了教会出版机构以外，还有一些传教士在隶属清政府的出版机构中任职，亦
不可忽视。
当时清朝官办出版西学书刊的机构主要有两家，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