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行人满街，擦肩接踵，有警时必然人人注目，无法逃脱。夜间人们安睡，逃叛的大可乘夜深人静时活动。尤其是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各官难以立即知道。努尔哈赤下令设立云板、铜锣、大鼓三种警报器，凡是有敌人入侵，军情紧急时，击云板。城内有叛变、逃亡的人，敲铜锣。有报喜、大捷等事情时，击大鼓。三种警报器都设在汗的大衙门和八和硕贝勒的衙门［17］。
努尔哈赤虽然实行了各种政策和措施，却没能使辽民完全安定下来。尤其是他所采取的某些民族压迫政策，更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许多汉族农民不肯归田生产，流荡在社会上。在后金军进入辽沈的第三个年头的时候，许多田中的谷物都没有人去收割。努尔哈赤不得不命令方吉纳等官员率领耀州、牛庄、海州的女真人到娘娘宫一带去收获“叛民”的谷物。命令石副将、主守备官等率领盖州、耀州、海州三城的汉人到复州各个村庄去收获麦子，摘棉花［18］。
农民不耕田，不收获，社会上的谷物越来越少，百姓没有吃的。女真、汉人、蒙古合住食谷的户也难于糊口了。努尔哈赤不得不采取限制政策，凡是汉人富有的家庭不许擅自出售粮食，把多余的谷物一律送到官府衙门，给少许的钱作为报酬。如若不肯送来或私自出卖，一经发现，就把家中所有的谷物全部没收，并将本人处以死刑［19］。
严禁汉人富户私自售粮，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后金社会上的粮食困难问题，因为要想生产粮食，必须先安定民心，要想安定民心，又必须积极鼓励生产。因此，努尔哈赤要解决如何安定民心和得到粮食两个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
鉴于后金社会上的严重情况，努尔哈赤基本上采取强制政策。以复州的情况为例，天启三年，有男子一万一千多人，他们的谷物却颗粒无存，人们把麦子做成炒面，等待时机，准备逃叛［20］。行踪不定的乞食流浪者，大批地流动在社会上，既无助于农业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这些人的出现，原因故然很多，但在相当程度上是努尔哈赤的屠杀，压迫汉人的政策所造成的，而且努尔哈赤除了继续下令追捕以外，没有其他解脱的办法。为了一箭双雕，既使乞食的流浪者没有容身之地，又使富户拿出多余的粮食来，努尔哈赤又采取穷求民财，逼民走上绝路的政策。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努尔哈赤实行清查政策，以汉族家中存放各物的多少，作为忠于新汗，还是心怀二意，准备逃跑的标准。就是说，凡是穷得家无存财，囤无存粮的人，都是不安心耕田，准备逃叛或作为“奸细”的证据。同年正月初五日，努尔哈赤派出手下的大臣，按照牛录分户量谷。在英格、赫彻木、穆奇（今辽宁省新宾县境的木其公社）、马尔顿（今新宾县上夹公社马尔墩村）、扎库木（今抚顺县西部扎库木河一带）等抚顺路东部五地，查汉人五牛录的汉户是否有谷物时规定，按照女真的升，每口人平均有六、七升谷物的，算作有谷的户，仍然令他们居住原地。一口人平均有五升谷物，另有家畜折价计算，足六、七升谷的，算作有谷的户，否则，列为无谷的户。抚顺以东各路的汉人是编入牛录的，他们单独居住，没有与女真军户合住，有谷无谷的标准较高。抚顺路及其以西的汉户，与女真军户合住，有谷无谷的标准稍低一些。平均每口人有五升谷物的，便列入有谷的户。平均每口有四升、三升谷物的，又另有牛、驴的，也列入有谷的户。若是仅有三、四升谷物，而没有牛、驴或谷物更少的，都算作无谷的户。
经过量谷普查，后金奴隶主贵族集团，既摸清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存谷情况，又暂时解决了一些缺少谷物户的困难。但造成的社会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对于那些划入没有谷物的户，努尔哈赤完全采取了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政策。他命令盖州以西，威宁营以东的各路大臣，凡是有谷物的户都给予田土、房宅，使其安心居住和生产。凡是无谷物的户，一律收捕起来，将各户的男子列名上报，都贬斥为包衣阿哈（即booi
aha，汉译“家奴”之意）［21］。这种穷民之财，逼迫汉民为阿哈的作法，进一步激化了辽东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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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文老档·太祖》卷22，卷52，卷49；卷20。
［2］《满文老档·太祖》卷66。
［3］《满文老档·太祖》卷55。
［4］《满文老档·太祖》卷61。
［5］［6］《满文老档·太祖》卷54；卷48。
［7］［8］［9］《满文老档·太祖》卷42；卷61；卷39。
［10］［11］《满文老档·太祖》卷56；卷59。
［12］［13］《满文老档·太祖，卷48，卷49。
［14］［15］［16］《满文老档·太祖》卷23，卷52；卷54。
［17］《满文老档·太祖》卷65，卷56。
［18］《满文老档·太祖》卷65；卷56。
［19］《满文老档·太祖》卷52；卷47。
［20］《满文老档·太祖》卷56。
［21］《满文老档·太祖》卷60；卷61。
社会危机的加深
三、社会危机的加深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八旗兵和女真军户拥入辽沈地区，被汉族人民如汪洋大海似的包围起来。这时，在人口、兵力以及阶级力量对比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大的汉族人民如火如荼的抗金斗争，对于努尔哈赤的兵力和统治能力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只靠后金原有的兵力和统治力量是难以应付出现的新问题的，因此，努尔哈赤在攻下辽阳以后，首先进行扩军。决定招兵的办法是，汉人家有五丁的抽三丁，有三丁的抽二丁。七月，在“计丁授田”的基础上，又正式规定招收汉丁入伍的办法，即没有急事时，凡是汉人每二十个丁抽调一人当兵，有急事时十个人中抽调一个人当兵。用大批的汉兵与少数的女真兵共同防守［1］城池。此外，征税、纳赋、查奸、告叛等，无不求助于汉民、汉官。因为女真官员不通汉语，人数有限，民情不熟，不求助于汉官、汉民就难于维护统治。
当时，刘兴祚，李永芳、佟养性、石廷柱、孙得功等大批的明朝中、下等的汉族官吏，先后归顺了努尔哈赤，成为后金奴隶主集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汉官在努尔哈赤的指挥下，在维护后金在辽沈地区的统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刘兴祚（又名爱塔），是辽南四卫中很有影响的汉官。在南四卫动荡时期，他坐镇金州、盖州和复州，因为南四卫的人都相信他的话，所以在一段时期，及时地征收谷物，有力地提供了八旗兵的作战粮饷［2］。他擒奸捉叛，无不奋力当先［3］，甚至令其管下的汉人送鸡、鹅、鸭等给努尔哈赤，极力巴结新汗。因此，颇受努尔哈赤的信任，从游击官晋升为参将［4］，后又提升为副将［5］。额驸李永芳、佟养性都是明朝的降将。初期，努尔哈赤对于这两个人十分器重，凡是有关于汉人的事，一般都委托给他们处理。他们不负新汗所望，起到了为新汗察民情，洞人心，明耳目［6］的作用，尽力为新汗效劳，加强了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集团对辽东汉民的统洽。大额驸李永芳曾多次统兵镇压复州、镇江人民的起义，杀死不肯归顺的汉人男子，抢掠他们的妻子、儿女，并大写劝降书［7］。有时还积极献策，每行事皆先向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请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萨尔浒大战中，后金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案，即一路出击，就是李永芳的主意［8］。在某些方面，李永芳所起的作用，是众贝勒所做不到的，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向明廷各个城镇派出侦探，让自己的女婿武长春打入北京，窥测消息，了解军情［9］，又策动广宁游击孙得功投降，结果广宁城未战而下。汉官李永芳等为后金创基立业建树了不朽的功绩，这也是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重用汉官方面颇有卓见的具体表现。
然而，努尔哈赤终究是奴隶主贵族阶级的代表人物，当他进入辽沈以后，在汉族人民和女真阿哈、诸申波澜壮阔的反抗浪潮冲击下，当人民的力量充分显示出来以后，尤其是当汉族人民的持久反抗所造成的生产停滞、流民充斥社会等诸种现象，使努尔哈赤不能平静。他怀疑实行“养育汉人”的民族政策是否合适。结果，四处派兵镇压汉民反抗。他告诫女真人不要与汉人结交朋友，不许进人汉人的家。他惊呼，复州汉人没有与女真人共存之心［10］，并叮嘱众大臣，不要轻信汉族人，哪怕原来投靠过来的汉人，也不例外［11］。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后金开始了对辽河东西汉族居民的大迁徙。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最初鉴于辽南沿海的汉人与明朝官员有密切的交往，混入了许多“奸细”，致使汉人反叛、逃亡相继不绝。为了隔断这种联系，他命令迁徙沿海居民到内地来。接着他又将河西的居民迁到河东，河东的居民迁到河西，使各处的居民互换居住地或迁入女真地区等。迁徙汉民成了后金奴隶主集团加强对汉族人民统治的一种手段。
迁移汉民是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夭命六年）七月开始的。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先派遣大贝勒代善和莽古尔泰、德格类、岳托等率领三千兵，收取从辽阳城算起七百二十里以外，包括旅顺、金州，直到近海的居民，共二十多万人［12］，向北迁移。同年十一月，又迁移凤凰城、镇江、汤山、镇东堡（今辽宁省凤城西北薛礼站）、镇夷堡等各村屯的居民到萨尔浒城，迁移清河城人到双山堡。新城（今沈阳市北新城子）人迁移到碱场、一堵墙堡。以孤山堡为界，界南的居民房屋一律焚毁。叆河堡人迁移到萨尔浒城。中固城、双山堡人迁移到青苔峪、岫岩城。天启二年二月，又迁移右屯卫人到复州、金州。义州人迁移到盖州。锦州人迁移到岫岩、青苔峪、析木城。广宁等四卫人迁居到沈阳、奉集堡、威宁营、蒲河等地。白土厂（今阜新县东南）、石河等地两万多居民迁移到广宁。魏家岭（今阜新市南“魏家岭）、双台二堡一万五千户迁到广宁。河西的其他居民迁往辽南四卫。娘娘宫的居民迁到海州、耀州、牛庄［13］一带。
从天启元年七月到天启三年六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辽地汉民的大迁徙来看，目的和社会后果都是清楚的。他从不相信汉民的思想出发，企图割断汉族人民旧有居民的乡土关系，使他们互不联属。这诚如努尔哈赤自己所说的，恐怕没有罪的人长期住下去也会生乱，才令他们迁徙［14］。被逼迁移的居民，除了少数人主动迁徙以外，多数人是不肯搬迁的。所以导致了较为严重的社会后果。夭启三年三月十四日，南方红旗岭的居民廖仁常，主动率领三百五十个男丁及其家属迁居，努尔哈赤十分高兴，授廖仁常为范河堡的守堡官，他所率领的三百五十丁，皆受到优惠的待遇，准许三年不纳贡赋［15］，而绝大多数不愿意迁徙的汉民，努尔哈赤就派大兵进行驱赶。在驱赶时，原有的房屋一律焚毁，男子不许携带财产，女子不许缠足，长途跋涉，造成老幼死于道路，尸抛荒野的悲惨景象。有的人家的牲畜、家产被掠夺一空，弄得家破人亡，或降为阿哈［16］。这个政策使广大的辽民背并离乡，倾家荡产，增加了汉族人民的不满和后金社会的动乱，加重了人民的贫困化。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移民政策引起的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是它打击了中小地主阶级和明朝中下级官吏，严重地侵犯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触动了辽河东西各个社会阶层。从天启元年大移民、大迁徙以后，辽民无论是贫是富都要迁移，富有的家庭多田土、多财产，既不易于搬动，也不愿意远徙，他们常常被列入被驱赶之户。一旦被赶，猪、马、牛等家产，一律归公。最富裕的户到了新的地方，也只是按照规定，十五口之家给两匹马、两头牛、两头驴。贫穷的户，十口之家，只给一头牛、一头驴。更贫的户，十个男丁仅给一匹马［17］。原有的耕地，按照牛录被重新均分，原有的地主失去了田园和不劳而获的生活，变为自食其力，耕作在田的农人了。从努尔哈赤迁移人口的地区来看，凡是辽河东西的居民几乎全部被牵动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最初在辽民中推行的“各守旧业”的政策，深深地触动了明朝在辽东的封建势力的根基。那些在后金刚刚进入辽沈的时候，按“各守旧业”的政策，庆幸保住田园的中小地主阶级和中、下级汉族官吏，还能在辽民的抗金波涛中，静坐两端，苟且偷生。如今，他们失掉了往昔的一切，变成了赤贫户。他们愤怒了，相继投入抗金的波涛中去。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