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何等艰难：
我想，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有两个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若我们想要指出两代人对中国的不同看法的话，我们就必须提到这两个人。
当我父母在我的年纪时，中国并不富裕。甚至人们无法吃饱穿暖。那时的情况非常的困难。因为缺乏经验，中国的领导们没有很好解决一些问题。也许，那段日子是中国发展过程中最艰难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容置疑：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建立了中国人民共和国，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独立和民主乃是中国人长期珍视的目标。所以，人们从心底崇拜他。这种崇拜也带给了人们对中国的深沉的爱。我父母也是这样。那时是文化大革命；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是错误的。但他们以为中国是最好最完美的国家，地位也很崇高。在他们想法中，只要实现计划经济就可以实现宏伟目标，因为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关于市场经济的想法都是右倾修正路线。我的父母只是照他们的指示去做事，而不去想那些指示是错是对。
今天，我们以自己的眼光去看那些日子，我们觉得我们父母从前的想法和行为多少是盲目和狂热的。但如果我们客观看待那个时代，我想，我们应当理解他们。每一代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对年轻一代来说，重要的是去理解而不是批评。我们的上一代是不幸的；他们没有一个好的机会，好的环境来认识自己的价值。但他们的精神，他们对我们国家的爱，给了我们一个好榜样。
我很难想象自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我的学生对学习的态度热切，对我的态度非常尊重。而且他们很聪明。学校虽然不是名校，但中国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口不过占到全部2％，是以即便涪陵的学生们也算是被精选出的一族。事实上我很高兴来到一个低层次的学校，因为这儿的学生有一种未经打磨的质地，为我从所未见。在我从前去的所有地方，教育太早便磨圆了孩子们的棱角——在美国，即便高中生也会谨言慎行，或是愤世嫉俗，怀疑猜忌。教育成了游戏，而学生们是玩家，但在涪陵，人们还远没到那份上。他们的智力还是粗糙的——这儿能闻到乡村的气息，汗水和牲口的气味，闻到夜晚的土壤和即将成熟的菜花，以及四川农村的一切。在他们的思想中有土地的闪光，犹如那围绕在师范学院的周边的坚硬之美，插旗山陡坡上的梯田。
这光彩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闪亮。我们有一个叫科的学生——和许多学生的英文名字一样，他像个谜。他是班上最安静的学生之一，看上去像个中年的农民；矮小壮实，脸被四川的阳光晒得黝黑。他有着农民式的安静的笑容，农民式的谦下的礼貌，他从前就是个农民，直到政府给他发了封信说，他通过了考试，被涪陵师范录取了。现在，他才二十一岁，班上最年轻的学生之一，有一天亚当安排一个作业，十五分钟的自由写作。科埋下头，写到：
我在田里干活。我的那头公牛突然变成了台长着牛首的机器。是以我提前干完了活。因为这个，我被推荐到了镇上的领导那儿。然后我坐飞机去了北京，去向江泽民主席汇报。他不信我的话，因为他没见过长着牛脑袋的机器。他下令把我关到监狱去。在去往监狱的路上，我的牛出现了。它现在是一列火车，长着一个牛脑袋……
我的命运和我不断变形的牛紧密相连。
很走运，在我的火车形公牛的帮助下，我回来了。我到了镇政府上。我的牛，现在变回了一头真的牛，跟着我后面咕噜咕噜说些什么。我听不懂。它又变作了一台电脑，牛首形状的电脑。在电脑屏幕上显示：我的小主人呐，你不适合搞政治。你该到学校里多学点知识。尤其你的英语太差了。只有这样你才能做好工作，过上幸福的日子……
或许，我会听从牛的建议，抛下农活去学习。
这两百多个字里，有很多很多的信息，关于四川的信息，而它又写得那么毫不费力——当然它的文字下面有更多的含义。亚当第一次布置自由写作时，事情并没随他的计划发展。他对全班解释说有十五分钟时间，大家可以“写你想要的任何东西”。
学生们写了。亚当收起了作业。他们写了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亚当收到了四十五份购物清单。我想要台新电视机，一件新衣服，一台新录音机。我想要更多的语法书。我想要我自己的房间。我想要bp机和手机和汽车。我想要个好工作。有些学生列的单子有一张纸那么长。
这不是亚当想要的效果，但好歹这些单子里也有许多关于四川的信息。第二次，亚当细细解释说，你们可以“写任何想要的主题”。
这次的效果很好。科埋下了头写出了上面的文章。亚当和我坚持工作，从我们的错误中学到教训，努力融入到当地的日常生活中去。
1。1 城市
在涪陵没有自行车。在其他方面，它则和其他的中国小城类似——高亢，忙碌，拥挤，脏乱；交通是一团糟，行人们互相推撞；商店总是冗员，摆满商品，街上到处挂着宣传标语；没有信号灯；司机们一刻不停揿着喇叭；电视机的屏幕在狂闪，人们讨价还价；沿着主街有一排模样可怕的树，灰色叶子上布满了煤灰，整个城市都覆盖着煤灰。
没单车的原因在涪陵到处是阶梯，而处处阶梯的原因是城市被紧压在两江交汇处的大山脚下。狭窄的街道从河岸开始延伸，呈z型爬上山坡，看似痉挛一般，而且太陡了，单车用不了。汽车的交通在那些急弯处搅成一团。所以那些长长的石头阶梯才是涪陵真正的大道，承载了这里大部分的交通——逛街的人们拾阶而下，不时停在商店门口瞄瞄看看；搬运工则往上爬，肩膀被竹篓或一捆捆货物压弯。
几乎所有必需品和服务都可在这些台阶边找到。有商店和餐厅，补鞋匠和理发匠。低处有一排阶梯上道教的算命先生成行。另一排则有三个牙医的家，他们在一张桌子上用生锈的工具做事，注射器里有不明的液体，金属盘子里有一排烂牙——像是一种恶心的广告。有时会有个农民停下来拔牙，在一通激烈的杀价之后，会有一群人围观。所有事情都是公众的事儿。一次理发总是伴随着一个观众。每一个买卖的价钱都会被路过的人评论。生了任何病，都可以去找一个露天位的中医，他在某一台阶的高处有个固定的位置。他的立足处有一把凳子，一个装满了瓶子的盒子，还有一张写满了大字的布单：
替您排忧解难
特别治疗：鸡眼，黑痣，耳屎
手术——无痛，无痒，不流血，不影响工作！
涪陵不是个容易住的地方。年长的人在台阶上休息，喘气。要把任何东西运上山都是要累断背的工作，是以城里到处是搬运工。他们用扁担把货物平衡在两肩上，和1800年代中国的情形并无区别，当时英国人叫他们“苦力”，从中文而来的，意思是，“辛苦的力量”。在涪陵这儿，和四川东部的所有江城一样，这些搬运工被称作“棒棒军”。他们身着制服（中国农民的那种蓝色服装），身带交易的武器（竹竿和一圈圈廉价的绳索），他们总是群体出动，相互作伴。和一个棒棒军砍价就如同和一个军团砍价。即便没有激烈竞争他们的工作已足够艰苦，是以他们互相照顾；这里没有正式的公会，然而苦工们非正式的纽带却更显联系紧密。在中午时，当大部分人在休息时，棒棒军们会坐在城中的马路两旁，坐在他们的扁担上，抽烟，聊天，打牌；他们的休闲气氛，与其说是放松，不若说更似战斗的间隙。
他们的大多数乃是偏远山区的农民，到码头来尝试自己的运气，通常情况下，会有他们的妻子或兄弟在家里看田。在冬天里总会有特别壮大的棒棒军洪流，因为那是农村的淡季，农闲季节。但像他们这样的人手哪儿都不缺，在他们那种沉默的无孔不入的存在中，有一种怪异的气氛。他们会一群人站在电视机店门口，盯着一排荧幕墙看。若有一个外国人在街角的排档吃饭，立马会吸引十个棒棒军围看。若在码头发生了什么争吵，他们会立刻聚集起来，所有人身着蓝色，手中握着扁担，非常用心地倾听。偶尔会有个小小的杂技团停留在涪陵，在河边的平滩出扎下帐篷，帐篷前的广告或多或少会主打些脱衣女郎，而总会有一整队的棒棒军往帐篷的缝隙中瞅。一次汽车事故不算真正的事故，直到一组棒棒军赶来观看。他们是一群安静的男人——即便最惨烈的车祸有时也不能让他们开口——而他们也从不介入。他们就只是那样看着。
但看到他们的工作，就足以明白为什么他们老停下休息，因为在这个艰苦的城市里，没有比他们的工作更艰苦的了。运一次货他们大约得到一两块钱——美元和人民币大约是1比8——每次，这些工人大约要往台阶上面运一百磅的货物。他们都是矮小粗壮的人，他们的身体被山城和工作所塑形。在夏天他们赤膊干活，你能看到扁担已把他们肩膀的皮肤磨得如同皮革。在炎热的天气里他们浸透了汗水，在冬天里他们身上冒出水汽。在卷起的裤管下他们的小腿筋肉高高鼓起，好像那儿绑了棒球。
涪陵是个腿的城市——棒棒军粗糙弯曲的腿，老人的罗圈腿，小姐们柳条般的细脚踝。爬阶梯时你得看着自己的步子；你会看到你前面那人的腿。很有可能，在涪陵花了一上午买东西，你也没看一眼这里的建筑。这城市就只是台阶和人腿。
而这里许多的建筑都不值得一看。在乌江的两畔，还有一小块旧城区，在那里，有古老的木石结构的房子，顶上铺着灰瓦。但这片区域在缩小，很稳定地被一众毫无特征的现代建筑所取代。这里有些高楼，七楼或更高，然而和中国许多新建筑结构一样，它们都是用蓝色玻璃和白色瓷砖廉价拼成。而即便你真在涪陵建起座漂亮的新楼，很快它也会在煤灰覆盖下褪了色。
这城市和它生长的土地截然不同，除了那一小片旧城区外，这里没有一点历史的痕迹。旅行穿越四川的乡村是去感受它的历史，多年来人们的劳作给土地塑了形，那许多世纪以来厚积于其中的人类的重量。但四川的城市们总是没有时间感。它们看上去太脏了，不可能是新的，又太丑，如制服般雷同，是以不可能是旧的。涪陵城市建筑的主体看似十年前突然空降至此，而事实上，这城市已经存在有了三千多年。最初，这里是巴国的首都，一个后来被汉族所征服的部落，其后，几乎每个朝代都给它留下一个不同的名字，一个不同的行政中心：在周朝它叫吉安，汉朝叫涪陵，晋朝叫吉县，北周叫汉平，隋朝叫凉州，唐朝叫抚州，宋朝叫葵州，元明时叫重庆，在清朝叫抚州，中国民国1912年成立后，叫作涪陵。
但这些朝代都过去了，几乎没留下一点痕迹。这些建筑可以是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其发展吞没了其历史。这些房子的功用只是为了装人，那二十万人，每天在爬阶梯，在拥堵的交通中奋斗，工作吃喝，买卖。
清晨。一个凉爽的上午，城市被轻霾笼罩。退休的老人在小公园里打太极，在近南门山的地方，这里是中央枢纽地带。涪陵相对显得安静，这是最安静的时分了。已经有了稳定的交通量，总是有许多司机揿喇叭；但道路还不拥堵，城市的噪音还未释放出力量来。这是一个愉悦的早晨。
退休的人们排列成整齐的几排。一只收录机里放着中国民乐，老人们缓慢做着运动，姿势优雅。公园很小，说是公园不如说是城市的休息地来得恰当。这儿有昏迷不醒的灌木丛，筋疲力尽的花儿，以及伤心的草。但它们不是维护得不好，破坏公共财产这种问题，在涪陵是不会有的。问题乃是出在空气，煤灰如毯子般笼罩了城市，把花草都噎着呛着了。几乎没有什么会惨过涪陵的树了，它的叶子灰暗，迟钝，好像刚从阁楼里取出来。
当阳光开始渗透城市的轻霾，城市的轰鸣声开始升起。喇叭声，电视机店铺的吼叫，磁带摊的嘶喊，路旁小贩的叫卖声。在南门山的东边，却突然出现了一个缓期执行，一个截然不同的声音，一个盲人拉着二胡，音乐轻柔而如针刺。
二胡意为“双弦”，这就是全部了。一个简单乐器的简单的名字：一个圆筒状的木质发声盒，盖了层蛇皮，上头一个直挺的把手上有两根弦，延伸到整个乐器那么长。它看上去像是个简陋的二弦的小提琴。但这对弦有宽广的音域，若拉得好，音乐令人心魄。
今天这个盲人就拉得好。他大约四十上下，但脸看起来更老些；黝黑，起皱，双目紧闭。他穿着脏兮兮的蓝色衣服和绿色帆布军鞋。他坐在一张矮凳子上，旁边有块布，写满了歪歪曲曲的字。他九岁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