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童猛哥枯木儿是个有才干、有威望而又忠于明廷的大首领。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十一月，建州卫大首领阿哈出朝拜永乐帝以前，猛哥帖木儿已经在朝鲜镜城（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北道）一带居住二十多年。他率领部落成员抵抗北方兀狄哈（即窝集部人）的南扰，英勇地抗击了倭寇从海上的侵犯，立有战功。这时，他已经团结了女真各部，声望甚高。朝鲜边官也视猛哥帖木儿的部落为“东北面之藩篱”。因此，阿哈出来北京朝见的时候，在永乐帝面前荐举，并称赞猛哥帖木儿的为人，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取得了相当的信任。永乐帝在给猛哥枯木儿的敕谕中，称赞他为人“聪明，识达天道”，令他尽快来北京接受封赏［37］。
永乐二年正月，永乐帝急不可待地派遣使臣，即辽东东宁卫（今辽阳市老城）千户高时罗，奉旨协同朝鲜使臣诏谕猛哥恰木儿来京。三月，又派遣都司率领兵马，带着烧酒、马匹等物，赐给阿哈出及猛哥帖木儿［38］。
猛哥帖木儿向朝廷使臣表示诚心，决定亲自前赴北京朝贡。
永乐帝得知猛哥帖木儿对朝廷很恭顺，十分高兴，一方面下旨谕，让猛哥帖木儿亲自来朝，将封授给他官职、赐给赏物。同时，允许他仍然在原地管理军民，打围或者放牧，随意生活。属下的头领也可以一同来京，接受封赐。若是下属的众首领不能从来，可以开列他们的名字，朝廷一并封赏。从皇帝的重视程度来看，猛哥帖木儿对于团结女真人民，保卫明朝东北边疆，确实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明廷继阿哈出以后采取笼络女真首领的又一个重要措施。
猛哥帖木儿在同年九月初三日，从家里起程，前往京城朝拜永乐皇帝。到京后，倍受永乐帝和朝臣的礼遇。授予他建州卫都指挥使官职，赐给印信、金带等物品。随同来京的大小首领，包括阿哈出的长子释迦奴，亦授为指挥使，赐给金带。任命阿古车为毛怜卫（今吉林省嘎呀河以东地区）指挥使，赐给印信、银带等。猛哥帖木儿的妻子幞卓也同受款待，辞行时，皇帝赐给她衣服、金、银、绮帛［39］。从这以后，猛哥帖木儿便以都指挥使身份与阿哈出共同管理建州卫事。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先从此正式成为明帝的边臣。
猛哥帖木儿授封以后，积极守边，勤劳不殆，屡立功绩，不断被晋升。猛哥帖木儿的家庭是个大家族。父亲叫做挥厚（又称挥护），是个万户。待猛哥帖木儿掌事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改嫁给浑厚的异母弟包奇，又生同母弟于虚里、于沙哥。还有包奇原妻的儿子凡察、吾沙哥、时加波第等兄弟多人，成为女真人口众多，家族强盛的大部落［40］。由于家族势力大，又是世袭的大首领，归附的户数多达几百户，上千口人。猛哥帖木儿接受明廷封赏以后，地位和声誉更高了，小部落和零星的女真人、户，相继前来归附，势力大增。凡是有重大的事件，他可以召集各部首领多达五十余人前来议事［41］。约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前后，猛哥帖木儿与阿哈出分开了，自成一卫，就是建州左卫［42］。阿哈出仍然掌管建州卫（后称中卫），这时建州开始有二卫。
猛哥帖木儿以本部落的成员组成一支较强大的武装力量，分为左、中、右三军。他亲自统率中军，凡察统领左军，长子权豆（又名阿谷）统领右军［43］。这支武装是由部落中成年男子组成的，是具有全民性质的武装队伍。平时从事生产，有事集合参战。
猛哥帖木儿凭借这支力量，为明廷守边，听调从征。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猛哥帖木儿曾经率领部下赴京跟驾，侍卫皇帝［44］。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明廷因猛哥帖木儿忠顺守边，按时进贡，晋升他为都督金事，赐给冠带［45］。
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六月，辽东女真千户杨木答兀逃离职守，掠走开阳（今开原）军民一千多口。随同猛哥帖木儿母亲等五百多户，迁居阿木河地区［46］。
杨木答兀大肆掠夺开原人口，假传皇帝圣旨，宣德帝得知后震怒异常，下旨斥责杨木答兀违过天道，背叛朝廷，哄吓良善，罪不容诛。并谕令，若是他及时悔恶从善，朝廷将屈法申恩，特加宽宥。如果继续怙恶不悛，将尽数擒拿，解到京师，以正国法［47］。
从这以后，协助明廷追回杨木答兀所掠的人口，就成为猛哥帖木儿不容推脱的责任了。明廷一方面直接谕令猛哥帖木儿传令杨木答兀送还所掠去的人口，就是三岁的小儿也必须送还。同时，旨令朝鲜派遣官员前去催促。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明廷张向官带领随从人员到建州捕鹰回京，猛哥帖木儿、凡察等依遵朝廷命令，随同张向官送还杨木答兀所掠的人口一百三十多人，此举颇得朝廷的赞许。宣德帝以猛哥枯木儿忠于职守，行为可嘉，晋升他为右都督［48］。
猛哥帖木儿效忠于明廷，使明廷更加相信解决杨木答兀的问题必须依靠猛哥帖木儿。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十月，辽东都指挥裴俊受皇帝旨谕，率领官军一百五十二人，会同朝鲜陪同人员，共一百六十多人，前往阿木河，再次接收杨木答兀所掠的人口。十月十四日到达，屯兵于野。十五日拂晓，杨木答兀伙同古州女真（即所谓七姓野人）三百多人［49］，突然将官军团团围住。两军交锋，互有伤亡。猛哥帖木儿闻讯率领五百人前来增援。他一马当先，截住要路，大呼：送出杨木答兀方可解围。敌方不允，两军列队大战。凡察、阿谷也相继率众前来助战。杨木答兀败阵落荒而逃。猛哥帖木儿率军勇猛追杀。杨木答兀为追兵所逼，势穷力竭，弃马登山而逃。在战场上，凡察等八人负伤，保卫了明廷的使臣和官军。
四天以后，十月十九日，朝廷使臣正要同凡察、阿谷等到各部去领取被掠人口，杨木答兀等人又率领七姓女真八百多人，各披明甲，包围了猛哥帖木儿、凡察、阿谷、歹都等人的家和官军营寨，纵火焚烧房屋。阿谷等措手不及，栅门被攻破，栅墙倒坏，敌军冲入内庭，内外喊杀声震天，白刃相接。因为事前无备，众寡不敌，猛哥帖木儿和长子阿谷等多人战死。妇女、儿童和敕书、印信都被抢劫一空，只有凡察幸免于难。明使与官军乘着混乱的机会，奋力杀出［50］。猛哥帖木儿付出重大代价，为保护明朝使臣，维护国法，做出了应有贡献。
明宣德帝虽然宣布杨木答兀背叛朝廷，罪不容诛，但这时的朝廷还能够遵守祖训，不肯轻易出兵讨伐。明太祖曾训示说：“四方诸侯。皆限山隔海，僻在一偶，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其疆界，无故兴师，致伤人命。但胡戍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近，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51］。意思是说，只可练兵严防，万勿轻易远征，或穷兵黩武。因此，尽管凡察恳乞朝廷发兵，杨木答兀又屡次不肯听从旨令，而宣德帝也只下旨痛责，令他改恶从善而已。正统帝即位以后，更是从宽处置，晓谕杨木答兀：凡是先前所有的过失，都置之不问，并封其弟杨满皮为正千户［52］。这时，朝廷执法得宜，猛哥帖木儿等女真人忠于职守，上下关系和谐，边陲得以巩固。
努尔哈赤的五世祖董山是有大功也有大过的人物。他敢作敢为，轰轰烈烈地度过了暂短的一生。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等所属的核心部落遭到杨木答兀和七姓女真人残酷地屠杀和毁灭，部众骤然离散［53］。猛哥帖木儿的嫡系诸子被杀掠，余众无人统领，内部开始分争。其中部分人拥护阿谷的养子老胡赤，部分人跟随猛哥帖木儿的弟弟凡察。不久，凡察入京报告兄长被杀的情况。宣德帝以凡察曾经立有战功，便任命他为都督佥事，统领建州左卫部众［54］。
时过不久，猛哥帖木儿的幼子董山和阿谷的妻子，在毛怜卫指挥哈儿秃等的斡旋下，从掠夺的部落中赎取回来［55］。董山回卫以后，在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与叔父凡察移居至佟佳江（今浑江）、苏子河（今辽宁省新宾县西苏子河）近地定居［56］。这时董山虽然仅有二十岁，但在许多部众的支持下，同叔父凡察展开了争袭职位的明争暗斗。关键是争掌卫印和统管部众。董山没有归来以前，猛哥枯木儿的嫡系以阿谷养子老胡赤为代表的部众，反对凡察统领部落［57］。后来因为明廷对凡察赐授新印，晋职加级，令他统领部众，斗争稍微平息了一些。董山归来以后，争袭斗争又掀起了新的高潮。大部分部落成员心向董山，只有少数人拥护凡察［58］。叔侄之间争袭夺位，互不相让。董山手握旧印奏报朝廷，想以印为凭独掌卫事。朝廷倾向凡察，想叫凡察掌管卫事，以董山充副职，同理卫事，命把旧印上缴朝廷。旨令下达以后，凡察、董山都认为旧印是祖宗传下来的，不肯交回。明廷无可奈何，又决定保存旧印，由凡察掌卫事，把新印送还朝廷。结果叔侄关系更加紧张了，彼此视如仇敌［59］，都置朝廷的决定于不顾，致成骑虎难下之势［60］。事情既然如此，正统帝不得不采取更实际的步骤，即查询部落中的民心所向，以定取舍。辽东总兵官曹义得旨后，查知建州左卫部落大部分成员倾向董山。
于是，朝臣决议请旨：增设建州右卫［61］。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经皇帝批复，分建州左卫，增设建州右卫。任命凡察为都督同知，独掌右卫事。董山也为都督同知，独掌左卫事［62］。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建州三卫”。
董山对于明朝中央政府的态度前后不同，前期基本上继承父志，忠于朝廷。明廷对于建树丰功伟绩的猛哥帖木儿的后裔也给予足够的关怀和提拔。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十一月，董山回卫以后，第一次向明廷奏事，述说父、兄被害的情景，提出要迁入辽东居住。明廷同情和积极支持。敕令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说，若是董山等移徒辽东，你可以协助护送他的部落出境，并敕令董山承袭父职，任建州左卫指挥使［63］。后来，在分设左右卫的时候，董山被任为都督同知。董山独掌卫事以后，守职唯谨，经常率领部落成员进京朝贡［64］。本卫有事、小首领们升职等，都及时上奏。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二月，在董山的乞奏下，明廷因猛哥帖木儿生前是右都督，同意董山承袭父职，为建州左卫右都督［65］。第二年，董山便以左都督的名义入朝进贡了［66］。
董山是一个有智谋、有才干而又年轻的大首领，他二十岁与叔父争掌卫事，任指挥使，二十三岁升任都督佥事，二十五岁晋为都督同知，四十岁升任右都督，四十一岁以左都督名义入朝。他不断地晋职加级，声震女真各部，地位在各卫首领之上。董山在二十年中，使自己取得了这样显赫的地位，除了借他父亲猛哥帖木儿的声望以外，主要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
董山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争得了明廷允许，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在抚顺开设马市（地在抚顺城东三十里抚顺关）。抚顺马市的设立，缩短了建州与明朝通商的距离，加速了建州与中原地区货物的流通，加强了建州女真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过去在猛哥帖木儿时代，建州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只能到较远的开原或朝鲜会宁进行，如今在董山的努力下，开市于抚顺，更增强了建州女真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了建州的发展与进步。
董山初来佟佳江、苏子河一带的时候，部落一无所有，他本人也衣衫褴褛。定居以后，他积极向明廷朝贡，通过抚顺马市购买牛只耕种［67］，加强互市贸易。这个时期，朝贡互市的人员远远超过以往规定的百人左右，而是建州加上海西各部女真合起来，动辄上千的人前来，真是车水马龙，络绎于途。董山把朝贡和互市两项兼顾起来，使部落的经济活跃，生产很快地发展起来了［68］。特别是董山死前的最后五年，抚顺马市的开设起了加速作用。这是董山不可磨灭的功绩，它对十七世纪满族崛起有重大历史意义。后世史学家评论说：“非抚顺马市则建州不得发达”［69］。
正统年间，明朝朝政日益腐败，边官贪贿，引起董山等严重不满，屡次扰害边境，结果祸及自身。原因是正统末年，蒙古瓦刺（蒙古封建主）兴起，瓦刺四路大军威逼明朝京都。明朝统治者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海西女真重要的首领死亡殆尽。建州大首领李满住、董山等人都依附了也先，女真、蒙古东西呼应，大肆抄掠辽东，使辽边数年不得安宁［70］。也先之乱平息后，海西、建州等卫许多首领丧生，