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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大的区别，是我们现在能说中文了。在秋季时，我开始跟几个同学用中文交流，当我在课堂外碰见他们时。因为他们想听听我学了些什么。而随着时间过去，我发现，这不仅仅是出于新鲜感；像我一样，在说中文时，他们变得截然不同。他们感觉放松多了，而这不单是语言的问题；这也有政治意味。
在亚当父母离开后的一个晚上，我在学生之家吃饭，这时，吉米，莫，还有佐治来了。他们是我最喜欢的几个三年级学生，我们用英语稍稍聊了会儿。他们问到亚当的父母喜不喜欢涪陵，我说喜欢的，除了对干部的印象外。
他们三个靠近来。“为什么？”吉米轻声问道。我用英文回答：“因为他们觉得外办的人对他们不礼貌，而且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
“我们外办干什么了？”
现在我用中文回答，讲了那个故事。在中国，让某个人的父母不愉快，是很大的不尊重，在学生们眼里闪现出失望。我坦率地告诉了他们我对系里的看法，以及那些小事件如何随时间累积起来。莫和佐治都是党员；一年前，我绝不会如此诚实地跟他们交谈。但用中文交谈，让每个人都更自在了，也包括我。
随着我在课堂外与学生的交流更频繁，我发现这种模式多么有用：每当有敏感话题，我们就用中文。这让我惊讶，因为英语本可作为我们的秘密工具——在校园外，几乎没人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用它来讨论上述话题是最安全的，不怕有人听到。但即便在这么一个拥挤的餐馆里，说到关键处，我们转向中文，我们谈到政治，或者性，或者我们和学校的关系。即便最好的学生也经常这么转换语言，尽管他们的英语比我的中文好得多。
终于，我意识到，那惧意，不是说怕别人偷听。关键是他们要觉得舒服自在，因为那些带有不确定性的话题，用他们的本国语言来处理更容易一些。但我也察觉到，真正的惧意，他们真正怕的，是他们自己：几乎所有的限制，都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头脑意识中（自我审查）。英语是在学校里学的，是以它就跟这个教育系统不可区分，跟学校的政治管治紧密联系。当他们说英语时，警钟会自然在他们脑中敲响——这是门学校语言，也是外国人的语言，这双重的背景下，他们已习惯于谨慎了，无论是想，还是说。一旦我发觉到这些限制是内在的，我开始想，对于那些坏干部来说，情形是否也一样。也许，他们只是存在于好干部脑子的一个角落里，一种烦人的畏惧，抵消了每个人的良好意图。
那年春天，几个男学生决定要起英文的姓氏。外国老师们都有中文的姓，中国学生凭什么没有英文的？
我是在某天批作业时开始注意到这个趋势的：谁是这个乔治·贝克·弗罗斯特（george baker frost）啊？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可他骄傲地用大字把大名满满地写在作业纸上端。
我看了作业，发现是乔治写的，他是班里最自命不凡的学生，长得很帅，体育也是最好的。他也是个潮流引领者，很快我开始收到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ster）交来的作业，这个原本叫威利的家伙跟风把自己升级成了威廉·杰弗逊·福斯特（william jefferson foster）。没过多久，威廉·杰弗逊·福斯特说服了自己的女友改名叫南茜·朱尔（nancy drew）（译注：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和游戏的女主角），这是亚当出的主意。接下来，作为班长的莫无法容忍旁人眼中的缺陷损害自己的权威，开始寻访英文姓氏。他向我寻求建议，很快他的作业签上了莫·莫尼（mo money）的大名。
一些男生答应帮助我和亚当提高方言水平，当我们开始在闲谈中使用新学来的词句时，学生之家的人可高兴了。黄能（音译）自豪地说：“你现在是真正的中国通了！”
系里发现这个新动向只是个时间问题，乔治·贝克·弗罗斯特在一天课间把我拉到一旁，作为党员，他跟上边显然有些联系。
“英语系不让我们教你那些词。”他说。
“那些龟儿子，”我用中文说，“他们真牙刷。”
乔治笑了，朝身后扫了一眼。重庆方言里，说某人牙刷是很尖刻的骂人话。在四川其它地方，这个词完全没什么含义，可不知为什么，在东部江岸这个词当作形容词使用，有着很强烈的暗喻。它或多或少是你没用的意思。“我们得小心点，”乔治说。
我本想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不过我还是笑了笑，点头同意。
“也许你离学校太近的时候可以不说那些词儿，”他说，“不然他们会找我们的麻烦。”
我们商量好在教学楼附近搞个停火区，不说方言，不过这种限制不可避免地失败了。这是个危险区——…叫人牙刷比唱圣诞赞美诗更大逆不道——很快，对上边共同的看不惯让我们和学生们更接近了。这时，两种语言的往来交流已经彻底失控了。自打第一学期我们学了乔纳森·斯威夫特之后，学生们就迷上了“yahoo”这个词。它发音像中文，实际上还有点像“牙刷”，yashua。不管什么原因吧，学生们经常说“yahoo”，更可爱的是，他们中许多人的四川口音容易混淆f和h的发音，结果发音成了“yafoo”。黄凯（音译）也是这么发音的，这算是他第一堂英语课。经常，我到学生之家来吃午饭时，他抬头看见我，严肃地喊道：“yafoo！”作为文学教师，我觉得这也许是我最骄傲的成就，我知道斯威夫特要是能看到这个两岁的中国娃娃穿着开裆裤跌跌撞撞地走路、管老外叫yahoo，一定会激动得不得了。
到秋天，亚当开了西班牙语课，导致事态更为复杂。很快，tonto（傻瓜）这个词和牙刷、“yahoo”一样变得无处不在，从教学楼顶讲到学生之家。我都有点为系里的干部感到难过了——他们被这些胡话搞得有多困惑，坏干部们怎样加班加点企图评估乔纳森·斯威夫特和西班牙傻话的政治风险，我只能凭想象了。他们很可能盼望我们赶紧带着这些古怪的词走人，不过那还得要好几个月呢，三门语言、一门方言还有巨大的潜力被滥用。
作为教师，我不再像第一个春天那样觉得不舒服了——那种孤独地站在全班面前的外国人的感觉，今年学生们也不会因为和我一样感到羞耻而低着头了。我很高兴地看到，终于可以和他们在课外聊天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既严肃又诙谐，一种中国式的完美。第一次，学校生活有了人情味，而原来时常让我觉得是既聪明又不幸的人质的学生们，现在在我眼中的形象也越来越完整。
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是琳达，她不觉得自己需要个英文的姓。她也许是三年级学生中最聪明的，前一年，她曾经被提名为候选人，转学去位于重庆的四川外语学院。那可是比涪陵进了一大步，每年少数几个优秀学生被选拔出来转学到那里，意味着他们从此不会再被锁定在成为乡村教师的轨道上。不过，选拔的过程既讲政治，又任人唯亲，琳达没能通过走过场的体育测试，因为一名体育老师从大一就讨厌她。实际上，琳达是女生里体育最好的之一，这种不公平在英语系颇引起了些愤怒，不过大家都无可奈何——那名体育老师说了算。这是校园里肆无忌惮的恃强凌弱被屡屡容忍的一个典型例子，体育系的尤其过分。
琳达平静地接受了结果。她已经习惯了这种无助与坚强的结合——她母亲不久前去世了，那年春天，她父亲正在和癌症病魔搏斗。琳达和她妹妹春天都去看过手相，两次的命相都一样：你父亲很快就会去世。我和亚当认为这正说明人不应该去算命，我们也这么劝琳达。不过，琳达觉得她命中注定，所以平静地接受下来。那学期，她几次周末回家，但仍然保持了常态。即便她父亲病重的时候，她仍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
一天晚上，在图书馆，她让我看她的相册。看学生的相册总感觉很奇怪，因为中国人认为照片里如果没有自己就失去了意义。观看一本也许有50多张本人大头照的相册，就像是自恋癖突然大爆发，对于一个以谦逊闻名的民族，我总觉得这好比坚固铠甲上有个古怪的裂缝。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做出回应：看了50张年轻女士容貌的照片后你该说什么呢？
亚当的策略是看到每张照片都停一下，然后问道：“这是谁？”
“是我！”相册的主人回答。
亚当再翻一张。“这是谁？”
“是我！”
亚当发现这种例行公事好玩得不得了。他一来这招我就不得不离开办公室，以免我听到他第二十次提问后忍不住揍他。我没有他那种耐心，所以我客客气气地尽可能快速翻看了相册。照片都是标准的小姐姿态——经常是在公园里，很少笑；有时戴着帽子、化了浓妆、镜头用了柔化滤光片；拿着花，下巴朦胧地上挑，后背微微弯着。我用五分钟看完两本相册，看完后还给她，说，“很漂亮！”
“不，不算很漂亮”，她说，随后她笑了，“不过够漂亮了。”
我意识到她说的很准确——她是个漂亮姑娘，但没有漂亮到让人分神或是掩盖了她其它方面才能的地步。这是我在涪陵经常发现的那种实用主义的又一个例子，跟美国人相比，这里的人们更有能力冷静评估自己。通常，涪陵的人们会准确地知道自己手中有什么牌。琳达确实运气不算好，但她有她自己的天赋，她会尽自己所能用好它。
另一天晚上，我、亚当、她、莫·莫尼四个人一起吃饭，几瓶啤酒过后，我们开始用中文严肃地交谈。对话转到了天安门广场的民主示威，这在涪陵是个少见的话题。大部分人对1989年发生的事情没什么概念；涪陵有过小规模抗议，学生游行到了南山门，人们还听说了成都和北京发生暴力的模糊传言。不过，几乎没人了解屠杀的规模。少数例外之一是我的摄影师朋友柯先龙（音译），他认真收听了美国之音，知道外国媒体报道死亡人数至少有几百人。
他是我在涪陵认识的最不爱国的中国人之一。我在那儿的头一年，学生们对香港回归激动万分，他就表示了鄙视，将学生的激动归咎于他们的无知和不成熟。令我意外的是，他对民主运动也用同样的词评价。
“所有那些都很愚蠢，”我们谈起1989年学生运动时，他曾经对我说，“学生们批评的许多问题当然存在，但他们懂什么呢？他们怎么能领导国家？学生就是学生。他们丝毫不了解真实生活，因为他们还太年轻。他们还不成熟，也没像老百姓那样工作过，这意味着他们经常抱怨他们所不理解的事情。”
思考过后，我能理解他的观点，至少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国家由21岁的青年们作为自己的道德呼声，这绝不是什么好征兆。不过，中国的这一代21岁青年，居然对不到10年前发生的事情缺乏清楚的了解，这看上去很可怕。
莫·莫尼是党员，不过他并不抗拒这个话题，他没有否认发生过的事情，这也是政府的立场。他知道我的信息很可能比官方消息所说的更准确，争辩镇压的规模也没有什么意义。
“不过你得理解，”他说，“我对那时发生的事情无能为力。并不是因为我不在乎——我希望对那件事能有个交待。但那根本不可能，所以我能做的只是当个好学生，毕业后当个好老师。我想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很多方面，他让我想起了孔老师，他也是党员，有点理想主义色彩。他们俩都对体制最终能自己解决问题抱有信心，他们相信，这需要他们这样的人给予一定的宽容、耐心和忠诚。跟党的理论相比，他们对这种想法的信心更明确：他们这样的人可以——也应该——为社会做贡献，哪怕社会存在缺点。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民主的思路，或者，至少是对从现行腐败体制下发掘出尘封的民主的憧憬向往。他们无法接受彻底拒绝合作的想法。
琳达不是党员，尽管我相信像她这么有才华的人如果自己愿意的话早就入党了。我问她为什么不申请。
“我对入党没兴趣，”她说，“我从没想要入党，现在也不想入。我觉得我们在讨论的是重要的问题，也许有一天我能做点什么。但现在，这太复杂了。”
她平静地说着，我能看出她的回答和莫·莫尼的同样真诚。他们都置身事外，和我在涪陵认识的每一个人一样，但琳达和莫·莫尼的理由不同。莫·莫尼觉得，通过在最低层面参与一点政治，他能克服对更大问题的无力感。而琳达只是有其它事情要操心。她手里的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