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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从深圳给亚当与我写来相当生动的信，描绘那里的人才市场，她得付十块钱去和潜在的雇主面谈。那是个紧张而又昂贵的求职场所，很快的，她和她的姐姐就把储蓄花光。最后，她们把资源组合起来，让安妮的姐姐去人才市场，那儿她得到一个面试的机会，那个工作要求流利的英语。面试让安妮去了，得到了那份工作。她要求一千二的工资；老板砍到了九百；而安妮已被拒绝多次了，接受了这个。
她在毕业前，从未离开过涪陵，现在，突然间，她在这个或许是中国最叫人兴奋的城市里，全靠着自己工作了。在她工作后不久，她写了一封信，描写她在办公室的最初日子。
在头两天里，我们办公室只有一个女孩向我显示出善意；其他人的表现好像我并不存在。我感到很孤单。我想到了你——你刚来涪陵时，肯定感到孤单吧。我鼓励自己，努力去和她们交朋友。我的努力最后成功了；很快就被接受成了她们的一员。
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只有八个人。除了老板（一个老男人）外，其他都是年轻的女孩。她们从三个不同的省来。露露，鲁云，徐丽，莉莉从江西省来；易晓英从湖南来，李娜从四川来。露露是最漂亮的一个，个子最小，很有能力，所有人都喜欢她。鲁云对我很好，叫我想到了艾仁（一个涪陵同学）。徐丽是个古典美人，大多数男孩子打来的电话是找她的。但我不太喜欢她，因为她的话有时很伤人。莉莉是另一个秘书，比我早来了两天。她给我们的印象是又笨又不负责。是以她在办公室里不受欢迎。晓英大概是最关心减肥的女孩。她的电脑很好，而英语很差。我们有一个口头协定，她教我如何用电脑，而我教她英语。李娜是唯一一个可以跟我说四川话的。但四川话很容易懂，所以在我们说的时候，没有一种优越感。
哦，讲到这儿，你还不知道我们公司做什么的。我们公司在几个月前刚从台湾搬来。它的业务有出口服装，珠宝。我的工作是和顾客保持联系，通过写信，传真，接收订单，把单发给工厂，寻找最好的物流公司。因为我对工作不熟悉，露露在这些日子里给我很大帮助。
如果不去深圳，你可以从股市里赚到快钱。涪陵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就在南门山旁，一个巨大的房间，有成排的椅子，人们坐在那儿，望向大电子屏幕上的股票列表。有一阵我经常去那儿，想要跟人们练习中文，但没一人想要聊。他们只是直直盯着滚过显示牌上的钱。
我的许多朋友都有投资，虽然有那昂贵的三千元注册费。过一定时间后，这钱是可以退还的，但这是个很大的数目，人们经常凑起钱来，作为一组来注册。廖老师通过她的一个亲戚投资，而学生之家的那一家人，通过黄小强的妹妹投资。一天下午，他们带了黄凯去营业部，因为每天晚上那孩子都会很兴奋，反复大叫“股票！”，当股票信息在电视上显示时。然而一旦面对着市场的真相——拥挤的人群，闪耀的价格板，噪音，这地方整个喧嚣的能量——他嚎啕大哭，无法安抚，直到他们回了家，那儿熟悉的毛主席画像装饰在客厅墙上。
在1998年的一月9日，一个星期五，我的朋友斯科特克莱默从纽约打电话来，提醒我说，中国的股票市场投机情况很严重。他在华尔街研究新兴市场，而为了我的缘故，他总是留心中国的情况。
那天我跟廖老师上课，我告诉她现在可能是退出市场的好时机。她不以为然——我知道什么呢？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上海指数跌了9。1％，而深圳跌了7。8％。那是中国股票市场历史上最坏的日子之一，而廖老师损失了一千块。黄小强家也差不多。他们在我吃饭的时候告诉我的，而黄凯捡起了一句话，不断在嘴里嘟嘟。“跌了，跌了，”他说。在一周内，他们卖完了所有股票。＇3＇
我下一次跟廖老师上课时，她怯怯地笑着，在她走入办公室时。
“你是对的，”她说。“我忘了你的话，直到那个礼拜一，在我回家看电视后。但那时已经太迟了——市场已关了。后来，我告诉我的丈夫你知道会跌。”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但我在美国的朋友觉得可能会跌。这是他的工作，他很了解。”
“我们应该听的。”
我问她亏了多少，她告诉我了。她说每个人都亏了钱；两年前，股价一直往上蹿，而现在，全年没一个好的月份。我告诉她会一直给她更新克莱默的报料。
安妮可以用到深圳公司的电话，有时她会在晚上给亚当或我打电话。一天夜里，她打来电话，报告说她涨工资了，现在是一千元，而我向她表示祝贺。随着时间流过，我发现这乃是教师工作最让人满意的一个方面：因为从前的学生偶尔会打电话来，报告他们成长与独立的里程碑事件。而他们衡量的基准点经常与钱有关：一次加薪，一次公寓搬迁，一个新bp机。一次某个学生打电话来说他买了部手机。他就手机跟我谈了好几分钟，然后，他顺便提到，他还订了婚。
我对安妮说，如今她的工资和我一样高了，这让她笑出声来。但在电话上听来，她好像有什么好笑的事儿，最后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儿。
“公司在香港有个代理，”她慢慢说道。“他经常来深圳。他是个老男人，他喜欢我。”
“这话是什么意思？”
沉默。我又问了一遍。“他为什么喜欢你？”
“因为我胖。”她在电话那边紧张地笑着。她是个漂亮的女孩，而我知道她在毕业后长了点肉，某个方面来说，那使得她更漂亮了。
“你说他喜欢你是因为胖，那是什么意思？”
沉默。
“他想要你做他的女朋友么？”
“也许。”
“他结婚了么？”
“他离婚了。他在台湾有小孩。但他通常在香港工作。”
“他多长时间来一次深圳？”
“一个月两次。”
“那是个问题么？”
“他总能有办法跟我一起。”
“你会离职么？”
“他说他会帮我在香港找到工作，如果我想要的话。那儿的工资要高得多，你知道。他说去香港的话，能挣多得多。”
我深呼吸一下，想想该如何来处理。“那听起来不是个好主意，”我慢慢道。“如果你想要另一个工作，不该找他帮忙。那只会在未来制造问题。”
“我知道。我想我也不会那么做的。”
“你应该试着回避他。”
“我那么做了，”她说。“而且我告诉同事跟我在一起，如果他来的话。”
“你觉得那是个大问题吗？”
“现在不算。”
“好的，如果那成了个大问题的话，你应该离开那个工作。那情况会很糟糕的。”
“我懂，”她说。“我觉得没那个必要。但这也不是什么好工作，如果我要走的话，我会的。”
孔老师的一个远方堂亲曾被拐卖到了安徽省。那女人不是孔老师的近亲，但他们的姓氏一样。我们在一次课间谈到了她，当我们在讨论贩卖人口的时候。
我问那个女人是否能逃离她的丈夫，而孔老师说他们还生活在一起。她是在1980年代中期被卖的；现在他们结婚已经超过十年了。
“她还算相对满意，”孔老师说。“她的丈夫有点钱。”
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相当吃惊，很显然的——毕竟他是买了那个女人。但除了财务原因外，她不对那种侵犯行为而愤怒吗？
“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怎么认识她，”孔老师说。“但我想，她想要离开丰都。她是从一个特别贫穷的乡下来的，你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说，想要离开那里也不容易。通常她们不是被暴力掠走的——她们是被骗的。有人会允诺给她们在哪儿找个好工作，一旦她们到了那儿，就被当作新娘给卖了。她们远离家乡，毫无办法。我想这就是我堂亲的情况。”
“那她从没回来过？”
“在五年后她回来了。起初她太羞愧——不敢写信。但过了一阵，她给家里联系上了，后来回了一趟家。现在，她已经回去好几次了。她喜欢她的丈夫。不少人都是那样的，如果这女人是从非常穷的地方出来的。如果有严重问题的话，往往是她们被卖给了傻子，瘸子，或者老人。如果有那样的丈夫，她们当然不会幸福。那时就会有麻烦，但只要有足够的钱，那些女人也不会太难过。”
“通常她们都被带到离家很远的地方？”
“是的，有时那会是个问题——丈夫会住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而女人被看住，无法走脱。有些人不识字，没法写信回家，或者她们不知道该怎么回家。美国会有很多这样的事儿么？”
“不，”我说。“美国不会有很多这样的事儿。我从不知道谁被买卖。”
“现在的中国，这种事儿也不普遍了。在1980年代比较普遍，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现在已经不多了，但在偏远的地区，我听说那还是个问题。”
每年，在美国文学课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读独立宣言，在课本里。中国的出版者把宣言包括在内，因为其中有点革命意识，那总是合适的主题，对中国学生来说。他们从来不会把美国宪法，或者人权法案放进去。
我布置了那一章，然后我让学生们写他们自己的宣言，从某个限制他们的东西中独立出去。几乎所有的男孩都宣称要从学校独立出去，虽然有一些回应不同。马克思，人如其名，宣称要从金钱独立出去。
我们是金钱的奴隶，我们所有人。但我们都清楚知道，金钱只是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们想要所有的东西都不受金钱控制，包括食物，衣服，车子，所有一切。我们不想跟钱作战，只因为至少钱给了我们一些便利。但它的危害远远大过好处。我们必须摆脱金钱。金钱是我们社会的暴君。我们必须把它扔掉。
没有一个女孩写到钱，也很少有人宣称要从学校独立。许多人都想要从其父母那儿独立出去——她们写到母亲如何读她们的日记，阻止她们自由选择朋友，尤其是男朋友。有不少女孩宣称要彻底从男人那儿独立出去。一个学生写道：
法律和上帝给了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他们给了我们自由去逃避恐惧，给了我们自由去逃避索求，给了我们言论的自由，爱情的自由，等等。然而，我的男朋友却几乎摧毁了我言行的自由，爱情的自由。
他这人充满了控制欲。他跟我都是思想开放的。他可以跟任何人说话。他可以跟他的“小妹妹”玩。他可以跟她们笑个没完。我不知道在他身边有多少个“小妹妹”。但他讨厌我这么做。在我们恋爱前，我有许多的朋友。我喜欢跟他们聊天，出去玩，跟他们开玩笑，等等。在那时，我不知道精神痛苦是指什么。我像一只快乐的小鸟。现在，当他看见我跟男孩聊天，他就会敲我的头。更过分的是，他不尊重我的感受。我失去了我的朋友，我感到很孤独，性格都变了。有时，为了一点小事，我会大发脾气。我找不到原来的自己。我不能忍受他的粗鲁。所以我决定永远离开他。当他知道了我的想法，他威胁我。他说，“如果你离开我，就杀了你。”我的天，我该怎么办？
我依然相信法律和上帝给每个人平等的权利。现在我大声宣布，我必须独立！自由与独立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重要，包括爱情！
在我和安妮的电话交谈过了没多久，她写信来，说香港人对她的追求已冷却了。她对工作感到满意，现在，从前的一个同学从涪陵来到深圳，来试试她的运气。她们将住在一起，还有安妮的姐姐。
安妮总是担心她的姐姐，她的倾向是不停换工作。最近一次亚当与她交谈时，她形容了她姐姐目前的工作，听起来多少有点像金字塔组织，老鼠会。这种骗局在深圳很普遍，在中国其它地方也是，而安妮的姐姐找到的位置，自然在金字塔的底部了。亚当跟我都尽可能有技巧地建议安妮去说服她姐姐找另一个工作——金字塔在中国四处崩溃，而政府近来也在镇压它们。安妮在她的信里给了我一个更新信息。
我姐姐的情况现在好些了。坦率说，她的能力比我强。她所缺乏的是运气。虽然这些日子以来她挣的钱很少，她却成功交了不少朋友，获得了经验。我们觉得，无论她将来做什么工作，那些都是有益的。但我的父母，尤其我的母亲不那么想。他们越来越担心她，因为她已经二十五岁了，却既无稳定工作，也没有一个男朋友。这是很滑稽的事——当他们知道我有男朋友的时候，他们很不高兴，甚至发火了。我在他们眼里还是个小女孩——三四年的差异就这么大！
我把你所有的信读了许多遍；能和一个年长博识的男人交流真有很大的乐趣。我的父亲或许是一个博识的男人，但我在他面前，更情愿是个受宠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